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阿玲本来就对男女之事没有多少欲望，做了几年桑拿小姐，对男人看得多了，她便愈加觉得所有男人都不过是一具尚有热气的躯体而已，实在没有什么可令人激动的地方。她不辞辛苦不惧疲劳地同男人纠缠，全都是为了他们袋里的钞票，或者是为了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如果让她每日躺在一个男人的身边，还要作出卿卿我我的姿态，装出高兴满足的样子，她觉得那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痛苦。
  不过，为了那诱人的利益，这点困难她很快就克服了。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挑选之后，最后把一位常来内地做生意的香港老板抓在了手里。香港人姓梁，四十余岁，个子不高，虽是生意人看上去却也憨厚纯朴。梁老板过去也是打工出身，内地改革开放初期他拿着自己仅有的十几万港币过来投资，竟也慢慢积累了一两千万的身价。这点钱在香港的老板阶层实在还算不上富有，但对阿玲来说也足够她拔几年毛的了。
  阿玲看中梁老板，还因为这梁老板有其他几项令阿玲满意的条件。其一，梁老板人很忠厚，第一次与阿玲上床之前便郑重其事地向她宣布，说他不会丢弃香港的老婆孩子不管，因此永远也不可能正式娶阿玲为妻。阿玲嘴上说这辈子除他不嫁，一天未成为他明媒正娶的老婆便死不瞑目，其实心里期望的正是梁老板的这种态度。其二，梁老板虽值壮年，但先天不足加上后天亏损，早已阳气衰竭，对阿玲的要求不多，偶尔来一次也多是草草收场，倒是阿玲常常装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缠着梁老板撒娇发嗲，搞得梁老板总觉得多对不起她似的，因此对她也便格外地关怀体贴。
  梁老板早几年已在本城买了一套房子，阿玲一定要梁老板把产权转到她的名下。梁老板心一横，便把房子“卖”给了阿玲——当然是分文不取，只是为了拿着卖房的文书回家向老婆交差，说公司急于用钱便把房子卖掉了，免得哪天老婆过来打扫房间时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可没过多久，梁老板又通过朋友帮忙把那房子“买”了回去，也是分文未付，只给阿玲留下了一张假房产证。这事阿玲便一直都不知道了。
  阿玲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房产，着实兴奋了几天。她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家里，下岗在家的父亲比她更兴奋，拿着阿玲的信在亲朋好友中传阅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忍不住对富贵生活的无限向往而提着一篮子地瓜到女儿这边享清福来了。到这边一看，他又发现了一件比女儿拥有一套价值数十万元的房产更值得骄傲的事；女儿竟找了一个和蔼可亲的香港富豪作“老公”！这回不用阿玲操劳，她父亲加班加点写了好几封长信，把阿玲的辉煌成绩特别是找了香港“老公”的事认认真真地向亲朋好友作了汇报。当然，由于要汇报的重要事项太多，梁老板在香港已有妻室的事在信中就省略不提了。
  阿玲的父亲住下来便不走了。每日帮助阿玲收拾收拾房间，然后便是买菜做饭，看电视，遛大街等日常活动，却也充实而潇洒。梁老板来时，他要么与梁老板边聊天边下几盘象棋，要么把外甥女阿芳也叫过来，四个人围起来搓几圈麻将，生活得有滋有味的。阿玲的父亲也是读过几天书的文化人，只是年久不用许多知识都淡忘了。他明明记得唐朝有个大诗人写过几句诗，说什么生男。。。。。。不如生女，可是怎么也记不起原话来了。他觉得人家那个大诗人真是了不起，一千多年前便把今天的事全都预料到了。
  阿芳就住在旁边的那座楼，可是她现在也不是时时都能过来，她也有了自己的“老公”。他的“老公”是阿玲帮她找的，是阿玲在桑拿浴认识的一个客人。阿玲与梁老板好上时，知道自己很快就不能与表姐住在一起了，便赶紧为阿芳物色“老公”的人选，然后又为他们牵线搭桥，又苦口婆心地劝说阿芳找个“老公”如何如何划算，最后总算把这事促成了。
  阿玲为阿芳找的这位“老公”也是个香港人，但不是老板，是个货柜车司机，经常开车来往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他在同伴中的绰号叫“肥仔”。其实他并非真的很肥，只是由于他虎背熊腰，租胳膊粗腿，加之身高不足，看起来便给人以肥胖的假象。
