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他正捧着廖承志送的《论持久战》一书，看得津津有味。廖承志送书的时候，曾郑重地告诉张学思，毛泽东写的这本书，是一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光辉文献，认真阅读，定会大受教益。张学思轻轻地翻动着书页，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啧啧赞叹，毛泽东在这本书里，科学地分析了中外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中日两国的国情民意，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描绘出一幅全民抗日，杀敌御侮，最终必将取得胜利的壮丽画卷。看着，读着，思考着，张学思的心仿佛飞到了延安，亲耳在聆听伟人的教诲。
  就在张学思挑灯夜读的时候，三姐夫妇和母亲也正在进行家庭会议，他们商定，一定要把张学思一起带到美国去。一场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屋里出现了暂时的异常沉默，一股浓浓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房间，似乎酝酿着接下来的更激烈的争论。张学思脸冲着墙，坐在写字台前，胸口起伏，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感情激动中平息下来；三姐不停地踱过来又踱过去，高跟鞋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撞击着每个人的心；三姐夫埋头默默在想着什么；母亲则坐在藤椅上，不安地一会儿望望儿子，一会儿又看看女儿。
  良久，三姐开口打破了沉默：“四弟，你再仔细想一想，到美国有什么不好？去美国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事啊，你为什么这么任性呢？凭你的聪明，凭你呱呱叫的外语，到美国的高等学府去深造，将来还怕找不到好的出路吗？不比你留在国内担惊受怕强百倍吗？”
  “是啊，学思，你三姐说的有道理啊，你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三姐夫不失时机地附和着三姐，“现在国内战乱不已，你留在国内，谁保证你的安全？这个暂且不谈，退一步说，你的学业怎么办？总不能半途而废吧。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你一点也不考虑吗？美国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你现在到那儿留学，学好了本领，将来回国贡献力量不是比现在更有用吗？”
  “就是呀。。。。。。三姐又开腔了，可是话刚出口，就被张学思打断了。
  “三姐，姐夫，”张学思扭过脸来对着姐姐姐夫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现在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需要军人出力奉献的时候，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我怎么能做可耻的逃兵呢？不，绝不！”张学思越说越激动，嚯地站了起来，胸脯起伏，脸胀得血红。
  看到母亲、姐姐、姐夫都吃惊、不解地瞪着他时，张学思做了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继续说道：“姐姐、姐夫，你们如果在七年前跟我说这些话，我肯定会听的，因为那时我并不想从军当兵，甚至厌恶军人。可是，九一八之后，我的看法变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肆意地践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任人蹂躏和屠杀，我也是个血性男儿啊，从那时起，我就立志从军。也许，你们这些话三年前说出来，我也不一定反对，因为那时我也曾想出国去学习军事，到奥国、德国、法国或英国，只要不是日本，我都愿意去。但是，时至今日，我的主意已经改变了。我已经在国内军校毕业了，现在，国家正值用兵打仗之际，我怎么能放着眼前的敌人不打，放着现成的本领不用，却跑到别的国家去学这学那，我学得进去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侵略我国土、屠杀我人民，却不闻不问吗？那么我学的又是什么军呢？我的军人的天职和中国人的良心又何在呢？再说，大哥为了全国的抗战事业，身陷囹圄，我作为他的弟弟和部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走，于兄弟之情也不容啊！”
  屋里只有张学思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回荡，三姐和三姐夫都沉默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母亲开口了：“安儿说的话很有骨气，象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安儿，妈依了你，你就留下来吧！”
  此话一出，不仅张学思大吃一惊，连姐姐、姐夫也没想到本来反对得最厉害的母亲竟如此通情达理，三人异口同声地叫了声“妈！”，齐齐盯住母亲，满脸都是诧异的表情。母亲的眼里溢出了泪花，毕竟是骨肉情深，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弃舒适安逸于不顾，而甘愿冒生命危险居无定所呢？然而，也正是因为母子情深，她了解儿子的所思所想，理解儿子的一片爱国热忱，儿子既然有志气，就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吧！母亲转过脸去，轻轻地揩去不断涌出的泪水。
  张学思也流泪了。这泪水中，有感激，有感动，也有愧疚，还有不忍。张学思是个孝子，他多么想陪伴在母亲身边，尽自己的一片孝心，让母亲能够快乐地安度晚年啊！可是，理想、信念和爱国激情在他胸中燃烧，他不得不割舍母子深情，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原谅我吧！”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7、革命伴侣
  1938年10月下旬，张学思化名张昉，奔赴延安。在这个革命的圣地，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张学思与广东姑娘谢雪萍相遇了，成就了一段纯真的革命爱情。
  初识是在延安女子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那是1940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女子大学举行的报告会吸引了来自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许多外校的学员，张学思也随着一群伙伴来到了女大礼堂。在喧哗拥挤的人群中，张学思一眼就发现了一位梳长辫子的年轻姑娘，坐在第三排的长条凳上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本画报，周围的嘈杂仿佛于她无干，她丝毫也不受影响。在人声鼎沸的会场中，姑娘显得那么恬静、端庄，格外引人注目。张学思的心里一动，加之对画报一向比较感兴趣，就凑上前去问：“这份画报是从哪儿借的？”
