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国王的宝剑指明。今天那些个大门移到别处去了，更远，更高；没有人指明方向；许多人持着宝剑；他们持着只是为了挥动，而那追随其挥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说集145页）尽管如此这般，“不可摧毁的”因素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我们寻找着它，在“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地方”阅读，翻着“我们的旧书的书页”，等待着“皇帝的圣旨”下达。正如塔尔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完全一样的弹性关系所教导的一样：“没有交给你完成这个功业的使命，然而你却不能束手退隐。”
  尽管日记中许多可逐字逐句引证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学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事业与福楼拜略有不同，对于福楼拜来说，艺术确实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福楼拜几乎总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敌视地观察着存在。卡夫卡则相反：“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弄得眼花绦乱的存在，那照在畏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艺术乃是宗教认识的反照。但是并非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边的道路（退缩者也看到了这条道路，只是他退缩了），而且也在上面陈述过的意义上：作为力量的生育者，作为根据自然状况充实生活的导师。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断言：“我写了几天了，希望持续下去。今天我并不像两年前哪样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无论如何获得了一种意义，我有规律的、空虚的、不可理喻的单身汉特点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辩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对话，而不再凝视全然无物的虚无了。只有这条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转。”
  于是，艺术在此服务于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宗教原则。它作为劳动，作为上帝给予的优秀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发挥而与人类进行的其他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劳动并驾齐驱，引导写作者脱离无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为的集体中来。根据卡夫卡的观点，光写得出色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为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公民。我永远不能忘怀，卡夫卡怀着多么深沉的激动给我朗读福楼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维的《往事录》结尾那一节。这一节中叙说的是，福楼拜如何为他的偶像“文学”而奉献了他的一切——爱情、温柔，一切；女作者问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对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楼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时，有一次激动地对她说了几句话，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们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爱的孩子们中间见到了她。在沿赛纳河回家的路上，他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这个正派的好家庭内部。‘是的’这话他着重地自言自语重复了好几遍。‘他们生活在真实中’。”卡夫卡经常引用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光有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是艺术在这个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发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其他圈子。从这里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剧，即周围状况阻碍着他，不让他朝着充实的，因而在他意识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迈出第一步，不让他说完他的祈祷文，而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假如他能够得以发挥他的艺术能力，那么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更为圆满。由于此事未能实现，逼迫而来的毫无乐趣的谋生职业的有害影响便渐渐地进入了超验的深渊。
  我并不是说，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够迈成，他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没有这第一步，失败的结局当然是肯定无疑的。只有这一点可以确认，其他则谈不上。确实，看起来，卡夫卡的一些问题至少是濒临于绝对不可解决的边缘。然而，一旦肉体和心灵的坚韧不拔达到最高极限（正是那不喜欢的职务像那阴影笼罩的父亲一样从一开始就阻止着那个最高极限），在卡夫卡后来的发展中会出现一些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之外，我对此坚信不疑。
  卡夫卡传第四章　至《观察》出版前
  第四章　至《观察》出版前
  为期两周或三周的短期夏休使我们得以从办公室工作的拘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次休假对我们具有双重意义。几天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开怀敞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人——我们怀着不可摧折的青春力量来享受这一幸福。我们一起旅游，几个月前我们便盼望着这个日子，细心地做着准备，我们常为自己的细心而欢笑，然而它像一道阳光照射在我们灰暗的工作日上。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一生中我从未再像同卡夫卡一起度过的旅行周中那么心境手和地愉快过。一切忧愁烦恼、郁闷不乐全被我们留在了布拉格。我们变成了快乐的孩子，我们会想出最奇怪、最美的幽默话语——生活在卡夫卡身边，直接享受他活跃地冒出来的思想确是一大乐事（连他的忧郁也是奇想联翩、内蕴妙趣的）。
