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那个完美的圆（的概念），完美的圆的定义产生了清晰确定的圆的概念。事实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观念，因为没有两朵花是相同的。同样也没有两个人或两种文化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知识仅仅限于罗列未经解释的事实，我们的结论将是所有的事物都各不相同，不存在普遍的相似之处。智者派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搜集其他文化的一些事实，然后论证说，有关正义和善的所有观念都是相对的。但是苏格拉底不愿接受这个结论。在他看来，人们之间事实上的差异——例如他们的身高、体力和智力的差异——并没有抹杀他们都是人这个同样确定的事实。他通过定义的过程，透过具体的人显而易见的实际差异，发现了是什么东西使每个人尽管有这些差异，却仍然是一个人。他的清晰的人的概念为他对人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牢靠的基础。与此相似，虽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存在着实际的法律和道德规则上的差异，苏格拉底认为，法律、正义和善的概念依然可以像人的概念一样被严格地定义。面对我们周围变异的事实，苏格拉底并不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样性的事实一定会导向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反地，他相信，只要我们运用分析和定义的方法，这些事实就能够产生出清晰而确定的概念。
  于是苏格拉底相信，在事实世界的后面，在事物之中，存在着一个我们可以发现的秩序。这使得他在哲学中引入了一种考察宇宙万物的方法，即对事物的一种目的论的概念——它认为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功能或目标，都朝向善。例如，说一个人有一个可定义的本质，也就是说有某种行为是适合于他或她的本质的。如果人是理性的存在者，那么理性地行动就是适合于他的本质的行为。这差不多也就等于说人们应该理性地行动。通过发现每个事物的本性，苏格拉底相信他也可以在事物中发现可理解的秩序。从这个观点看，事物不仅有它自己特殊的本质和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在所有事物的整体安排中还有某种另外的目的。宇宙中存在着许多种事物，这不是由于偶然的混合，而是每个事物都各尽其职，所有的事物共同构成了有序的宇宙。很明显，苏格拉底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的知识，一个层次是基于对事实的观察（inspection），另一个层次则是基于对事实的解释（interpretation）。换言之，一个是基于特殊的事物，一个是基于一般的或普遍的概念。
  在话语中总是使用诸如美、直线、三角形、人等普遍概念，这个事实表明它们的使用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实在的基础。重要的是，这些普遍的概念是否是指某种像特殊的世界那样存在着的实在？如果约翰这个词是指存在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一个人，那么人这个概念是否也指存在于某处的实在？苏格拉底是否处理了这个普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这得看我们认为是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是理念论的创立者。柏拉图确确实实教导说，这些概念化的理念是最实在的存在者，它们独立于我们看到的特殊事物而存在，特殊事物只是分有了这些理念。亚里士多德则拒斥主张理念单独存在的理论，他论证说，某种意义上普遍的形式只存在于我们经验到的实际事物之中。他也表明；苏格拉底并没有把这些理念和事物〃分离开来〃。即使苏格拉底不是见于柏拉图对话中的理念论的创立者，隐藏于可见世界背后的可理解秩序观念，却依然是由他创建的。
  第三部分　7。苏格拉底的道德思想
  对苏格拉底而言，知识和德性是同一个东西。如果德性与〃使灵魂尽可能地善〃有关，那么我们首先就有必要知道什么使灵魂善。因此善和知识密切相关。但是苏格拉底对于道德所说的不只于此。他实际上将善与知识等同起来，他说，认识善就是行善，知识就是德性。通过将知识和德性等同起来，苏格拉底也就认为恶行或恶乃是缺乏知识。正如知识就是德性，恶行也就是无知。这个推理的结论使苏格拉底确信没有人会作恶无度或者明知故犯地行恶。他说，做错事总是不自觉的，是无知的结果。
  把德性与知识、恶行与无知分别划上等号，这似乎有悖于我们关于人的最基本的经验。常识告诉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使我们知道一个行为错了，我们还是会拼命去做，因此我们是故意而自愿地做错事的。苏格拉底承认我们会做坏事。但是他不认为人们是明知故犯。苏格拉底说，当人们做坏事时，他们总是以为这些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事。
  当苏格拉底把德性和知识等同起来时，他头脑中考虑的德性概念有着特殊的含义。对他而言，德性意味着履行一个人的功能。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一个人的功能就是理性地行事。同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为其灵魂追求幸福或好的生活。这一内在的好的生活，〃使灵魂尽可能地善〃，只有通过某种合适的行为方式才能达到。因为我们有着对幸福的渴求，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行动有所选择，希望它们能带来幸福。哪种行动或者什么行为可以带来幸福？苏格拉底认识到，有些行动表面上带来了幸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常常选择那些本身很成问题的行动，却以为它们可以带来幸福。小偷或许知道偷窃本身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依然行窃，希望以此获得幸福。与之类似，我们追求权力、肉体愉悦和财富，以为它们是成功和幸福的标志，却混淆了幸福的真正基础。
  不管怎么说，把恶行和无知等同其实并不是那么违背常识的，因为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是对一个行动产生幸福的能力的无知，而不是对行动自身的无知。这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无知，即不知道怎么办才可以〃使灵魂尽可能地善〃。因此过错就是对某些行为不确切的估计造成的后果。这种不确切的预期以为某些事物或愉悦能带来幸福。因而，过错之所以是无知的产物，就是因为人们在做错事的时候指望它会产生其产生不了的结果。无知即在于看不到某些行为并不能产生幸福。要有对人类本性的真知识，才能知道什么才是幸福所必需的。还要有对事物和行为类型的真知识，才能知道它们是否能实现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知识能够区分：什么东西表面看上去能带来幸福，什么东西确实能带来幸福。
