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至1917年间的冬天，弗兰茨住在炼丹士街。关于这次逗留今天只留下一些传说，对来布拉格旅游的外国人，导游们只是让看那很小的房子，再便是指点让看“一个作家”住过的房间（这两点几乎是一回事，这座房子仅仅是由一个房间构成的，此外还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厨房以及房顶平台。）。但是弗兰茨选择这么个住处完全不是出于对神秘或浪漫的追求，至少这么一种追求不是决定性的，也许只是在潜意识中作为对旧布拉格的爱而发生着辅助作用；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他对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有清醒的需求。他对噪声的特别敏感曾经通过强烈的影响传染给我什b如在我们一起旅行时），这种敏感性使他对住房的选择比较困难。在炼丹士街，弗兰茨感到相对的幸福愉快，对为他创造了这么一避难所的小妹妹（她后来在屈劳也给他弄了这么一个）非常感激。1917年2月11日，星期天，我写下：“在炼丹上街卡夫卡那儿。他进行了精彩的朗诵。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修道院小屋。”在这个住处产生了当时用煤危机中唯一美妙的产物——那忧郁快乐的、仿佛从天上某一点俯视着嘲笑人类一切弱点似的、歌一般的《铁桶骑士》，有一封给F．的信谈到了这个住处和弗兰茨在雷波恩宫中的下一个住处，这封信的复写副本在遗墨中保存了下来。同时，这封信中表示出弗兰茨决心这次要为婚事做准备的严肃精神。果然，在下一年夏天，为这年轻的一对租了一套住房，置了家具，弗兰茨已同F．一起进行对亲友的例行介绍性拜访，也同F．一起到匈牙利去拜访她的姐姐，到阿拉德。弗兰茨居然办起例行的事来！真有点儿惨不忍睹，但他竭尽全力去适应被公认正确的惯例习俗。当然，倘若换一个女伴，那女伴也许会哈哈大笑一阵而将他解脱出这种具有强迫性的事来。但弗兰茨对这种自由是否接受、是否需要却同样是要打问号的。这两个人叫人哭笑不得地对我也进行了一次礼节性访问（1917年7月9日）。看着这两个相当尴尬的人，尤其是看到弗兰茨脖子旁不同以往竖着高领，我心中产生了感动之情，同时也产生了惊惧。（7月23日有更多的一群人聚到我这里来，除卡夫卡外，还有音乐家阿道夫·史荣伯、韦尔弗、奥托·格罗斯和他的妻子参加这次聚会。格罗斯有个办杂志的计划，卡夫卡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在那灾难降临前我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他。）
  下面便是那封给F．的关于住处和婚姻问题的信（信的开端谈及的是在朗根街的住房，——慕尼黑之行是做一次朗诵，在那朗诵会上卡夫卡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外，还念了我的《迦南》中的一些诗。出于他的认真精神，他坚持要把报酬中的一部分给我）：
  最亲爱的，谈谈我的住房故事吧。一个巨大的题目。它
  使我惊恐，我不能胜任。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只有描述其
  千分之一的能力，只有其千分之一在我写作时存在于我周
  围，也只有其千分之一我可以让你弄明白，等等。尽管如
  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得听听你的意见。望能仔细地读，
  提出好见解：你知道我两年来的苦难，与同时的世界之苦
  难相比是小的，但于我却足够了。一问舒适亲切的位于角
  上的房间，两扇窗，一扇通往阳台的门。视野可及许多屋
  顶和教堂。可以令人容忍的人们因为我完全没有必要看到
  他们一些行动。嘈杂的街道，清晨沉重地行驶着的车辆，
  但我差不多已不惯于这些声音了。可是这个房间对我来说
  却是不可居住的。尽管它位于一条很长的走廊的尽头，特
  别与世隔绝，但这是一幢混凝土房子，我听得见或曾听见
  邻居的叹息，楼下住户的聊天，这里或那里传来某个厨房
  里的碰撞声，持续至十点以后。此外，屋顶上就是薄薄的
