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张，放在镜框中，摆在了客厅的小桌上。有人问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种怀旧
  和虚荣，看看自己曾经有过的风姿。其实，我是在凭吊那不复存在的章含之。我从
  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欢乐和希望。但是我也知道，其实那四十多年前的
  女孩还活在我内心的深处，当年那个十八岁女孩子的灵魂并未离开我，只是这世界
  已经使我再也天真不起来了。“Survivalofthefittest”！那么，我就只能让那十
  八岁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处，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在一盏孤灯之下，我的灵魂才
  能让这三个不同的章含之融为一体，回归自然！
  告别校园当工人
  1970年5　月，外国语学院在8341军宣队率领下离开北京，赴沙洋干校。当时，
  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
  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
  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
  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
  与生活。这年5　月1　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
  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
  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
  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
  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
  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参加劳动。这个班是
  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热情地欢迎我
  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
  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
  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
  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
  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年6　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
  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
  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
  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
  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
  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
  中南海。
  第十七章
  委以重任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
  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
  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
  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
  多少这场“大革命”中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
  信！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
  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
  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
  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之后，
  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
  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
  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
  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我找你来
  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
  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他又问：”
  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
  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
  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
  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
  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
  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
  “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
  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
  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再说，在口语方面，
  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
  “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
  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
  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
  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
  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离开校园搞外交
  在毛主席同我谈完教改之后，他突然转换话题对我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
  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由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
  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这位女
  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
  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
  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
  听了主席的建议后，我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惟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
  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既然主席说
  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
  第十八章
  走进外交部大楼
  1971年3　月末的一个早晨，北京的春天尚未真正来临，空气中仍有丝丝凉意。
  我背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黄色军用背包，里面装了一个当时大学里很时髦的当作茶杯
  用的果酱瓶，外面用五颜六色的透明塑料绳编织成各种图案的套子。其他就是我的
  转组织关系的材料了。我跨进了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大院，我是来报到的！
  对于从大学教师转行到外交部，我丝毫不觉得兴奋。对于我学习、工作，也可
  以说战斗了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十分留恋，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岁月，留
  下了我的朋友，留下了我钟情的英、美文学研究，也留下了我的象牙塔。外交部对
  我是如此陌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新的环境、新的人群、新的工作。但因为这
  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只能服从。当然，我最最浑然不知的是，从我跨进这个大
  楼的一刻起，命运就来了一个急转弯，从此我步入了一个深不可测、荆棘丛生的人
  生大森林。那里有极为壮丽的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景观，有我的爱情绝唱；但也有
  急流险滩和猛兽陷阱随时准备吞噬我，也最终吞噬了我。
  有不少人以为我的前半生有幸常能有机会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甚至深知当时
  他作的许多政治决定，其实那是误传。我的确有幸多次见过他，但大多数是在他会
  见外宾的场合和一些我莫名其妙地被点名参加的政治局一级的高层会议上。我和毛
  泽东主席的个别接触主要还是六十年代初，我还是外语学院一名英语教师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日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去帮他学点英文，陪他聊聊天。
  回想那时我对政治的了解几乎是白痴。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那时毛泽东
  大概是处于低潮的思考时期，他找我去学英语是一种消遣，而他正在酝酿的恰恰是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而我却幼稚地与他大谈文学与政治题材在外语教学中的比
  例！
  到了七十年代，我已到外交部，也有过不少机会见到他。但那时他的身边环境
  比六十年代似乎复杂得多了，有不少人在争宠，也多有勾心斗角的帮帮派派，我其
  实都不在其中。七十年代我单独见到毛泽东的仅仅两次，一次是1970年6　月，那一
  次他找我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调我去外交部。另一次是1972年，我向他汇报，根据
  他的指示，我在纽约会见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顾维钧的情况。两次会见都不涉及党和
  国家的政治。
  半生遭遇身不由己
  然而，尽管我见毛泽东的机会并不多，更不是他身边的“亲信”，但回顾我跌
  宕起伏的一生，毛泽东却像神一般主宰着我的命运———1969年他曾拯救我于“文
  化大革命”中军宣队、工宣队的迫害，1970年他决定把我从外语学院调往外交部，
  从而把我推到了声名鹊起的人生顶峰，也使我经历了与乔冠华的十年生死恋；但也
  恰恰是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用一句“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
  杀王、唐”的“最高指示”，把乔冠华与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冠华为此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我也是九死一生。此后又由李先念副总理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上关于罢免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的讲话中以“毛主席生前指示”作为重要依据，我
  想他们总会是有根据的吧。就是这一句话，使乔冠华和我成为毛泽东八十三载生涯
  中最后亲自指示打倒的两个人，那应当是在打倒邓小平之后不久的1976年6　月间发
  生的事。我们当时被毛泽东点名的“罪行”是在外交部的“批邓”运动中“不批邓，
  整王、唐”。
  如今，这一切的荣辱更替、恩恩怨怨、生离死别都已成历史的过眼云烟。此时
  此刻，一幕幕当年的情景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似醒非醒。一切都如我眼前的海
  上晨雾，当太阳升至中天时，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庆幸我能劫后余生，闯过了
  那重重的生死险关，活至今日，能冷静地面对历史。而这历史正是从1971年3　月末
  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开始的。那一年我37岁，风华正茂的年龄！
  第十九章
  被分到巴基斯坦组
  我走进外交部大楼，到了位于二层的干部司办理入部手续。干部司里人很多，
  都很忙碌，有的干部刚从国外使、领馆回来，有的正要去赴任，好像我是惟一新调
  入部的。最终有一位大概处级干部非常公事公办地为我办完了手续，通知我分配在
  亚洲司四处，叫我拿一张条子到亚洲司刘春司长那里报到。
  我有点不解。1970年6　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召我到中南海去谈外语教改并决定
  调我到外交部时曾说“你这位女同志，能说能写，也敢说。你先去外语学院干校搞
  外语教改，编写新教材，筹备招新生。办完这些事后你就不要留在学校了，我要调
  你去外交部。中国需要你这样的女外交官，女新闻发言人。”我以为根据毛主席的
  指示，我会去新闻司，却不知为何把我派到了亚洲司四处的巴基斯坦组。说实话，
  那时候我对南亚次大陆一无所知，对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更是如同在另一个星球。后
  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
  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
  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
  那时的亚洲司在四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