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献身于各种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为。我三十三岁了。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陶》中读到我关于“偏执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在严地进行。在等待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到来之际，我继续凭记忆画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画成诺埃依子爵夫人。这幅用铜版制作的画，搞起来很难。为了看清我画在光洁如镜的褐色铜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认出我作品的细节。因此我在鼻尖上贴上一块三厘米的方形白纸片来做画，这块白纸片的反光完美地显示出我的素描。
  六点整，有人按门铃。我收起铜版，给来访者打开门。雅克·拉康进来了，我们马上开始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在两个小时内，我们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雅克·拉康离开时，答应定期跟我接触，以便交换意见。
  他走后，我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尽力概括我们的谈话内容，更客观地估量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少数不同点。可有一点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这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令我不安。仿佛一种奇怪的微笑想掀开他的嘴唇，而他克制着不让自己显出惊奇来。他在致力于对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灵激动的想法让它富于生气）进行形态学研究吗？当我去洗手时（这个时刻正是人们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论什么问题的时刻），我解开了这个谜。不过这次是镜子给了我答案。在那两个小时内，我忘记除掉贴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纸片，以一种客观严肃的语调，极为认真地谈论着先验的问题，却毫没料到我鼻子的可笑样子！可有哪个犬儒主义的故弄玄虚者能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呢？
  我二十三岁了。居住在费格拉斯父母的住宅里，我正在我的画室中画一幅立体主义的大画。我弄丢了室内便袍的腰带，它在活动时总妨碍我。我随便找了根电线缠在腰间。可这根电线的一头有个小灯泡。管它哪！我懒得摘掉它，就把它当成腰带扣用。过了一会儿，妹妹通知我，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他们想见我，正在客厅里等着。我摆脱了对这件作品的不满，来到客厅。父母朝我沾满颜色的室内便抱不满地瞟了一眼，不过大家还没看到挂在我屁股上的灯泡。相互介绍后。我坐了下来，灯泡在安乐椅与我后部之间爆裂了，发出炸弹般的声响……
  就是这样，巧合热衷于让我生活里那些显微小的事情变得强烈而又令人难忘。而在别人身上，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不注意地就过去了。
  1928年，我在故乡费格拉斯做了一次讲演，市长和地方当局的官员们主持这次讲演会。一群不懂规矩的人拥在大厅里，我气冲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讲演到此结束。”我就这样讲完了结束语。我的声调是愤怒的，几乎是挑衅性的。大厅里的听众不懂我讲演的结尾，而我则不满他们笨得无法了解我的思路。可是，在我清楚地说出“结束”这个词时，市长当即倒毙在我脚下！
  那种激动的情绪真无法形容，因为这个人深率众望，为市民爱戴。那些幽默的报纸硬说，我讲演中大声讲出的种种十分荒谬的话杀害了他。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由于心绞痛的急剧发作造成的。
  1937年，我得在巴塞罗纳做一次关于“床头柜的现象学的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的讲演。就在那一天，爆发了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那些仍来听我讲演的听众中，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囚徒，这难是由于匆忙降下了临街的玻璃窗的铁帘子。在我讲话期间，能断续听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队伍的一阵阵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在巴塞罗纳举行的另一次讲演期间，有一名白胡子的医生，突然犯了疯病，从听众中站起来，想杀死我。人们费了好大劲……拚命制止他，把他从大厅里弄出去。
  1936年，在我们位于圣心教堂附近的贝克海尔街的房间里。加拉要在次日上午动手术，当晚得在诊所里安静地过夜。手术很难做，然而加拉毫不在意，下午我们用来制作两件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她好像一个孩子，制作出令人吃惊的不同物件的装配物后，再无意识地把它们破坏掉。后来，我才懂得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她那临近的手术的无意识暗示。卓越的生物学特性在其中体现得十分清楚：一些金属触角准备撕碎一些薄膜，一碗面粉减轻了那些乳房的冲撞，在教房处生出了一根公鸡的羽毛。我本人制作了一个“即将入睡的钟”：在一个豪华的底座上放置了一只大的棍状面包，在面包背上，排列整齐地嵌着一打装满塘鹅牌墨水的墨水瓶。每个墨水瓶上插着根色彩各异的羽毛笔。我为产生的效果欣喜若狂。
  黄昏时分，加拉的作品完成了，于是我们决定去诊所前把它给安德烈·布列东看看。我们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作品放进去，很不幸，刚一摇动，它就散开了。盛着一公斤面粉的碗倒了下来。我们看到自己浑身一片白。出租汽车司机不时回头张望我们，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同样多的惊异和怜悯。他在一家面包店前停住车，我们又买了一公斤新鲜面粉。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我们很晚才到诊所，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院子里，站在迎接我们的那些护士面前，样子显得很怪。我和加拉拍打着身子，一大片云雾状的面粉从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飘散开来。我把加拉留在诊所，很快回到家里，同时继续漫不经心地拍打着身上。我晚餐吃得很香，吃的是牡蛎和烤鸽子。喝过三杯咖啡后，我重又动手制作下午开始搞的作品。从离开它的那一刻起，我一直急于回到这极工作上来，我始终想着我的作品，这种不关心妻子手术的态度，令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到吃惊。但是，哪怕我尽力去做，我也感受不到一点点不安。