  木板，说不上在哪个下午晚些时候，当我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会有某个捧着洗涤物的女佣人全然无意地仿佛就用她的靴跟踩着我的脑壳。某处会有人奏钢琴，夏天从其他邻近的房子的扇面中传来歌声，一把小提琴的演奏或一个留声机的声音。只有在半夜十一点以后才基本上静寂下来。所以不可能获得平静，彻头彻尾的无家可归、产生一切狂思的温床，越益强烈的虚弱和前景虚无。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是谈谈别的吧。夏天，有一次我同奥特拉去寻找住房，我已经不相信会有获得彻底的宁静的可能性了，但我总还在找。我们小市民住宅还看了一些，我总在想，假如在一个老宫殿里能有那么一个地板角落下的安静的洞穴，在那里终于可以充分享受宁静的话该多好。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符合要求的。在那小弄堂里我们开玩笑地询问了一下。是的，11月有个小房子可出租。同样也喜欢清静、只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喜欢清静的奥特拉迷上了租这个房子的念头。处于天生的孱弱状况的我不同意。我几乎不能设想会到那里去。这么小，这么脏，这么不宜居住，缺陷应有尽有。但她坚持己见，在住在那里的大家庭腾出来后，她请人粉刷了一番，买了几件钢管家具（我没见过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了），对家里其他人一直守口如瓶。那时，我好像刚从慕尼黑带着勇气回来，走入一家房管所，他们几乎跑上来就向我提到位于一个美丽的宫殿中的一套住房。二室一厅，厅的一半被改建成了浴室。年租六百克朗。简直像一个梦的实现。我去看了看。房间高大美丽、红色和金色，就像在凡尔赛宫。四扇窗对着一个深深沉落的寂静的庭院，一扇窗对着花园。这花园！走上宫殿的大门通道，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通过女像柱环抱着的第二扇大门高高的圆穹，可以看见美丽地分布着的、断断续续分岔的石级沿着颇大的花园像个广阔的靠背似的缓缓地、恢宏地上升，直到坡顶观景廊。但这个住处有个小毛病。前房客、一个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佣人，在这个住房里只过了几个月，然后出乎意外地调走了（他是个官员），必须离开布拉格，但他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已经为这个住处花了很大一笔开支，所以他不愿就此空手离去。他为此而保留了租赁权，想要找个人至少能付出这笔钱的一部分（电灯的安装、浴室的装修、壁橱的安装、一架电话的安装、一条铺开的大地毯）。我不是他的意中人。他开的价（当然是够少的了）是六百五十克朗。这对于我太多了，而且这过高的冷冰冰的房间也过于豪华，再说我也没有家具，此外还有些较小的顾虑。但在这同一个宫殿中还有另一套住房，可直接向管理部门科，在三楼，房间内低一点，窗外是街道，不远处便是霍拉津。更亲切些、人情味浓些，设施简单。一位到此作客的伯爵小姐（也许生活要求不高）在这里住过，由旧家具构成的姑娘味的陈设依然如故。至于这套房间是否出租是有疑问的。这使我当时陷入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奥特拉的住房去。那里正好刚装修完毕。开始时有许多缺陷，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发展过程。今天它完全地适合于我了。包括：门前那美丽的上坡路，那里的寂静，虽说只有一道很薄的墙把我和一个邻居隔开，但这个邻居是很安静的；我把晚饭端上去，在那里多半待到午夜；再便是回家的道路的优越性：我必须下决心停止工作，于是有那条路可使我清醒。那里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房子是件特别的事情，在世界的身后不是关上房间的门、不是关上套房的门，而是直接关上一幢房子的门；步出住处的门，便踏上了寂静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这一切的月租是二十克朗，妹妹提供一件必需品，小卖花姑娘（奥特拉的学生）进行些必要的打扫，一切正常美好。而恰恰在这时，人们决定宫殿里的住房可以让我用了。那个我给过一点好处的房管人员对我印象很好。我付六百获得那个朝着街道的住房，当然这不包括我当初以为可以沿用的家具。那套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厅。有电灯，却没有浴室，没有浴缸，但我也不需要。现在简单归纳一下当前往处与宫殿住处相比的优越性：1．一切照旧的优越性；2．我现在是满意的，为什么要造成可能发生的后悔呢？3．失去了自己的房子；4．失去了改善睡眠的夜间那段路；5．我必须向现在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妹妹借家具，用来装点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巨大的，而我实际上只有一张床。