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全凭着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挣扎着活下去。但我对生的希望逐渐地增加，我想到
  了我未尽之责，冠华有多少话要我来讲，我曾经对他作过许诺；我想到女儿妞妞，
  她仍是我生活的亲情所在。
  在这极少数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颢。他们鼓励我在风景秀丽的东山之巅
  为冠华找一块安息之地。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想把我的骨灰与冠华的合在一起，但我
  说，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卧室里陪伴我。李颢和慰情坚决反对，他们说我
  应当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在东山安葬冠华，他会喜欢，因为那里山明水秀。我被他
  们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去吴县寻找墓地。我所找到的远远超过一块冠华的安息之地，
  而是人们对冠华和我的理解和尊敬。
  吴县当时的书记管正同志以及东山乡的杨其林等许多同志听说我要在东山为冠
  华修墓都热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动得流泪。东山乡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
  下，最后选中一块山顶十六平米的墓地。我当时经济上也拮据。冠华病中，我靠早
  起晚睡为百科全书翻译条款，得到一些稿费来为冠华购买营养品。那时，北京医院
  北楼一层的护士们都会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护士会议室埋头翻译，中午冠华午
  睡时，我把小藤桌搬到过道还在拚命工作。此时要修墓，我小心地问大约需要多少
  费用。而东山乡的领导竟回答说：“乔部长的墓将来肯定会是使东山扬名的一个景
  点。至于费用，你是自己出钱修，我们决定只收材料费和人工费。”我感动极了。
  来到了蛇口
  从苏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华另一位老友冯亦代的电报，要我速回北京商
  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无论是李颢，还是亦代、徐迟这些老友，在冠华辉煌年月，
  从未来锦上添花，因此我那时竟与他们从不相识。但是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们都
  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后又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关怀和鼓励，我对他们永志不忘。
  三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绍给黄宗英同志。我和宗英
  过去并不相识，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五个小时，她的坚强深深感染了我。
  是她，听了亦代的介绍建议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时间医治心头的创伤。当时她正在蛇
  口干一番事业，她和袁庚同志谈了，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热情的
  手，欢迎我去蛇口。他还专程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北京陪伴我去那里。虽然，后来
  由于意想不到的干预，第一次去蛇口我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
  天中，从袁庚到宗英，到许许多多其他蛇口工业区的朋友都由衷地欢迎我参加特区
  建设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滨感受到了一种冲破长期压抑的解脱。那里的人们以新
  的眼光去理解人的价值。我当时并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
  以使我恢复平静，找到重新生活的起点。
  在蛇口时，我的情绪也仍然很不稳定，冠华的影子魂牵梦萦地无处不在。记得
  有一天晚上，几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总有一
  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于是就到甲板上散步。我遥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忧伤
  重又涌向心头。命运使我飘落到这南海之滨，前面的路就像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
  不见亮光，望不见尽头。我记得我站在横杆边，任泪水往下流，直到朋友们出来找
  我。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后来睡着时，冠华在梦中时隐时现。
  第五十七章
  我不能死
  一周后我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我气愤至极，也绝望至极。在冠华逝
  世半年中，我艰难地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朋友们要我坚强地活下去，却也有人
  不仅为冠华的死高兴，也不喜欢我活得好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在注视着我，不
  是为了帮助，而是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中不乏昔日与
  冠华称兄道弟的“战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
  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时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他死后连他的妻子也无法庇护。
  那是我第二次被压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视死如归。我锁上卧室的门，抱着冠华
  的骨灰盒，旁边放着我的那两瓶“速可眠”和一瓶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
  助长药力。我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我该休息了……
  这一次拯救我闯过死亡关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败的性格。我把自己关在我
  们过去的卧室（当时的冠华灵堂）中足足八个多小时。当我从绝望中冷静下来时，
  我想到东山的墓还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会举杯庆幸我的死，因为从此之后，
  人们将无法得知冠华和我的悲剧。历史将永远被扭曲，公正将永远被掩埋。我不能
  死！
  开始了新的搏斗
  我终于打开了房门，又走进了生活，开始了新的搏斗。这一次，我得到了黄镇、
  宋之光等这些冠华老友的同情和帮助。当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已是1984年的秋天，
  冠华逝世的周年之际了。我的情绪经历了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验，终于逐渐稳定下
  来。不论前面的路多么充满荆棘，我决心走下去，为了冠华，为了我自己，也为了
  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
  记得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
  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
  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
  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
  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
