解释明暗的奥秘，也向我解释他拥有的一幅伦勃朗版画原作中非常不合常规的线条的奥秘，他怀着深深的崇拜之情抚摸着这件作品。我从努耐斯先生家中走出来，兴奋激动不已，那些最伟大的艺术抱负使我脸颊发烧，心里洋溢着对艺术的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敬仰之情。我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厕所中，干了“这件事”。每天，“这件事”都变得更加美妙，一种心理的技巧使我能在越来越长的间隔期干“这件事”。现在，我不再声称这是最后一次了，相反我允许自己每星期天干“这件事”。一想到将会得到的乐趣，就冲淡了我那些色情的欲望，我在等待星期天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我越等待，“这件事”就越美妙，行为本身就夹杂着最舒服的眩晕。
  在学院，我依然是个平平常常的学生。大家都劝我父亲让我从事绘画。坚信我天才的努耐斯先生，比一切人都更主张这样，可父亲并不想决定什么。画家的职业使他害怕，然而他却尽一切力量使我受完艺术的教育，他给我买我需要的那些书、杂志和用具。
  他说：“等他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时，我们再决定吧。”
  我自己早就决定了！在此期间，我不是阅读，而是贪婪地吞食我父亲图书室中的那些书。两年内，它们就被榨干了。伏尔泰的《哲学词典》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而《直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却让我觉得还不如我本人能写的东西。我偏爱阅读我毫不理解的康德的著作，这让我心中充满骄傲和满足。我喜欢迷失在他各种论证的迷宫中，这些论证就像天国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写出如同康德著作一样重要和无用的哲学的人，只能是位天使！我阅读不理解的东西的顽强精神，必定是受到强烈的精神饥渴的驱使。正如某些机体性缺钙会导致儿童刮墙上的石灰和石膏来吃一样，我的精神也同样需要这种绝对命令，我在一些年间一直反复思考这种绝对命令，可始终没能吞下它。然而，有一天，我终于吞下了它。门打开了，我明白了。我从康德走向令我激动的斯宾诺莎。此后，笛卡尔帮我建立了我后来那些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逻辑学基础。先前我是为了笑而读哲学的，现在我却是以哭结束读哲学的。一本小说或一出戏无法办到的事，在我读懂一个奇妙的同一律定义的那一天发生了，我目前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在读谁的著作。哪怕是在今天，在我对纯哲学几乎不再感兴趣时，一个思辨力的例子，不管它是属于谁的，仍然会使我双眼满含热泪。
  在学院，晚上七点至八点，一位教师安排了一些额外的哲学课。它们是选修课，可我马上就报了名。我们经历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春天，献给柏拉图的那些课围绕着一棵挂满常春碎的松树在露天进行。许多少女也来了。我不认识她们，但我感到她们很美。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位。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她也挑中了我。这种情况太明显了，我们并没商量，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们非常激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们狂奔到山坡高处，为着呆在开阔的郊外。我们一直跑着，来到两块麦田间的一条小路，这个少女朝我投来火热的目光，她不时笑着，仿佛在鼓励我。气喘吁吁的，不能讲话，我只好指着倒下的麦子中的一处类似壁龛的地方表示：
  “那儿！”
