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1　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红四师指挥部。
  红四师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是不知何故，红四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情况十分紧急！
  黄克诚当机立断，对师长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
  “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撤！”张宗逊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了！”黄克诚不无焦虑，“我们会被敌人吃掉的！”
  张宗逊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执意反对说：“我们必须等待上级下达了命令，才能撤退！”
  黄克诚心里有些急，既然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情又异常紧急，稍有迟疑，便会酿成终身之恨，导致全师覆灭的命运。于是，他对张宗逊说到：“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
  红军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因而张宗逊最后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带领红四师撤离阻击阵地，匆匆追赶主力去了。黄克诚的预见绝非危言耸听。
  红三十四师因为种种原因，撤离较迟，结果陷入敌人重围，全师覆灭。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空前，八万多红军经此一役，仅剩下不到三万人。
  黄克诚率领的红四师，仅红十团就伤亡四百多人，两任团长阵亡，营以下干部伤亡大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
  国民党桂系军队不断派部队截击，由于桂军多系本地老兵，熟悉地形，因而红军很难对付。
  红四师奉命进军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红四师完成作战任务后，又一次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而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两河口西进。
  但是，张宗逊师长再次坚持等待上级命令，不许部队撤离。黄克诚再次行使政委职权，让张宗逊指挥部队脱离了险境。
  不久，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
  这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山高林密，重峦叠蟑，地形十分复杂。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手拉手，就得走半天”。从这句民间顺口溜，可见这一带地形多么复杂。
  为此，黄克诚所率红四师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黄克诚通知各团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十一团与师部仅隔一条山沟，双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十一团政委王平以为不用着急赶路，起床便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拐来拐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师部等不及，便先行一步，十一团赶紧追赶，这时敌人追上来了，王平急忙命令大家跑步上山，迅速摆脱了敌人。
  一个月落星稀之夜，山风阵阵，红四师赶到一个苗族村寨。连日作战、行军，大家精疲力尽，急需休息。
  黄克成作了简短的布置之后，爬上了一座小木楼，倒头就睡着了。
  苗族人居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的，房顶用树皮覆盖着，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才住人。房于都互相连接，从山脚一直盖到山顶。
  子夜时分，黄克诚住的小木楼突然起火了，火光和呼喊声，将黄克诚惊醒。
  黄克诚起床一看，屋里浓烟滚滚，直呛人的鼻眼，小木楼已经被大火包围了，什么也看不清。
  他也来不及去摸桌子上的眼镜，赶紧摸索着下了楼。
  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走出小木楼，抬眼望去，只见烈焰冲天，满天通红，风助火势，噼啪作响，大火很快蔓及整个村寨，哪里来得及去救？
  黄克诚眼睁睁看着几百家木屋，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红四师赔了老百姓几千块大洋。
  黄克诚十分懊悔，没有来得及拿眼镜。
  第二天，他见到十一团政委王平还着急他说：“糟糕，糟糕，没有眼镜可怎么办！”
  1934　年12　月中旬。贵州黎平。
  红三军团召开了师、团两级干部会议。
  彭德怀军团长向大家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2　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黄克诚听了，分外高兴。自湘江惨败以来，李德、博古的威望急骤下降，相反，毛泽东的地位正在上升，广大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能够重新出来指挥红军。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意见有人听了，并且还用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可是个很好的信号啊。
  12　月底，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派红四师进攻瓮安城。瓮安，是乌江的门户，贵州军阀王家烈重点防守的县城。城里有以“强悍善战”著称的黔军第五、六两团（代号鸡团、鸭团）防守。
  12　月31　日清晨，大雾弥漫。
  黄克诚、张宗逊派遣红十团向瓮安城发起突袭。
  仅用一个小时，瓮安城内“鸡鸣鸭跑”，鸡团、鸭团弃城而逃。
  红四师顺利进驻瓮安县城。
  第二天就是1935　年元旦了，黄克诚心里盘算着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元旦。一个时期以来，部队一直辗转作战，很少有时间休息，抽空打个吨也就相当不错了，趁这次过元旦，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
  盘算归盘算，到哪里去弄好吃的东西呢？
  黄克诚打发人在城里四处找寻，不长时间人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到。