  “图书馆。”张学思的问话，似乎没有引起姑娘的注意，她连头也没抬，继续埋头看她的画报。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北方人吧？”张学思觉得姑娘的口音带点南方人的味道。
  “我是从广东来的。”
  “嗬，你一个女孩子，跑这么老远？！”张学思有些吃惊，又有些敬佩。
  “那又怎么了，抗日又不分远近！”姑娘似乎觉得张学思小看了她，这才抬起头来，正好与张学思的目光撞个正着，两人有那么几秒钟的对视，突然，又都同时觉察到什么似的，慌忙躲开了对方的凝视。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张学思的心潮掀起了波澜，再也平静不下来了，这场报告会，王明校长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眼前一直浮现的是姑娘深深的、犹如清泉般透彻的双眸，还有那软软的带着南方音的普通话。。。。。。
  张学思后悔没有问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他多想再见到她啊！第二次报告会，第三次报告会，张学思都早早赶来，坐在上次姑娘坐过的那个位置上，期盼着和姑娘再次相逢，可是，女大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张学思并没有如他所愿再遇见姑娘，他有些怏怏不乐。
  “嗨，那不是张昉嘛，你怎么来了几次，开完会就走了呀！”一个熟悉的乡音从背后传来，张学思回头一看，原来是同乡顾大姐。顾大姐是个话匣子，一见面就和张学思摆起了龙门阵，张学思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向顾大姐打听一下呢，她肯定会知道的。想到这，张学思鼓起勇气，刚吞吞吐吐说出“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广东姑娘”，顾大姐马上明白了，“哦，你问的是小广东啊，她叫谢雪萍，是我的同班同学。”接着，从顾大姐那里，张学思了解到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
  广东姑娘谢雪萍出生于德庆县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因家贫无力抚养，大姐、二姐先后被送了人。谢雪萍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得暴病身亡了，母亲被迫改嫁，只好将她送给姨家。养母一开始对她还好，后来新添了女儿，就对谢雪萍刻薄起来，逼她干重活，动辄打骂，还强迫她退学。幸亏养父是个厚道人，一再保护谢雪萍，坚持让她念书。养父死后，谢雪萍不堪养母的虐待，逃到了广州，到广东纺织厂做了童工。老板的辱骂、工头的毒打、繁重的劳动、深重的剥削，使谢雪萍对这个黑暗的社会越来越憎恨。后来，为了活命，她还曾到香港去做过工，相同的遭遇使她渴望寻找一方乐土的心愿更加强烈。1938年，她18岁时，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介绍，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年六月，谢雪萍在延安抗大入了党，女子大学成立后，她便转入了女子大学学习。
  想不到这么一位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姑娘竟然吃过这么多的苦，张学思越发感到姑娘不简单，想结识她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顾大姐早已从张学思的表情中猜到了事情的端倪，她心里暗暗发笑，“嗬，真想不到，竟连张昉也要找对象了！”
  顾大姐知道张学思的出身，也知道他六岁就做了曹大总统的未来姑爷，她也知道张学思一直在为这场根本没有爱情的政治联姻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反抗和斗争，后来，张学思坚决退掉了专门亲事。顾大姐还知道，在张学思出走帅府到北平、南京等地上学期间，又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想同这位张副司令的弟弟攀亲，托人做媒的，主动提出的，不计其数，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到了延安以后，顾大姐更是亲眼看见曾有城市里来的女大学生主动追求张学思，但张学思都无动于衷，似乎他是个绝缘体，爱情跟他完全不沾边。今天，绝缘体竟然要交女朋友了，顾大姐既惊讶又激动，她故意问：“张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嘛。”
  确实正在想心事的张学思冷不防地听此一问，心里有些发慌，脸不觉红了，“没有，没有什么。。。。。。哦，不。。。。。。”张学思欲言又止，难以启齿。
  “怎么，有事让大姐帮忙吗？”顾大姐调皮地问。
  “大姐，我。。。。。。我想。。。。。。我想请你当红娘！”话一说出口，张学思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哦？！”顾大姐心里一喜，故意问：“看上谁了？”
  “大姐！”张学思认真地说：“打从看见谢雪萍第一眼起，我。。。。。。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大姐，你就帮帮忙吧！”
  顾大姐看张学思憋红了脸，结结巴巴的样子，知道他为人庄重谨慎，根本不可能拿这种事随便说笑，看来他是动真的了，顾大姐也很想成人之美，就爽快地答应了。
  星期天，顾大姐特意为张学思和谢雪萍安排了一次“偶然”相遇。顾大姐找到谢雪萍，拉她一起去逛市场，谢雪萍正想买两个本子，两人就有说有笑地沿着延河水朝市场方向走去。突然，顾大姐冲着一个策马扬鞭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叫：“张昉——”，年轻人听到喊声，就势从马背上跃下，“哦，是顾大姐，你们逛市场去？”谢雪萍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你们还不认识吧，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顾大姐用手一指张学思，“他叫张昉，是抗大东干队队长，我的同乡。”又用手一指谢雪萍，“她叫谢雪萍，女大三班的学员，我的同学。”
  “噢，咱们见过面！”张学思高兴地说。
  “噢，你就是，。。。。。。在女大礼堂听课的时候！”谢雪萍也想起来了，两人高兴地握起手来。
  接着，顾大姐应张学思的邀请去他那儿小坐，不由分说地拉上了谢雪萍同去，谢雪萍刚要分辩，顾大姐截住她的话：“他们东干队有的是本子，给你两本就是了，走吧！”张学思在旁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我那儿有好多本子，你不用去买了。”
  那天从张学思的窑洞出来时，谢雪萍手里真的拿了两个本子，不过她并不知道这是张学思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当然，她也更不知道今天的偶遇是顾大姐一手安排的。后来，几次这样的“偶遇”之后，他们之间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一天傍晚，张学思约谢雪萍到饭店去吃“法国面包”。谢雪萍以前从没见过什么“法国面包”，感到十分新鲜，待到端上来一看，她扑哧一声笑了，“真逗，这就叫法国面包啊，下次我也会做了！”原来，这种大名鼎鼎的“法国面包”，不过是用蒸熟的馒头裹上一层鸡蛋糊，用油炸一下，再撒上一把白糖而已。
  “那好哇！”张学思接过谢雪萍的话，说：“你做的肯定好吃，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