  这几年，从老板到打工仔的许多香港人都喜欢来内地寻女朋友，一旦找到个如意的便长相厮守，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图一夜风流。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各种疫病的威胁使人们越来越不敢与陌生人接触。所以，找个固定的女伴相处，虽花费不菲，但许多香港人仍乐意为之。何况，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也会产生一些卿卿我我的柔情蜜意，给他们的二人世界蒙上一层家庭似的温馨与情趣。这种精神上的享受是无法在风月场上用金钱买到的。
  并且肥仔也确实很喜欢阿芳，觉得她的性格和身材都与自己十分般配。他暂时还买不起房子，便给阿芳租了一套房子居住，地点便按照阿芳的要求选在了阿玲住处的附近。与梁老板一个星期来阿玲这里住上一两日不同，肥仔几乎每天都从本城路过，最多时也隔不过三日，有时白天来，有时夜里到，但又不能久留，常常呆上一两个时辰便匆匆赶路去了。
  肥仔的精力超常地旺盛，每次过来都要与阿芳亲热上一番，如果时间充裕，连续来上几次的时候也不少见。他过来时如果碰巧阿芳在家还好，若是阿芳正在班上，他会千方百计把阿芳哄回家来，阿芳不答应回来他决不会把电话放下。不然的话，他也有时直接跑到桑拿浴去，在按摩房里与阿芳鹊桥相会。有时赶上阿芳“上钟”他又没时间等下去时，则干脆找个别的小姐代替阿芳算了。
  阿芳自从找了肥仔作“老公”后，体型变得越来越苗条，身子变得越来越娇嫩了，一次在为一个肥壮的客人做按摩时，由于过于吃力险些当场虚脱。阿芳开始时还能忍受，觉得肥仔赚钱那么辛苦却每月还为她开支数千元，她为他吃点苦也是应该的，或许以后习惯了也就好了。但时间一长还是产生了动摇。
  阿芳同表妹商议，想断绝同肥仔的来往。阿玲说如果你不喜欢他，再换一个也未尝不可。不过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你们两个的命已缠在一起，不是想断就能断的，一定要先找人算一算，看你们是否缘分已尽，断得断不得，要断又怎样个断法。原来阿玲跟随梁老板以来，耳儒目染，把梁老板笃信神灵相术的把戏全都学了过来，甚至比梁老板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阿玲为阿芳请了个算命先生。说人家是算命先生有些不大恭敬，因为人家的名片上写了许多了不起的头衔，其中一项是《易经》研究会的会员，显然是个大学问家。不过，阿芳搞不清《易经》是怎么回事，她觉得称算命先生好懂一些。
  算命先生问了阿芳几个问题，让她报了她自己和肥仔的生辰八字，然后竟然说出了肥仔的相貌特征和脾气禀性，说得八九不离十！他根本没见过肥仔，可是却知道肥仔有些偏胖，但其实也不是特别胖，你说奇也不奇？更让阿芳惊异的是，算命先生还知道肥仔的胸前有一颗黑痣，她阿芳的胸前也有一颗黑痣。阿芳对自己胸前是否有颗黑痣一时记不太清，她平时没有注意过，此时也不便扒下衣服来查看；但肥仔胸前的黑痣她记得十分清楚，确有无疑，而且还不止一颗，大大小小的一片呢！她不得不对人家算命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起来。
  算命先生说肥仔与阿劳天生有缘，“缘”远流长。他说肥仔天相乃大福大贵之人，今日虽为一芥草民，将来必有飞黄腾达之日。他的福分不仅是他自己的，也会给他的亲友带来洪福大运。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道理。
  阿芳对算命先生神神道道的话不能全都听懂，但有一点她是听明白了，那就是肥仔是个有福之人，并且会给她阿芳带来难以估量的福分和运气。阿芳非常感激表妹。要不是阿玲带着她来请人算上这一卦，说不定她真要把这人生的大好时机给丢弃了。
  可是，肥仔尚未给阿芳带来福运，便先给阿芳惹来了一场横祸。
  肥仔经常出车到闽南一带，来回都要路过地处粤东的一段公路。这段路治安一直不太好，曾发生过几起截车杀人的大案。公安部门在这里狠狠整治过一段时间，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了，自此大案没有再发生，但拦截往来司机讹诈钱财的小案仍接连不断。一日傍晚，肥仔停车小便时被几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围攻敲诈，损失了两千多元港币、一枚金戒指和一只做工精良的名牌打火机，最后还被人搜去半盒日本产的高级避孕套。
