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城语录》曰：“王安石荐李定时，陈襄弹之，未行。已擢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词头，辞职，罢之。次直吕大临，再封还之。最后付苏子容，又封还之。更奏，复下，至于七八。子容与大临俱落职奉朝请，名誉赫然。此乃祖宗德泽。百余年养成风俗，与齐太史见杀三人，而执笔如初者何异？”
  ○部刺史汉武帝遗刺史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倍公向私，旁谄牟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削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倚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又令岁终得乘传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本自秦时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言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盖罢侯置守之初而已设此制矣。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轩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刘昭之论，以为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衅。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合二者之言观之，则州牧之设，中材仅循资自全，强者至专权裂土。然后知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监察御史巡按地方，为得古人之意矣。又其善者在于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若夫倚势作威，受赇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称职耳，不以守令之贪残而废郡县，岂以巡方之浊乱而停脚史乎？至于秩止七品，与汉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金华应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总乎外者也，又有监以临之，盖方伯权重则易专，大夫位卑则不敢肆。此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之微意也，何病其轻重不相准乎？夫不达前人立法之意，而轻议而邑志载之。变更，未有不召乱而生事者。吾于成、哀之际，见汉治之无具矣。”
  唐自太宗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亲自临决，牧守已下以贤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已后频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抚。至玄宗天宝五载正月，命礼部尚书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风俗及黜陟官吏，此则巡按之名所由始也。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诏曰：“言念苍生，心必遍于天下；自古良牧，福犹润于京师。所以历选列城，聿求连率；岂徒刺察，将委辑宁。朝散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关内宣论赈给使上柱国卢绚等，任寄已深，声实兼茂。咸贯通于理道，益纯固于公心。或华发不衰，或白圭无玷。可以轨仪郡国，康济黎元。间岁已来，数州失稔，颇致流冗，能勿轸怀？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诚须矫过，必在任贤。庶蠲疾苦之源，以协大中之义。若令行一道，利乃万人。朕所设官，以俟能者。”
  于文定《笔麝》曰：“元时风宪之制，在内诸司有不法者，监察御史劾之；在外诸司有不法者，行台御史劾之，即今在内道长、在外按台之法也。惟所谓行台御史者，竟属行台，岁以八月出巡，四月还治，乃长官差遣，非由朝命，其体轻矣。本朝御史总属内台，奉命出按，一岁而更，与汉遣刺史法同，唐宋以来皆不及也。”
  《金史？宗雄传》：“自熙宗时，遣使廉问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
  ○六条之外不察汉时，部刺史之职不过以六条察郡国而已，不当与守令事。故朱博为冀州刺史，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鲍宣为豫州牧，以听讼所察过诏条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翟方进传》言：“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始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谕按治江西监察御史花纶等，自今惟官吏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逮问，其细事毋得苛求。”
  ○隋以后刺史秦置御史以监诸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下，为刺史持节都督。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旧刺史之职，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汉之刺史犹今之巡按御史，魏晋以下之刺史犹今之总督，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谏知制诰杨亿疏言：“昔自秦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十三郡，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曾未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权宜之制耳，岂可为经久之训哉。臣欲乞诸州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俸禄，分下、中、上、紧、望、雄之等级，品秩之制率如旧章，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更践，省去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舆地之图而区处。昔太平兴国初，诏废支郡，出于一时。十国为连，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寻。至若号令之行，风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州以及县，县及乡里，自上而下，由近及远，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废也明矣。臣欲乞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运之统临，名分有伦，官业自举。又睹唐制，内外官奉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阁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奉钱并减其半，自余别给一切权停。今郡官于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内其二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奉，著于策书。窃见今之结发登朝，陈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后百官奉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其稍入，可责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员，理当减于旧费。”观此，则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余弊矣。
  ○知县知县者，非县令，而使之知县中这事。杜氏《通典》所谓“检校、试摄、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为武功尉，作诗曰：“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唐人亦谓之“知印”，其名始于贞元已后。其初尚带一“权”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谅权知华阴县令制》曰：“华阴令卒，非选补时。调租勉农，政不可缺。前镇国军判官大理评事裴克谅，久佐本府，颇有勤绩。属邑利病，尔必周知。宜假铜墨，试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议正名。”是权知者，不正之名也。至于普设知县，则起自宋初。《本朝事实》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优诨之言，多以令长为笑。”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宋史》言：“宋初，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建隆四年，诏选朝士，分治剧邑。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知魏，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宰县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阙官，县令选尤猥下，多为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调，乃诏吏部选幕职官为知县。自此以后，遂罢令而设知县，沿其名至今。”
  《云麓漫钞》曰：“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县，差选人曰令，与唐异矣。”宋时结衔，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县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县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今则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县知县，文复而义舛矣。
  北齐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五代选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来，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琐者，有此二败。以今准古，得无同之。
  ○知州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姑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当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徒管空诚，受词诉而已。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昔日节度之害尽去。而四方万里之远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会夕报，伸缩缓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别设知州以代其权。后则罢刺史而专用知州，以权设之名为经常之任矣。
  《新唐书》：“元和初，李吉甫为相。病方镇强恣，为帝从容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则风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为刺史。”宋祖之以京官临制州县，盖赵公开其端矣。
  ○知府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尝为开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是权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则直命之为知府，非也。
  ○守令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则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