  就像被灵感控制的音乐家，我感到在自己心中翻腾着各种构想。我添上了六十个墨水瓶的形象，在它们上面，插着用水彩在小小的方纸片上画出的笔杆，用一条线把这些形象吊在我的面包下面。我出神地凝视着我的作品那极为实在而又荒谬的形状，随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我躺下来，陷入天使般的甜睡之中。五点钟，我醒了，这次就像个魔鬼一样。我生活中的最大苦恼把我钉在了床上，费了半天劲，我终于把令我憋闷的那些被子抛开了。我浑身都是悔恨的冷汗。天亮了。鸟儿疯狂地歌唱使我彻底醒了过来。
  加拉，加露来卡，加露演基尼达！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它们就像生孩子的抽搐一样灼热和痛苦。一旦止住了泪水，我就更新看到靠在卡达凯斯一棵橄榄树上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夏末在克鲁斯海呷的岩礁中弯腰拾一块光彩夺目的云母石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游得好远只能让我看到一张微笑的小小面孔的加拉的形象。由于重睹上述景象，我的泪水很快又涌了出来，这回它们流淌得更厉害了，好像感情的机制压紧我眼球的肌肉膜，要让泪水流尽似的。我的爱情的每一灿烂景象，都装在了回忆的青灰色酸柠檬中。
  我奔到诊所，怀着野性的痛苦，一把抓牢外科医生的大褂，使得他特殊地看待我。一周内，我时刻在哭泣，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都惊呆了。最后，在一个星期天，危险过去了。死亡恭顺地匆匆退去。加露来卡微笑了。我抓住她的手，紧贴在我的面颊上，充满柔情地想到：“在这之后，我或许会杀了你。”
  我去维也纳游历过三次，三次旅行在一点上十分相似。早晨，我去看塞尔南收藏品中的维米尔作品，下午，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看弗洛伊德，这理由就是每次都有人告诉我，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呆在乡间。我忧郁地忆起吃着巧克力馅饼，拜访古董商，在维也纳漫步的情景。晚上，我独自一人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想象中的长谈。只有一次，他屈尊陪我回到我住的萨切尔旅馆，被我房间的窗帘缠住，他同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夜晚。
  在我最后一次试图见到弗洛伊德几年后，我与几位朋友在桑斯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我吃着心爱的食品蜗牛时，从邻座的肩上看去，见到一份报纸的首页上登着这位大师的照片，我马上从这份报纸上弄到了一份宣告弗洛伊德来到巴黎的样本。他的颅骨就像一只蜗牛，只要用一根大头针就能从中挑出脑浆来。这一发现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他去世前一年为他画的肖像。
  拉斐尔的颅骨与弗洛伊德的完全不同，它像一块凸面的钻石，是八角形的，它的脑浆像石头上的纹理一样。列奥纳多的颅骨像个核桃，也就是说，它显得更真实。
  我终于在伦敦见到了弗洛伊德。斯蒂芬·茨维格和诗人爱德华·詹姆土陪伴着我。穿过这位老教授居住的大楼院子时，我看见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绑着一个红色橡胶热水袋，竟然有一只蜗牛在这个热水袋上移动！并不像我希望的，我们谈得很少，不过我们都贪婪地盯着对方看。弗洛伊德除了知道他所喜爱的我的绘画外，对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在他眼前显示出具有一种“渊博知识”的花花公子的派头。我后来了解到，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完全相反。离开他之前，我想送给他一本刊登我写的一篇论偏执狂文章的杂志。于是我打开这本杂志，翻到印有我的研究成果的那一页，请他答应读一下它，如果他有空的话。弗洛伊德继续凝视着我，根本没注意我给他看的东西。我向他解释，这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心血来潮无关，它涉及的是一篇论文，其中的那些抱负实际上是科学的。我用手指指在它上面，还向他重复了好几遍它的标题。面对着他毫不动摇的冷淡，我的声音越来越尖锐，含有坚决要求的意味。弗洛伊德继续观察着我，仿佛整个生命都投入捕捉我的心理现实的活动，这时他突然向斯蒂芬·获维格喊道：“我从没看到这样完美的西班牙人的典型，多狂热呵。
  达利自传第二章　子宫内的记忆
  第二章　子宫内的记忆
  我猜想我的读者完全记不得、或是只能极为模糊地记起他们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他们来到世上之前在母体内渡过的那个时期。然而我却能记得它，就如同这是发生在现在的事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打算以真正的开始时刻，以我自己在子宫内生活时留下的稀有而又清晰的记忆来开始这本书的原因。自世界文学史开始以来，这些回忆无疑将是此类作品的最初体现民
  这么做了，我确信会在读者的记忆中引发相似回忆的出现，会或多或少在他们的心灵中确定大量感情的位置、确定大量难以说出和无法限定的印象的位置、确定大量灵与肉状况的景象的位置，他们将把这些情况与诞生前生活的回忆中的某种预感混合起来。我不可能就这个主题给奥图·兰克博士那本轰动的著作《诞生之创伤》提供过多的建议，该书将以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向读者指明情况。我本人对子宫内这个时期的回忆，十分清晰并富于细节，它只不过证实了兰克博士的论点，当这种论点与“失去的天堂”的这一时期发生联系时。
  事实上，如果你们问我感到的是什么，我会立即回答你们：那是神、是天堂。”可这个天堂是什么样的呢？请别有丝毫担心，那些细节都留存着。请允许我以简短的综述开始：子宫内的天堂有着地狱火焰的色彩，红、橙黄、黄、淡蓝。它是柔软的、静止的、热的、对称的、双重的、粘糊糊的。在这时，全部快乐、全部美景尽收眼帘。我看到的最辉煌景象就是两个荷包蛋，但它们却没有盘子。无疑，由此产生出在我一生其他时刻，面对这令人迷惑的形象时，所感到的烦恼和激动。我出生前看到的没有盘子的荷包蛋，是壮观的、闪着磷光的，它们那略带蓝味的蛋白被一层层分开了。这两个蛋靠近我后又离去了，它们从左移到右，从上移到下，又从下移到上。如同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