  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华当时那种虔诚的信念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
  在自我的调整中解决。1984年蛇口风波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想法。这年底，我拜访
  亦代、安娜。他们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告诉他们，在冠华逝世之时，我
  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我决定活下去，容我两年时间
  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我将为求得公正而奋斗。一年后的此时，我却对亦代说，我
  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冠华生前老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说我不想为求
  得一纸公正去耗费我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冠华1958年被
  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
  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
  而当1980年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1958
  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
  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
  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华一生，无愧无憾，我应当相信历史
  和人民。我问亦代，我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冠华对我的寄托？亦代和安娜对我
  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第五十八章
  魂归大地
  自此，我的心平静下来，专心为冠华修东山的墓。墓的每个细节都是我亲自设
  计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倾斜的墓碑象征着回归大地与人民，在大地母亲的
  怀抱里仰望长空和锦绣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参
  谒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墓时受到的启发。那个墓身是一块巨大的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
  周围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我很受震动，觉得有一种浩
  然正气在空中回荡。我在冠华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体现他一生的坚定和刚
  直。
  墓身周围的鹅卵石是在见到他在盐城上小学时的那条天天踩过的鹅卵石小巷后
  想到的，象征着他从这铺满鹅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前台阶旁的两棵桂花也是他
  生前钟爱的。他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院子里栽几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那都是江南
  植物，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现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每年入秋，
  冠华在塔松的婆娑声中可以闻到阵阵的桂花的芬芳！
  1985年秋，冠华的墓修好了。11月15日我带着他的骨灰启程去苏州安葬。行前，
  我已逐渐平静的心里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遗骨陪伴了我两年，如今要离我而去，
  留在那清冷的东山之巅。我突然后悔不该修那墓，不该让冠华离我而去。我也突然
  意识到这两年的时间中，冠华无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赖以生存的一个梦！
  11月17日我在李颢夫妇的陪同下把冠华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墓地。吴县和东山的
  领导亲自照料一切，使我感激涕零。我把带去的一张放大的我和冠华的最后合影放
  入他的墓穴，紧靠着他的骨灰盒……
  谁留下野花三束
  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时分，阳光和煦，我静静地坐在冠华的墓石旁。一切都
  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荣耀，多少难平的冤屈都随着一锹锹的泥土埋
  入了地下。又是那种无边无际的空虚充满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十四
  年前我们的初识，出现了拉瓦尔品第淡蓝色的夜晚和纽约深秋之夜的萧邦钢琴旋律。
  这本应是人间一段多么美好的爱情，但命运却使它以悲剧告终！
  从苏州回来，我在忧伤之中夹带着对新的生活的期望。经过了两年痛苦的徘徊，
  我终于知道我该怎样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很好的里程碑。
  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正因为这过去，我要再度证实我可以是生活的强者。我需要更
  换环境。那时我虽然有一个单位，但仍在原来的系统，那里的许多年轻人对我也不
  无同情，但在权势与偏见的压制下，我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这时我得到了另一位
  我永不忘记的长者的帮助。那就是杜老，杜润生同志。和袁庚同志一样，我与杜老
  素不相识。但他们这两位老共产党员同样地珍惜人的才华，同样地对党内发生的许
  多事情用历史的、唯物辩证的眼光看待，同样地宽厚待人。在我一生最艰难的时期，
  他们两位都曾慷慨地给予我宝贵的理解和真切的帮助。当杜老的夫人马素芳大姐介
  绍我认识杜老，我对他说我想换个单位做点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欢迎我到他领导
  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去协助国际交往工作。
  冠华的墓修成之后，每年的清明，我都去扫墓。为了能安安静静陪伴冠华，我
  都避开清明的正日。每年我去时，公墓的负责人都告诉我，清明节时，来扫墓的人
  中很多人都要打听“乔冠华的墓在哪里”，许多人上去默哀，还有一次一位上海的
  文艺界人士在冠华的墓前落泪。我的朋友们逢上去苏州，也有不少专程去东山看冠
  华。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是冠华数十年的挚友良医。1987年他在清明之后去苏州开
  会也抽空去了东山。回京后他给我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吴院长在墓前默哀，另一
  张是照的墓前三束已经枯萎的野花。蔚然同志贴了张条说“哪位来探视冠华，留下
  野花三束？”
  第五十九章
  英魂永存
  时光又过了几年。1991年春我照例去东山。公墓已换了新的负责人，他陪我上
  山，就如他的上一位负责人一样，还是告诉我那些动人的故事。使我十分感动的是
  他还告诉我很多人为了对冠华表示怀念之情，决定也在东山为他们的亲人仿照我设
  计的冠华墓地修了墓。仅在那一面山坡就总共有28个一模一样的墓了。他领我去看
  了其中三个。同去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应当申请专利了。我却无限感慨，热泪盈眶。
  我说：“不，这不是我的专利。老乔的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感谢人民记得他。”
  那天我实在很激动，我请大家下去在公墓办公室等我。我一人长久长久地坐在
  冠华墓前的台阶上。上午刚下过雨，此时的午后阳光从云层后透出万道柔和的光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