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今日之繁矣。”
  ○都令史《通典》：“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浪，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谓都令史者，犹为二百石之秩，而间用士流为之。然南齐陆慧晓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人语慧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故当日之为吏部者，多克举用人之职。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悄，渐为卑冗，不参官品。至于今世，则品弥卑，权弥重，八柄诏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旧唐书》：“许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有令史缑直，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笔，子儒但高枕而臣，语缑直云‘平配’。由是补授失序，传为口实。”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缑直为当官，以平配为著令也。
  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开诚布公，以任大臣；疏节阔目，以理庶事，则文法省而径窦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巳。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国与役处，吁，其可惧乎！”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
  唐郑余庆为相，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往请，必得。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宪宗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久之，复拜尚书左仆射。韦处厚为相，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贿。处厚恶之，谓曰：“此是半装滑涣矣。”乃以事逐之。夫身为大臣，而有甘临之忧，系Т之疾，则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贤多矣。
  谢肇氵制曰：“从来仁宦法罔之密，无如今日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
  又曰：“国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不许苏松、浙江人为之，以其地多赋税，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堂司官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者矣。”
  ○法制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ウ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毛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有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颦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
  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务更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果有违枉，从御史、按察司纠劾。令出，天下便之。
  ○省官光武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鄣塞破坏，亭燧绝灭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国及官僚，屡见于史。而总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今也文书日以繁，狱讼日以多，而为之上者主于裁省，则天下之事必将丛脞而不胜，不胜之极必复增官，而事不可为矣。
  晋荀勖之论，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
  ○选补汉宣帝时，盗贼并起，徵张敞，拜胶东相。请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台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是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软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择其人之材，而以探筹投钩为选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于自害。于是烦剧之区遂为官人之陷阱，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汉时之吏多通经术，故张弊得而举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则吾又不识用之何从也。于慎行《笔麝》言：“太宰富平孙公丕扬，患中人请托，难于从违，大选外官，立为掣签之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翕然称诵，而不知其非体也。古人见除吏条格，却而不视，以为一吏足矣。奈何衡鉴之地，自处于一吏之职，而无所秉成，亦已陋矣。至于人才长短，各有所宜；资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简，各有所合；道里远近，各有所准。乃一付之于签，是掩镜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从古以来，不闻此法。”
  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此昔年旧例。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今之选人，动涉数千里，风士不谙，语音不晓，而赴任宁家之费复不可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铨政之弊，岂必如此而后为至公邪？夫人主苟能开诚布公，则自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无不可信之人。而铨选之外有不必在京师者。唐贞观元年，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至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是东都一掌选也。黔中、岭南、闽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士人补授。上元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强明清正官充南选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诏专委南选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岭南、闽中各一掌选也。《李岘传》曰：“代宗即位，征岘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江淮选补使。”又曰：“罢相为吏中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于洪州。”《刘滋传》曰：“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选也。宋神宗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令转运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选。是亦参用唐人之法。今之议者必曰：如此，多请托之门，而启受赇之径。岂唐人尽清廉，而今人皆贪浊邪？夫子之告仲弓曰：“举尔所知。”今之取士，礼部以糊名取之，是举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签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及乎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则吏治堕，吏治堕则百姓畔，百姓畔则干戈兴。于是乎军前除吏，而并其所为尺寸之法亦不能守。岂若廓然大公，使人举其所知，而明试以功，责其成效于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令，宜诏五品已上各举一人。”有明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廉洁正明达事体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举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更加详察而擢用。夫欲救今时之敝，必如此而后贤才可得，政理可兴也。自南北互选之后，赴任之人动数千里，举债方得到官。而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昔唐之季世，尝暂一行之于岭南矣。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伏以海峤择吏，与江淮不同。若非谙熟土风，即难搜求人瘼。且岭中往日之弊是南选，今时之弊是北资。臣当管二十二州，惟韶、广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选授，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臣到任四年，备知情状。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拟，且委本道求才。若摄官廉慎有闻，依前许观察使奏正。事堪经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此固昔人以为敝法而改弦者矣。处台衡者，其可不用读书人哉。
  掣签之法未行，选司犹得意为注阙，虽多有为人择地，亦尚能为地择人。自新法既行，并以听之不可知之数，而敏剧之区，有累任不得贤令，相继褫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为尝试。昔唐皎为吏部侍郎，当引入铨，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言亲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陇右。史书以为讥笑。以此用人，岂能致太平之理哉！《实录》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蕲之广济，请终养。诏改麟为蕲州府知府，俾就养其母。圣主之兴，坦怀待物，其所以劝群臣者至矣。
  万历末，常熟顾大韶作《竹签传》，其文仿《毛颍传》为之。谓签对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选，下而乡会议取士，台皆用臣，臣乃得殿其材。”此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晓人，可谓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厌纽，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廑廑施之选人乎？
  唐时所谓铨者，有留有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宋白曰：“长名榜定留放，留者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