  她冲向那儿，伸直身子躺下来，我突然觉得她远比我想象的大。她满头金发，乳房非常美，轻轻触摸她的紧身短上衣，我感到这对乳房在我手下像受惊的鱼那样动着。我久久吻她的嘴。当她张开嘴时，我双唇紧贴在她的牙上，直到我都感到疼了。她患着很厉害的感冒，手里拿了块小手绢，不停地用它擦鼻子，可手绢太湿了！我没有手绢给她，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徒劳地抽着鼻子，但很快鼻涕就又出现在鼻孔边上。她感到害羞，转过头去，用裙子的下摆好鼻涕。我又冲上去拥抱她，向她表示我并不感到讨厌，再者这也确是实情，因为她的鼻涕，又稀又白，更像眼泪。此外，她连续不断地抽鼻子，也使我产生了她在哭泣的错觉。
  我对她说：“我不爱你，我不能爱任何一个女人。我将永远单独生活。”
  说这些话时，我感到这个女孩子的鼻涕弄得我脸额不好受。我又恢复了平静。同时，我拟定出我的计划，我以极为冷酷的态度盘算着它，以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冻结了。用这么少的时间，我怎么才能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与此相反，我的少女越来越感到局候不安了。显然，她的感冒使地产生自卑感。我亲切地用双臂抱着她，我脸颊上的干鼻涕使我刺痒难忍，为了感激它，我装出把我的头靠在她肩上抚爱她。当我们狂奔对，她已流了汗，于是我在她的腋下闻到一股很妙的气味，这种气味混合了天芥菜、母羊、炒咖啡豆的味道。
  一那你明天晚上不再来了，
  扶她起来，我向她保证：
  “明晚当然来，而且五年内都要来，仅不会再多一天。”
  我有我的五年计划。事实上，不算我在卡达凯斯度过的那些县天，她做了我五年的情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她一直对我抱着近似神秘主义的忠诚。我只在晚上的不同时刻见她。当我想独自呆着的时候，我就打发街头的一个小孩给她送个便条。为着我们的相会，她必须使用许多诡计，得到她那些由男孩陪伴的女友的协助。可这使我不高兴，我们设法几乎总是单独果在田野里。
  这五年的牧歌使我得以开发我的反常感情的所有资源。首先，我使她强烈地编要我，接着，我厚颜无耻地逐渐增加我全面的次数、增加我们谈话的内容、塔尔我敢说我做出了种种发明的谎言。每一天，我对她的影响都在扩入。这是一种有系统的、进行包围的、歼灭性的、致命的诱惑，当我感到它“恰到好处”时，我开始要求祭品了。她不是不停向我重复准备为我死吗？好吧，就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吧！
  有的读者可能把这种感情的成功也因于我那些后孩的品质，为了让他理解，我必须补充一句，五年间，我与这位少女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接吻、我抚摸她的乳房、我凝视她的眼睛，仅此而已。她的自卑感无疑来自我们那第一天相会和让她非常局促不安的感冒。她渴望在我面前恢复声誉，我越显得冷淡，她的热忱就越刺激她的爱、就越发使她那些不安的渴望变得崇高和不现实，这使她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中。
  自从有了这次经验以来，我觉得未满足的爱情是感情神话学中最引起幻觉的主题之一。在我看来，特利斯坦与伊索尔特就是未满足的爱情悲剧之一的人物原型，就像在交尾时吞食雄性配偶的螳螂一样，这种爱情在感情领域是凶残的食人肉者。
  我们两人都很清楚，那注定使我情人的爱情得不到满足的我的精神折磨大厦的拱顶石，就是我并不是她的这种感情；我自己明白她明白我不爱她，而她也明白我自己明白她明白我不爱她。我的孤独保持着完好的状态，之所以我仍然能保持如此美的生命状态，因为就是在这种美学的形式上实验我各种“感情活动的原则”。我确信，如我崇拜我的加露境卡·何地维瓦、我的杜丽塔那样，爱是另一回事，是对所有感情的彻底毁灭。与此相反，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情人把我当成目标，我能尝试以后对我大有益处的机智。爱情更在于接受箭而不是射出箭。正是在这位少女的肌肤上，我体验到了圣赛巴斯蒂安的敏感性，它可能潜伏在我自己的体内，我希望能像蛇蜕皮那样摆脱掉它。即使我现在有了一位有乳房和唾液的活生生的情人，她对我的爱使我昏昏然，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但明白了我不爱她，我就能怀着一种理想的、至高无上的、拉斐尔前派似的爱去崇拜我的杜丽塔、我的加露棋卡和别的何地维瓦了。那永远潜伏着的登上塔楼顶的愿望，从没有因如此人间、如此现实的她而出现过。激情越折磨她，她的脸色就越不好，我就越觉得她不配登上塔楼。我想她可能会断气的。当我们躺在草地上时，我有时就对她提起这件事：“你就当你死了那样做吧。”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停止了呼吸。她一动不动，有时这会拖得很久，使我相信她死去了，非常慌乱地拍打她的面颊。
