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也决不可能对此超然处置，因为他毕竟也是社会
  的人。塘沽碱厂和南京铵厂都已解放了，他守着空空洞洞的永利驻上海办事
  处，解放以后南北两厂信息杳然。在那个圈子里，不少人由于各种不同的目
  的已经走了。侯德榜该怎么办呢？
  侯德榜为祖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大
  义凛然地进行过斗争，即使历尽千辛万苦，他都在所不辞，乐而为之的。今
  天他面临的却是一场中华民族的内战，他当然坚决反对跑到国外去流浪。他
  盼望中国强盛起来，国家的科学、工业得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他渴求有
  一个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好让他从事工业建设。几十年的经验和战局使他对
  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希望。多少年来，关于共产党，国民党一直进行着反动宣
  传，他对这种宣传一向是抱着超然态度的。但是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他又一
  无所知。
  他深深感到自己对于国内政治问题的知识实在太少，致使此时陷入迷途
  羔羊的境地。正在他无所适从的时候，永利驻印度塔塔公司的技师来电，催
  他尽早去印度指导碱厂生产。临行前，他一再告诫永利总部的人，要把沽、
  宁二厂的真实情况随时相告。
  在印度他一面紧张地工作，同时急切地等待国内的来电。一天，他接到
  来自上海的信件，信中告诉侯德榜，自他走后社会上流传侯德榜逃往国外的
  谣言。侯德榜一生从事科技工作，几十年来学习和工作，养就了勤奋、刻苦、
  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管对自己还是别人，不允许在工作中马马虎
  虎，消极从事，特别不能容忍欺骗、撒谎、造谣等卑劣行径。这次他听到关
  于言他所未言、言他所未想的谣言，感到震惊和愤怒，这种谣言对他来说简
  直是极大的诬蔑，侯德榜意识到这是有人要用谣言来堵绝他返回祖国的道
  路，真是一场卑劣的政治迫害。
  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侯德榜，使他认识到，在这时代的大变动中，想超
  然于政治不是现实的，你不想介入政治，但政治也不让你超然。这谣言不是
  最好的证明吗？他猛然醒悟到，以前他对国民党破坏共产党声誉的种种谣
  言，采取漠然态度是错误的。
  紧接着，侯德榜收到了上海解放的电报，又收到塘沽解放时，解放军入
  厂保护、秋毫无犯，碱厂已于2月11日开工生产的电报。铵厂解放时完好无
  损……报平安的消息频频传来，使侯德傍忐忑不安的心情释然了。
  5月下旬，他收到塘沽佟翕然厂长的电报，告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
  亲临塘沽碱厂视察，刘少奇对永利事业非常关心，表示愿意帮助永利度过目
  前的困难，希望永利和国家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刘少奇恳
  切地说：“愿与侯德榜会晤，共商国家化工大计。”还说：“范旭东先生之
  作风，令人备极仰佩，侯德榜先生也十分令人敬重。国家有大事情和他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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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请他做，请侯先生赶快回国来。”
  这份电报使侯德榜久久不能平静，没想到共产党对永利、范先生和他评
  价这样高。侯德榜着急了，归心似箭，真想赶快回国亲眼看看永利事业的近
  况，真切地了解一下共产党对工商界的态度。所以，当他结束了印度塔塔公
  司的公务后，带领永利的技师急速离开印度。因当时大陆尚未完全解放，侯
  德榜只能绕道返国，他在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在仁川拒绝了南朝
  鲜有关方面的挽留，历时近50天，于1949年7月终于平安地回到祖国的怀
  抱。
  当侯德榜一踏上天津码头时，就受到天津党政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到达
  北京时聂荣臻亲赴车站迎接。9月，侯德榜代表科技界人士参加了在北京召
  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过去的60年，他一直埋
  头科技工作，对政治很少涉足，这回是他首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和各界代表
  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共商缔造新中国的大事。
  会议期间，侯德榜学习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领会到共产党
  对各党派人士平等、团结的态度；亲历了共产党人在处理各种分歧意见时，
  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互相谦让、互相尊重、民主协商的作风……这些使侯德榜
  深信：共产党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富强，是为人民服务
  的。
  侯德榜认识到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学者有他自己的祖国。他从前几年
  到印度塔塔公司指导生产所获得酬款中，支出10万美元买下两处房舍，分别
  捐赠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会和中国化学会；另将一笔外汇存入中国银行，分
  赠给中国化学会和天津中苏友协，要求他们不动本金而只用利息购买国外科
  技文献。
  开国大典后，侯德榜应邀与十几位专家前往东北参观，并指导东北化学
  工业的复建工作。他们所到之处，备受地方党政领导的热情接待，人们为他
  们的参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种真诚的同志间的互敬互助，一心为着建设
  新中国而奋进的精神和工人们高涨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染着侯德榜，坚定
  了他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和信心。
  参观大连化学厂后，在总结会上，侯德榜说：“对于现在已为我们所有
  的工业，不但要搞，而且还要改进。只有工业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基础。
  现在这里的铵厂，图纸残缺，机器破损，水泥建筑都露出了钢筋，但我们一
  定要修复它，而且远远超过日本人经营时的最高产量。我一定向永利董事会
  建议，向职工同仁反映，相信他们会同意把永利历年来的心得和专利特权，
  一点一滴都拿出来，贡献给国家，把我们的国营工业树立起来！”
  通过这篇短的发言，可以看出，才回国四五个月的侯德榜，开始从为之
  奋斗了几十年的永利圈子中解放出来，开始把永利利益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
  考虑了。
  1950年党和政府为了使侯德榜的才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重工业部化工局顾问，这是对侯德榜极
  大的信任。