  这些人作案时通常是要把摩托车的号牌拿下来或遮盖上的，可那天偏偏有一辆车的号牌露了出来，被肥仔记住了，报了案，几名主犯便被公安局抓了去。他们的同党与肥仔结了怨，决心寻机报复他。当肥仔的车再次从那里路过时被人认了出来，于是人家开着一辆崭新的“尼桑”轿车跟踪他，一直跟到了本市，路上始终未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当肥仔来到他与阿芳的住处时，那房子便成了人家注意的目标。
  午夜过后，那伙人来到阿芳的住处，撬门入室，没有找到肥仔，却把刚刚下班回来的阿芳和阿玲堵在了屋子里。由于两人的“老公”今日都不在家中，阿玲下班后没回自己的住处，跟随阿芳到她这边来了。听说肥仔已回香港，那几个人知道等下去徒劳无益，时间久了易出危险，于是带上阿芳和阿玲匆匆返回去了。其实，他们当时并未想好带走这两个女孩子派何用场，只是想带回去再说，免得白来一趟。
  回去一问，当他们知道阿玲和阿芳都与香港男友一起生活，并且阿玲的那位还是个香港老板的时候，其中的聪明者便马上想出了扣压人质勒索钱财的损主意。在他们的威逼下，阿玲只得给父亲打电话，让父亲为她和阿芳每人准备五十万元赎金，马上送过来。
  阿玲的父亲到哪里去搞这么多钱！他只得去找梁老板，又打电话急召肥仔过来商议对策。梁老板的确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听说阿玲被人掠走作了人质，急得劈里啪啦直落眼泪，当即把自己的好几个存折都拿了出来，七拼八凑地取出了七万三千零五十元，说再多一分也没有了，让阿玲的父亲赶紧想办法把阿玲的存款找出来，说不定能凑够那数目。
  至于阿芳的那个肥仔，则简直不是个东酉。他在电话里听阿玲的父亲讲发生了那么大事，需要筹集那么多赎金时，当即便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要阿玲的父亲马上去公安局报案，他则留在香港想想办法，然后便过来。可是等来等去，那小子就一直没再露面。
  阿玲的父亲以前也听说过一些“绑票”的事，据说遇到这种案子千万不能去报案，否则激怒了绑匪人质就有生命危险了。可现在他一个孤老头子已走投无路，不去报案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总不能干等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外甥女被绑匪“撕票”吧？阿玲的父亲到派出所报案后，回到家躺在床上便再也起不来了。他被吓出了大病。
  却说几名绑匪虽然凶狠，但却没什么经验。他们打架斗殴基本内行，找人诈几个小钱也还熟练，但这么大的案子他们没做过，做起来还真心虚，几个人很快便发生了意见分歧。等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有人来送钱，往那边打电话又总没人接时，他们便预感到可能要出事了。于是便有人主张马上把人质放了，免得钱没弄到手反惹来杀身大祸。但也有人觉得费这么大劲弄来俩人，就这么放了太冤枉，付出的辛苦不说，光汽油钱也得赔进去好几百块呢！于是便又有聪明人道出了高见：将二人卖掉算了，起码可以赚回本钱。
  黄海问清了阿芳的身份后，便让她坐下，吩咐人给她倒了杯水，要她把事件的大致经过讲一讲。阿芳显然是受了刺激，头脑有些混乱，讲起话来颠三倒四，黄海听了半天还是有些不大明白。
  “他们不是把你们绑架来，要你们交出一百万赎金才会放人吗？怎么又把你弄到这个旅店来了？”黄海一边捻动着手中的钢笔一边向阿芳问话。他本来是准备做一些记录的，但阿芳那些凌乱的叙述使他无从下手。
  “他们说看我们也没几个钱，不想朝我们要了。他们说我老公有钱。其实我老公还没我钱多呢，他们不知道。他们说我老公的钱他们也不想要了，只想和他交个朋友。他们让我在旅店里住下来，说过几天我老公就来接我。等我老公来接我时向他们讲一声，他们与他交个朋友，然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你就住下来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