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7 节
作者:一半儿      更新:2021-02-19 07:56      字数:4812
  挥编队先暂泊永兴岛躲避风暴,最终战胜了风浪,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1963年5月对“跃进号”沉没原因的调查是张学思完成的又一项重大任务。“跃进号”出事区为公海,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一些大国的舰艇经常在这一代游弋,台湾、韩国的舰只也时常出没于此,所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赴现场调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学思和陶勇等东海舰队的领导亲自制定调查方案,反复斟酌,多次修改,对于每一个环节,例如编队航渡、搜索目标、巡逻警戒、潜水探查、空中保护、通讯保障等问题,张学思都思虑再三,周密布置。此外,张学思还逐个与潜水员谈话,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性和艰巨性,他们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党和国家付与的重托。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下,5月18日,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编队出航了,张学思负责岸上指挥,随时与舰队保持着联络。经过详细探查,最终查明了“跃进号”失事原因,与张学思当初的判断完全吻合,是由于偏离了航线,触到了苏岩礁上,触礁后又处置不当,致使船体损坏严重而沉没,并不是一场国际性的政治事件。
  张学思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调查情况,对于此次如此庞大的海上行动,从兵力部署、组织协同到通讯联络、物质器材的保证,指挥机关和出海舰队一切都做得迅速、及时、有序、无误,周总理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海军的工作,称赞张学思是“精通海军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1)
  光阴荏苒,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几年倏忽而过,张学思已届知天命之年,而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的人民海军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看着这些骄人的成就,张学思从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振奋。然而,正当张学思满怀踌躇,准备继续努力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却骤起狂澜。
  最早是在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无端指责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有现成的好药单子不吃乱开药单子,像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对于长期以来海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接着林彪又派李作鹏等到海军内部,拉帮结派,发展势力,形成了一个他在海军的亲信集团。在林彪的支持和授意下,李作鹏一伙有恃无恐,在海军掀起了一股股阴风恶浪,从此海军不得安宁。
  他们诽谤海军党委“搞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对于海军举行的军事比武和练兵高潮大肆侮蔑。针对这些侮蔑,张学思慷慨陈词,愤慨地予以强烈的驳斥。一计不成,李作鹏一伙又生一计,他们给大连海校又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建校15年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林彪随即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将大连海校说成是照搬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必须将这些资料和教材都统统烧掉。于是,海军第一所正规化的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就在林彪的一句话下被焚烧一空,大连海校损失惨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止。
  目睹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间闹剧,张学思气愤、苦恼、怨懑,他恨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张学思历来都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最不愿意介入那些无谓的争斗,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从不回避矛盾和斗争。
  1965年秋,张学思化名张昉到天津塘沽区的北塘人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他身在渔村,心系海军,无时不刻不在关注着海军的命运。此时召开的海军党委会议,李作鹏等林彪死党全盘否定了海军的工作,在随后公布的会议简报上更是一派胡言,对于海军主要领导进行攻击和侮蔑,张学思看后十分气愤,他义愤填膺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
  1966年5月,结束了“四清”工作的张学思重新回到了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策划制造了陷害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件,把罗瑞卿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接着,他们就企图以“肃清罗瑞卿影响”为名,想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将海军主要领导人整下去。
  会议刚开始,李作鹏等就叫嚣: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必须作检查,交代问题,接着,他们露骨地提出了要罢免海军的主要领导人。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显而易见,他们觊觎夺取海军的领导权已久。张学思既震惊又愤怒,在中央书记处和军委领导的支持下,他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这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活动!”“你们企图用欺骗的办法,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非法行为,必须彻底揭露,使全军引以为戒!”张学思的坚持正义,刚正不阿,让李作鹏等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夺权路上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反革命集团趁机大肆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海军自然成了他们夺权的重点目标,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思冒着被打倒的风险,坚持正义,不买李作鹏的帐,硬是顶住了李作鹏的歪风邪气。这样一来,李作鹏一伙更是将张学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把他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连海军司令部的一些重要活动,也不让他这个海军党委常委过问。面对全国越来越混乱的局势,面对自己越来越危险的处境,张学思仍然坚持海军部队应保持稳定,他亲自出面组织干部和战士,日夜守卫在通讯、指挥、机要等要害部门,防止造反派冲击海军领导机关。