搬迁的费用；6．我现在的住处离办公室的路近十分钟。宫殿住房好像是朝西的，而我的房间早上有阳光照人。反过来再看宫殿住房的优越性：1．换环境本身和特殊意义上的换环境的优越性；2拥有一套自己的安静的住处的优越性；3．在当前的工作房内我其实并非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是从奥特拉手里拿来的；尽管她对我那么好、那么肯为我牺牲，在心情不佳时她却有时也流露出一点违心情绪。当然她会为我不再到那小房子去感到遗憾，不过实际上她时而到那里去一次，中午或星期天六点以前在那儿也就够了；4．回家那段路我不会再走了，夜里走出去也将是难事，因为大门从外面开不开，但作为替代我可在夜间在那平时只有房主可以涉足的花园里散一会步，我很愿意去那儿散步，这也是很美的；5．战争结束后我想试着申请一年休假，假如
  不至于根本不可能，那么这至少现在马上做不到。好吧，现
  在我们俩为你弄了一套在布拉格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住
  房，当然只是用于相对的一段短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也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厨房，甚至放弃洗澡间。尽管如此，它
  符合我的思想，而你可以美美地休息两三个月。还有那难
  以形容的花园在春天、夏天（房主离开了）或者秋天。假
  如我现在不把这套住房定下来，不管是搬过去还是仅仅付
  房租（荒谬的、超越一切官吏概念的浪费！）一个季度一百
  五十克朗，——那我也许就得不到它了。虽说我已接收了
  下来，但那管理人员满可以用一句话解除我，尤其因为这
  件事对我的重要性比起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重要性连一个
  角都及不上。我说的是多么少啊。现在做出决断吧，要快。
  八月份第一次发生的咳血被弗兰茨称为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我在我的日记中找到一段毫无疑问是他说过的话：“1917年8月24日。为卡夫卡的病采取措施。他把它描述为心理上的，似乎是结婚前的解救。他称之为：他最终的失败！此后他却睡得很香。解脱了？——受折磨的心灵！”（参阅日记第529页）。有可能是美泉宫中的住房无法取暖加速了疾病的爆发。他父亲曾警告他不要过这样“无节制”的生活，始终不隐瞒对这种无节制的厌恶心情，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父亲似乎有道理了。卡夫卡显然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一篇小说中发现，但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更深的角度看，这疾病是由长年为克服职业和结婚计划的障碍，为使文学才干得以充分发挥而做出的努力、伴随的激动，由对这一切不能胜任的虚弱的体格及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受的“健身”措施引起的。
  持续到9月4日，我才终于说服弗兰茨请个医生来诊断。在这类事情上，他犟得令人难以置信，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韧性来正确地对待他。我关于这决定性的倒霉日子的记载是这样的：“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去弗利德尔·皮克教授处。花了很多时间才办到此事。确诊为肺尖炎。必须休假三个月。有形成肺结核的危险。我的上帝！不至于发生这么可怕的事吧。——然后是索菲亚岛。游泳场，同弗兰茨一起。他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同时又是被战胜了。他心中反抗的一部分把婚姻看成绝对地扭转目光所朝着的一个方向。而另一部分则将婚姻视为自然而然的事并去追求它。这场斗争将他消耗殆尽。他把这场病看成是对他经常希望获得一种强有力的解决办法的惩罚。他引用了一句对上帝不敬的话（出自工匠诗人之作）：我曾以为他要更好些。”
  然后是：“9月10日。下午与卡夫卡再次造访皮克教授。——他的开场白，说他学了希伯莱语，读了拉特的教科书中的四十五课，没对我露过口风。这么看来，他最近仿佛一无所知地问我怎么用希伯莱语数数，是在考我了。这寂寞的故弄玄虚。这里面有伟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