  黄克诚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这个政委没当好，连改善一下伙食，这点最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真有些对不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战士们。
  就这样，部队在高兴欢快的气氛里，过了个窘迫之年。
  黄克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而且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部队虽然没有吃好，但是不久便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又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只见毛泽东又黑又瘦，黑发及肩，衣着破旧，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毛泽东又可以重新带领红军打仗了，这是一个令黄克诚兴奋不己的消息，一个他盼望很久的消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曾经向彭德怀提议，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如今，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黄克诚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的曙光，长期以来内心的紧张与忧虑终于松弛下来。
  但是，黄克诚有些不满足，更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避而不谈政治路线？为什么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在黄克诚头脑中缠绕了很久。直到半年多以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先行北上，这个心头之结才解开。
  1980　年，年近八十高龄，饱经磨难的黄克诚，拖着久病之躯，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谈论起这件事：
  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
  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了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更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完全团结一致。通往土城的山间小路。
  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艰难行进的红军笼罩在灰濛濛的雾气里。
  黄克诚自苗区木楼上眼镜被烧以后，一直没戴眼镜，碰上这种鬼天气，眼前模糊一片，磕磕绊绊行军，吃尽苦头。不过，他无心考虑这些，只觉得身上担子好重，因为师长张宗逊身负重伤，他一人挑起了红四师军政两副重担。而且，这次红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干部战士们身心消耗很大。按说，黔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79、380　页。
  军是支杂牌军，装备差，士兵一手持大枪，一手持烟枪，人称“双枪将”，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紧紧咬住红军不放，迫使红四师边打边走。而且，他们凭借爬山本领高的特点，一打就跑，然后又跟在红军后面移动，使得红四师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集中全力，以备不测。
  1　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前来“围剿”的川军遭遇，遭到优势敌军的顽强抵抗。
  红四师奉命开赴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迎敌。
  这时，红四师祸不单行，不仅师长张宗逊负伤就医，而且黄克诚也有病在身。他只得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打仗。土城是黔西北大道要冲，又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敌人集中九个团的精锐之师，向中央红军发动猛攻。
  战斗十分激烈，形势危急。
  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督战，并且将后备军——干部团也调往前沿阵地迎敌，才使红军稍微松口气。
  激战中，红四师连日行军打仗，个个疲惫不堪，恰逢朱德总司令前来督战，目睹此景，不免恼火，向躺在担架上的黄克诚发了一通脾气。
  黄克诚明白，土城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红军伤亡较大，总司令心里很不好受，看到四师这副样子，自然有些恼火。若在平日，总司令对待部下一向宽爱有加，决不会发火。土城一役，红军没有一味与敌僵持。毛泽东正确分析敌情后，立即率领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西渡赤水，红四师仍然肩负掩护任务。红军大部队刚开始渡河，敌人就逼上来了。黄克诚立即命令红十一团进行阻击，掩护大部队渡河。
  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经过三天三夜行军，到达扎西地区，进行休整待机。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将红四师编为三个团，师领导同志下到团里任职，于是黄克诚下派到第十团担任政委，团长是张宗逊。
  2　月19　日，整编后的红三军团会同兄弟部队及军委纵队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东急进，准备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按照军团部署，黄克诚、张宗逊统一指挥红十团、十一团，作为军团右翼，向娄山关疾进。
  娄山关。
  连绵起伏的娄山山脉。
  正前方的娄山关，异峰突起，怪石奇岩。大小尖山与中间的深涧，好似两扇大门，紧锁住娄山关的通道。
  一条公路蜿蜒盘旋而上，消失在雾锁云封处。
  娄山关驻有黔军一个旅，据险而守。
  2　月25　日，太阳懒洋洋爬上山坡，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的战斗打响了。
  黄克诚率领红十团、十一团迂回桥板，断敌后路，阻敌增援，配合主攻部队围攻娄山关之敌。
  翌日，红三军团一鼓作气攻占了娄山关口。
  黔军急忙派出六个团的兵力，向关口发起连续冲锋，企图夺回关口。
  在这紧急关头，彭德怀一方面增派部队迎敌，一方面命令红十团向敌侧后发起攻击。
  黄克诚、张宗逊率红十团突破敌人左翼阵地，将守敌击溃，尾敌穷追五十里之多。
  进攻娄山关的敌人闻讯，乱了阵脚，一路溃败下去。红军乘胜追击，再度占领遵义城。
  2　月28　日，残阳如血。
  遵义城外老鸦山。炮火纷飞，弹坑累累，尸横遍地。山上树木光秃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