  7月，侯德榜收到南京铵厂的电报，得知国家已送去永利铵厂急需要的
  焦炭。这种雪里送炭的情意，深深触动了这位花甲老人。他手持电文，心潮
  澎湃，热泪泉涌，百感交集。旧社会，永利受尽帝国主义技术、经济、市场
  上的欺压，国民党政府又屡次要鲸吞永利，范旭东先生就是在他们的欺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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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愤致死的。自从回来以来，侯德榜亲历解放前濒临破产的永利事业，得到
  人民政府在原料供给、产品销售、资金周转等方面的照顾和帮助，逐渐恢复
  了元气。
  这一幕幕的往事，在他脑际复映、萦回。侯德榜深切感到今后永利的事
  业，只有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走社会主义的道
  路，才是利国、利民，有利于永利的道路。侯德榜这一想法在征得董事会的
  同意后，毅然向国家提出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公私合营的申请书。
  侯德榜杰作之一的“侯氏制碱法”，1943年虽在四川已有小规模的实验
  结果，由于当时日寇侵占印度支那各国，入川的海口被堵塞，“侯氏制碱法”
  的生产试验和建设工作被迫停止。抗战胜利后，永利职工忙于对沽、宁两厂
  的接收和恢复工作，国民党政府则正准备发动内战，根本不关心这项具有世
  界水平的科研工作。“侯氏制碱法”就这样在档案柜里沉睡了6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得到政府支持，在大连化学厂建立了“侯氏制碱
  法”的生产试验车间，实验进行很顺利。当准备继续深入研究时，主管部门
  的苏联专家提出了氯化铵不适于施肥的意见，试验工作被迫陷于停顿。
  为了搞清氯化铵肥效和市场问题，侯德榜开始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国
  外早已开始用氯化铵作为肥料，使他更奇怪的是：在我国一面说农民不习惯
  使用氯化铵，怕将来氯化铵没有销路而取消了“侯氏制碱法”的生产试验，
  另一方面则因为农民的需要，而从日本进口大量的氯化铵，从而促进了日本
  氯化铵生产的发展。这些问题使侯德榜感到迷惑。他深深感到，一些人在思
  考某些科学问题或决定某项政策时，往往用一种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主观主义
  的思想方法来代替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个别人则是采取
  了人云亦云、明哲保身的态度，所以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武断地作出
  了错误的决定。
  侯德榜认为，如果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问题，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和
  科学事业怎么能取得迅速的发展呢？他打算把有关“侯氏制碱法”在技术上
  的先进性、在工业上实现的可行性、氯化铵肥效试验和实际使用情况，向党
  组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用以澄清对氯化铵的不正确看法，明确要求恢复并加
  速日产10吨的“侯氏制碱法”试验，准备在大生产上应用。当时有人劝他要
  谨慎，认为这是按照外国专家的意见由主管部门作出的决定，很不容易得到
  纠正，弄不好可能会引起想象不到的麻烦。
  对此，侯德榜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第一，我是一个科学家。坚持
  科学真理，这是科学家的基本信念；第二，我目前虽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但我正申请入党，我应该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的真理，这是一个党员的基本信念，我写报告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坚持真理。”
  侯德榜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经讨论，支持侯德榜把大连的试验搞
  下去。侯德榜对试验重新进行布置，并选派人才充实试验研究力量，使试验
  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各种试验。为了使“侯氏制碱法”
  早日投产，1957年化工部设计院派人负责进行大型“侯氏制碱法”生产车间
  的设计工作，并组成工程技术队伍，立即开始工作。
  工程正迅速进展的时候，我国遇到了特大自然灾害、外援突然撤消和由
  于“大跃进”而引起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不少
  基建工程被迫下马。这时，化工部领导告诉侯德榜，国家再困难也要支持把
  “侯氏制碱法”大车间搞上去，希望他安心干。年逾花甲的侯德榜听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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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久久不能平静。
  1958年底，化工部领导考虑到侯德榜常年操劳，疾病缠身，安排他到青
  岛休养。可他为了把一生制碱的心得留给后世，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巨著《制
  碱工学》，于国庆10周年前夕在北京出版。这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他把将近2万元的稿酬全部交了党费。
  1961年4月，一座年产8万吨的“侯氏制碱法”生产车间投入试生产。
  在3年试生产期间，侯德榜先后十几次赴大连现场指导工作。每次去大连总
  是先用极少的时间听取工作汇报，随后就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再召集有
  关人员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定出近期工作的目标，下次去就按这些要
  求检查工作进度与效果，一丝不苟。
  通过3年的试生产，“侯氏制碱法”大生产车间已达到设备运转正常，
  生产操作稳定的要求，两种产品均达到日产240吨的水平。1964年2月，国
  家科委主持鉴定，认为“侯氏制碱法”工艺合理，原料利用充分，节省能耗，
  可推广使用。这项发明从产生到鉴定，历时21年，虽然慢了些，73岁的侯
  德榜总算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看到了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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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鞠躬尽瘁
  1956年，侯德榜出任化工部副部长。身任领导职务后，他仍不忘科学研
  究，每年大半时间四处奔波，做现场调查。在掌握科学知识方面，他追踪化
  工科学的前沿。年逾古稀时，他还在像学生似的广寻新知。化工界许多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