  除了那些大的共同的夏季旅游外，一年到头还有许多夫布拉格近郊远途的漫游。在有些夏天，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一番长途徒步跋涉，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我们一去二三天，平时我们也经常于星期六下午便离开了城市。大多数场合，菲利克斯·威尔奇是我们这个旅行团中的第三个人。我们一天内（我的日记中除了用“美不胜收”这一形容语外，还有这样的记载）步行七至八个小时，这是我们的体育活动。还有在河流和小溪中沐浴。我们游泳，我们在阳光中一晒几小时，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有一次，年轻的弗兰茨·韦尔弗（那时还是中学生）也跟我们一起去塞诺拉普，参加了我们不拘形迹的在大自然中的生活。那次他晒得皮焦肉烤。他在萨查瓦芦苇丛生的岸边给我们朗读了他的诗歌，令我们激动不已。卡夫卡在许多信中对此类野游提出过别出心裁的建议，现援引其中的一封：“亲爱的马克斯，你不要忙着花钱寄信告诉我你不能于六点零五分到达弗兰茨·约瑟夫车站，因为你必须到达，我们乘坐的前往伏兰的火车六点零五分准时开。七点三刻我们将迈出前往达乌勒的第一步，十点在雷德勒那儿吃个辣椒，十二点在施台柯维奇吃午饭，二点到三点一刻我们穿过树林到达急流边，乘着急流四处逛逛。七点坐蒸汽船回布拉格。不用考虑什么，只管于五点三刻到火车站——此外你不妨写个管邮明信片来，告诉一下你是否想去多布里柯维茨或其他地方。”我们在布拉格游泳场所的地板上不知度过了多少美妙的时辰，还有在莫尔道河上泛舟，以高超的技艺攀登河上的水坝。在我们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中可以读到这些经历的反照。我佩服弗兰茨游泳和划船的技术，他驾驶一艘名为“饮灵号”的船尤其精明。他总是比我灵活、勇敢，在他人处于惊心动魄的处境时，他以奇特的方式听之任之，报以近乎残忍的微笑（这微笑的意思大体上是：“自己想办法吧”）。我是多么喜爱这种微笑啊，其中包含着多少信任和鼓励！我感到，弗兰茨在发明新的体育种类中主意是层出不穷的。这里也表现出他的人格，为此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如同对待一切事情那样）。
  第一次共同的夏日旅行开始于1909年9月《日，目的地是利瓦。卡夫卡、我的哥哥奥托和我在波纳勒街下方的“巴格尼·德拉·玛多尼娜”小游泳场度过的是最为悠闲的时辰——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游利瓦时，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可爱的、阳光照耀的灰色木板，再也见不到闪闪发亮的蜥踢在连接那车来车往尘土飞扬的街道与水流清冷的幽静环境的园中小径上爬行了。这座位于峭壁下的难以忘怀的、朴实无华的游乐场，我在你的湖湾中为你、也为我们的幸福经历发出了讣告——我们在这里曾享受着宁静、享受着南方古典的简朴。它再也没有向我们显示过这样可爱、这样高贵的面貌。卡夫卡后来也曾再度莅临利瓦，但却是独自一人，那是在他第一次恋爱受挫之后（1913年），他住在湖的另一边的哈同根疗养院。
  1909年我们三人境况都还很好。关于与我们一样在这个游泳场住过的作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达拉哥的讨论也不曾破坏我们舒适的心境。我那实际生活中比我能干的哥哥的旅行经验帮助我们克服了一些困难，卡夫卡对他很钦佩。可以说是我的哥哥为我们“发现了”利瓦，一年前他已经来过，他领着我们取道最方便的路去观赏一切美的和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一张相片照的是我们的弗兰茨在托布利诺城堡的拱廊下，另一张照的是我的哥哥蹲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周围是湖岸荒野的绿色。报纸上一条消息挤入了玛多尼娜疗养地的田园梦（当然，我们那时只能读利瓦的意大利语地方报），在布雷齐亚将举行飞行集会。——我们从未见过飞机，我们非常兴奋地决定，尽管现金紧张，还是要到布雷齐亚去。卡夫卡尤其积极推动此次旅行——在此可以再次强调指出，那种认为卡夫卡蜗居在一个象牙之塔内，一个远离生活的幻想世界中的观点，那种将他想象成一个仅仅为宗教观念所笼罩的隐士的观点是多么错误。全然相反，他对一切新的、有关时事的、技术上的事物都感兴趣，比如对电影业的兴起他就很感兴趣。他从不清高地超然物外，即使对现代发展的滥用或弊病他也怀着耐心和不竭的好奇心追根溯源，保持着对人类的本质的希望，从来不怀着自大的“优越感”，从来不以斯蒂凡·格奥尔格那种态度拒绝与下层组织的世界接触。只有那些不正直、不道德的事物对他才没有吸引力。他有着了不起的天赋，会自然而然地对之感到厌烦。比如，我从来不曾说动他，多读些卡萨诺瓦（我当时对之可能估计过高，但我今日仍觉得他是重要的、十分值得一读的作家），不要光读关于他逃出铅皮屋顶监狱的描写。——布雷齐亚人山人海。由于我们必须非常节省，我们只能在一个像是强盗窝的房间里住宿，房间的地板中央（今天我还常问自己是否记错了）有一个圆形的洞，从洞里可以看到下面的酒馆。我们相信，斯巴拉伏契勒随时都可能走进来。可是第二天在飞机轰鸣声声的阳光之下，那恶梦般的夜晚在我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归途中，我们在德申札诺过夜；在那里几百幅圣像下潜伏着的无数臭虫自然将我们驱赶到了大街上，于是我们在湖堤上的长凳上受冻直到天明。我们那时就是这样旅行的，对豪华的宾馆我们一无所知，但却无忧无虑、快乐兴奋。那个时代具有很大的优点。利瓦是奥地利的，布雷齐亚属意大利——有时会听到关系紧张的消息，社会上传说在利瓦那儿的布里奥纳山中有地下防御工事——但是谁都不当一回事，战争是个不现实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头》，当我们旅途中越过边境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飞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弗兰茨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汇集在一篇文章里。在他与我之间像进行一场体育比赛，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对这个主意发生兴趣。我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但后来我们确定一下，看准的介绍更贴切、成功。这种游戏般的、几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卡夫卡总是有影响的。我们约定，旅行期间尽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头脑中的妙语警句，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绝不泄露。直到结束时摊开来看看，是谁击中了要害……
  在这整个建议后面藏着我的一个秘密计划。卡夫卡的写作工作那时熄火停工了，数月之久一无所成，他经常对我诉苦说，他的才子显而易见地在渗漏，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时一连数月处于冷漠状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记中经常重视关于他的忧伤的记载。心灵伤感，精神愉快——这句话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这句话也说明，为什么甚至在他处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时，他给他所接触的人们带来的（且不论弥留之际的亲密）不是沮丧，而是兴奋。我那时从他的许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么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出，应该振作起来，我想要向他证明，他对他文学上的不育之症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只要有一种意志，一种精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计划成功了。弗兰茨兴致勃勃地写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齐亚现飞机》，经大加删节后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亚》上（是我把它转交给《波希米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