  所以，说恶行是无知，是不自愿的，就是说没有人会故意选择损害、破坏或者毁灭自己的人性。甚至当我们选择痛苦时，我们也是希望这种痛苦能够带来德性，实现我们人的本性——这个本性追求着它自己的好的生活。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则依赖于它们是否与真的人性相和谐，而这是一个真知的问题。此外，因为苏格拉底相信人性的基本结构是恒常的，所以他相信有德性的行为也是恒常的。这就是他得以克服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基础。苏格拉底为道德哲学所设定的方向，是道德哲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一直遵循的。他的思想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神学家们的修正，但它依然是理智和道德方面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导性传统。
  第三部分　8。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
  苏格拉底确信我们最该关心的就是照料我们的灵魂，所以他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审视他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雅典人的生活和思想上。当雅典在伯里克利统治下是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主社会时，苏格拉底可以履行他作为一只〃牛虻〃的使命而没有招致严重的反对。他不留情面地在人们无序的行为之下追寻稳定恒常的道德秩序。这一追寻要么令人愤怒，要么令人愉快，这也为他带来从事于悖论的智者这个名声。更糟糕的是，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太没有拘束，对于那些雅典人认为不容置疑的敏感问题也进行追问。然而，在雅典经济和军事上还强大的时候，苏格拉底还是可以随其所好去进行追问而不受惩罚。但是，随着雅典的社会大势走向危机和挫折，苏格拉底就再也不能免于受到追究了。他在上层社会的年轻人中发展辩证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对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行为的刨根问底的技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是直到雅典与斯巴达交战期间，他的行为才终于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
  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其中之一是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叛国行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阿尔西比亚德斯的确去了斯巴达并在对雅典的作战中为斯巴达人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这就难免让许多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行为负责。此外，苏格拉底发现自己与五百人会议分歧严重，他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有8位军事指挥官被指控在亚吉努撒群岛附近的一次海战中玩忽职守。雅典军队虽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损失了25艘战舰和4000名士兵。8位卷入这场损失惨重的战役的将领被要求受审判。但是，五百人会议不是一个一个地确定每一位将军的罪责，而是被命令一次性投票表决这8个人全体是否有罪。起先会议抵制这一动议，认为它违反了正常的法律程序。但是当检举人威胁说除了将军们还要起诉会议成员时，就只有苏格拉底还坚持原来的意见，其他会议成员都屈服了。将军们后来被认定有罪，其中已经被监禁起来的6人被立即执行了死刑。这些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06年。在公元前404年，随着雅典的衰落，苏格拉底再一次发现他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在斯巴达胜利者的压力下，雅典成立了一个30人团为雅典的新政府起草法律。但是这个30人团很快蜕变成一个横暴的寡头统治集团，他们专断地迫害以前拥护伯里克利民主秩序的人，为自己聚敛财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寡头集团就被暴力推翻了，雅典重新建立起了民主秩序。但是很不幸，被推翻的寡头集团里有一些人是苏格拉底的好友，尤其是克里提亚斯和查米德斯。这是他又一次因株连而获罪，如同在先前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案件中他因为是叛徒的老师而被判入狱一样。到这个时候，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愤怒已经发展到对他的不信任。大概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受审，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他被指控的罪名是：〃（1）对于城邦所崇拜的神不虔敬，而是引入新的陌生的宗教惯例；（2）更有甚者，腐蚀青年。指控者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听到对他的指控后本来可以选择自愿流放。但是他依然留在雅典，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庭的陪审团由大约500人组成。柏拉图的《申辩篇》记载了苏格拉底为自己的辩护，这是对他理智能力的光辉证明。它有力地揭露了原告们的动机和他们指控根据的不充分。他强调自己对雅典的毕生忠诚，他提到了他的军旅生涯和在审判将领们的事件中对法律程序的维护。他的辩护是强有力论证的典范，完全建立在引用事实和要求讲理的基础上。当他被判有罪时，他还有机会提议给自己定什么刑。苏格拉底不但坚信自己无罪，而且坚信他这样的生活和教导对雅典是有价值的，他提议雅典人应该让他得到应得的奖赏。苏格拉底把他自己和〃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赛马、赛车夺冠的人〃作了比较，他说，〃这样的人只是让你们表面上快乐，而我是令你们真正地快乐。〃因此他说，他的奖赏应该是〃由城邦出钱在名人院里奉养他〃，这个礼遇是只有声名显赫的雅典人、将军、奥林匹克冠军和其他杰出人士才能荣享的。陪审团在他的傲慢面前颜面扫地，最后判处他死刑。
  最后，他的朋友们试图提供机会让他越狱逃跑，但是苏格拉底坚决不从。正如他拒绝在陪审团面前提及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来打动他们一样，现在他也没有为他的学生克里托的恳求所动，克里托曾说，他不想自己也得想想他的孩子们。他如何能够收回他曾经教导别人的东西，抛弃自己对真理永远忠贞不渝的信念？苏格拉底相信，逃跑就是违抗并损害雅典和雅典的法制，那将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法律对他的审判和死刑并无责任；有责任的是那些误入歧途的原告们，是阿尼图斯和美勒托，是他们犯了错误。因此，他服从法庭对他的判决，以此证明他对法制的尊重。
  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中描绘了苏格拉底喝下毒药后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摸了一下自己，说等药力抵达心脏，他就完了。他已经开始变冷……说出了最后的话，'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