  她越来越狂热地给我写信，我难得回复它们，如果我回信，那总是为了悄悄塞进一点毒液，让她中毒、变黄，像夏末的错一样。
  我到卡达凯斯一次度假期的最后几天，雨下个不停。我把上衣放在室外，近黄昏时，发觉它完全淋湿了。散步时，带在身边的情人的信全被水浸透，蓝墨水几乎都泡掉了。我回到皮朝特先生空荡荡的花园住宅，面对着一株我心爱的柏树，一年时间，它已长高了一米。我机械地把这些信团成球，我把它们捏得很紧，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模仿了柏树的球，这些球上面的裂缝跟头骨上的那些项骨一样。这一模仿太完美了，于是我决定用我的纸球替代柏树的两个果实。这么干过之后，我重新到海边散步，我在这儿呆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到天黑，浪花把我打湿了。我嘴唇上的海盐味，在我心中唤起了跟不朽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神话。回来的路上，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这时，我浑身颤抖着，把手放在心上，就像有人刚咬了我一口似的。我刚才差点儿撞在皮朝特先生的柏树上，两个白球在黑暗中像死人的两只眼睛一样发着微光。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她死了？”我一身冷汗，匆忙跑回住所，我发现她新来的一封信：“我胖了，大家认为我气色很好，可我只对你再见到我时会怎么想感兴趣。我无数次吻抱你。我永远念着你……”这个傻瓜！
  父亲心软了。我了解这一点，准备着中学会考后当一名画家。这还要三年光景，可大家已经在谈马德里美术学院，要是我能得奖，或许还能去罗马的美术学院。入校正规学习的念头以我的反叛开始，我想成为自由人，谁也无权干涉将出现在我头脑中的东西。我已设想出跟我的老师们的一场死战，我要干的事，应该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发生。
  当时唯一的目击者努耐斯先生，因为我而永无安宁了。每天，我都使他震惊，迫使他承认我有理。我处在发现技法的盛期。它们都有同样的源头：反教师之道而行之的意愿。
  有一天，我们在画一位留着漂亮的雪白卷毛胡子的老乞丐。努耐斯先生提醒我，我的素描用铅笔涂得过分了，效果不好，没有表现出胡须的细丝。我应当在一张新画纸上重画，要珍惜白色的效果，只用一只软铅笔轻轻在画纸上涂几下就行了。这位老师走了。我继续变本加厉地用铅笔把面部涂得越来越黑、越来越腻。我投入那么狂热的激情干这件事，结果所有同学都围在我身边了。我借助对比的作用，在预定的时刻，终于创造出这个模特儿的形象，然而我并不满意，继续加黑，使我的素描只不过是一堆结构松散的黑色斑块的组合体。第二天，努耐斯先生来指正时，他绝望地喊了起来：
  “你做的正好跟我告诉你的相反，看看这结果。”
  我连一秒钟的不安都没有，我回答我立刻就有解决的办法。我用墨涂抹掉我的素描。
  “你想弄个负片。”努耐斯先生说。
  “我只想做我所明白的。”
  “如果你认为能利用粉笔，那你就错了，它在墨上住不住。”
  他摇着头离开了。一劳永逸地，我拿出小刀来开始刮纸。最闪耀的白色开始出现在素描上。乞丐的胡子带着惊人的写实性从我素描的黑暗中显露出来。当我希望这些白色模糊些时，我就在要弄模糊的地方吐上点唾沫，再加上磨擦，于是我便得到了一些浅灰色的擦痕。掸掉纸沫，我完美地模仿出了这名乞丐胡子的如丝细毛氏我的作品完成了，我让斜射的光线照着这幅素描。
  当努耐斯先生看到我的作品时，他首先一言不发地呆在那儿。他的困惑影响了他表示自己的赞赏之情，但是他抱住我，紧得使我喘不过气来，他对我重复着与马丁·维拉诺瓦相似的话：“看哪！这个达利可真了不起！”
  这次经验使我久久地思考光线的种种特性和再现光线的种种可能性。我的探索持续了整整一年，终于得出如下结论：只有精心地堆在画布上的色彩本身的起伏，才能对眼睛产生有效的作用。这正是我父母称之为“石器时代”的那个时期。例如，我利用石块来获得一种非常明亮的云彩。我把那些石块粘在画布上，随后给它们涂上所希望的颜色。我最为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