  造反派还是越来越嚣张,眼见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张学思的心里十分愤懑和沉重,同时他也预感到李作鹏一伙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
  然而,“君子坦荡荡”的张学思碰到的是一伙不讲理的小人。1967年7月22日,在林彪老婆叶群的授意下,李作鹏等人编造罗列了两大罪状,强加到张学思头上,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心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代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这份无中生有的诬陷材料,李作鹏不敢通过公开的途径送上去,他派自己的老婆将材料交给了林彪、江青和关锋。不久,李作鹏收到了林彪集团的干将吴法宪传达的林彪“旨意”,逮捕张学思。
  李作鹏得此“尚方宝剑”,立刻着手布下了罗网。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当他接电话时,只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通知他,说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他马上到招待所去。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当他来到招待所时,立即被李作鹏的亲信逮捕了。虽然张学思早已料到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却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运用的竟是如此卑鄙和下流的手段。
  张学思被关进了北郊的一个营区里,失去了自由。他的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扪心自问,对党无愧,他先后三次给李作鹏和海军党委写了质问信,但都得不到任何回音。在那个黑白混淆的内乱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制和人权可讲,李作鹏一伙到处散播“张学思是特务”的谣言,想先发制人,把张学思一下子置于死地,然后,再从张学思身上挖出可以用来攻击和侮蔑周总理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的险恶阴谋。张学思洞悉了他们的诡计,任凭怎么逼供,他都坚持原则,拒绝说假话和出具假证据。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2)
  李作鹏从张学思身上找不到缺口,就另打起主意来。一天,一伙人突然闯入张学思家中,逼问谢雪萍,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议?讲了些什么话?有什么活动?一股怒火涌上了谢雪萍的心头,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伙人的用意,他们是冲着周总理来的!
  他们要调查的事件,指的是1961年12月12日由周总理主持举行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那次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都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的怀念之情。会上,张学思异常激动,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与会者说:“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四口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高崇民先生有感而发,即席赋诗一首,诗中有“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之句。周总理说,憔悴二字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该说一人奋斗在东南。张学思闻言过度激动,竟致未能终席。散席后,周总理还特地到休息室去看望他,劝慰再三。
  想到这伙人居然要对敬爱的周总理下手了,谢雪萍怒火中烧,她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来人见施诡计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暴力压迫,张学思始终正气凛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不屈的斗争。虽然身陷囹圄,但张学思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他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又写了申诉信,但这些信件都被李作鹏一伙截留、扣压下来,他们生怕他们的阴谋败露,千方百计地严密封锁消息。谢雪萍和子女也曾给周总理、毛主席写过信,但同样也被没收,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中。
  为了彻底整倒、搞臭张学思,李作鹏一伙采取了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批斗,批斗之后是提审,搞连续作战,丧尽天良地想以此威逼张学思屈服。不料,张学思不但不屈服,反而逐条批驳了他们捏造的种种罪名和“证据”,驳得痛快淋漓、驳得李作鹏一伙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张学思历经磨难,还是誓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奋笔疾书“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愿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表达了绝不向淫威妥协,更不寻个人苟安的高洁志向。
  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把张学思置于死地是铁定不变的方针,但张学思誓不妥协的铮铮铁骨让林彪反革命集团既恨且气又怕,他们又进行了多次的内查外调,可是假案毕竟是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所以他们搞了几年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连“专案组”也认为没有再调查的必要了,请示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林彪集团十分清楚,张学思不是一般人物,中央首长都熟悉他,如此下死力地整了两年还整不倒他,岂不自找倒霉!所以,李作鹏十分露骨地对“专案组”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于是,专案组对张学思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非人的折磨,使张学思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到1970年2月时,他甚至连路都走不动了,哮喘非常严重,耳朵几乎也全聋了。张学思知道自己的病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他想吃点香肠、吃点酸菜都遭到拒绝,甚至想吃土豆,他们也都推说没有,他要求住院治疗。专案组被迫让他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果然是重度营养不良引发的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和肺原性心脏病。如此重病,可惨无人道的林彪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