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少帅时代5、中国首次参赛奥运少帅慷慨资助
  自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之后，到1932年已经举行了九届。以往历届奥运会中国都只派一名观礼员出席开幕式，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时才有了改观。这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首次正式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比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将东北的傀儡政府“满洲国”推上国际舞台，意欲派短跑名将刘长春和长跑运动员于希渭代表伪满选手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时刘长春已随东北大学同学流亡北平，大连日本当局就数次到他家，许以高官厚禄，令其父母将儿子找回来。不久，伪满各报竞相登出刘长春、于希渭将代表“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此消息传到平津，四方哗然，体育界、教育界及各进步力量纷纷义愤陈言，要求中国政府表态反对，然而南京当局却没有采取丝毫措施。张学良看到报纸后，又着急又惋惜。刘长春出于民族义愤，当即公开声名：“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张学良读罢，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连声赞叹：“好样的！好样的！”此时，少帅已初萌帮助刘长春的想法。
  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体育科首届毕业典礼上，张学良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以挫败日伪的政治阴谋。于希渭因在大连，受到日本人的监视，无法脱身入关，只好称病在家，表示拒绝代表伪满参加奥运会。然而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仍准备象以往一样，只派体协总干事沈嗣良作为观礼员参加奥运会，此举引起国民同胞一致反诘：为什么不派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政府怕得罪日本，不敢表态，也不拨经费，而体协本身又没钱，所以刘长春无法参加奥运会。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决定去找校长张学良商议此事，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慷慨解囊，拿出1600美元作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两人参加奥运会的经费。
  有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有了张学良校长的直接资助和关怀，刘长春按时来到了洛杉矶，代表中国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运动场上。开幕式上，他手擎国旗作前导，后随观礼员沈嗣良和教练宋君复等5人，昂首挺胸，毫无惧色。虽然中国是这届奥运会中最小的队伍，但刘长春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在他的身后，是张学良和千千万万的祖国同胞关注的双眼！
  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1）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的题为《哀沈阳》的“感时近作”两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不难看出，这两首打油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为：
  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抱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原诗中的小怜，为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如花，喜穿戎衣，见宠于皇帝高纬，被封为淑妃。时值北周军入侵，晋阳失守，正在围猎的高纬欲率军南下，但小怜恃宠撒娇，非要再猎一围，致使痛失反攻良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北周军渐感不支，迨值城垣崩毁之际，高纬突然下令停攻，他想炫耀一下武力，让小怜目睹他大军破敌的壮观，博小怜一笑，而那时小怜正在梳妆，费时良久，北周军借机得以喘息，抢修城防。待高纬携小怜并马在高地观赏攻城之战时，北齐军后翼稍作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惊呼：“我军败了！”高纬不知内情，迅速撤离战场，以致军心动摇。结果，北齐军一败而不可收拾，终于灭亡。
  马诗发表时，适逢“九•；一八”爆发不久，不言而喻，马君武是借高纬的故事讽喻张学良不重江山爱美人，在“九•；一八”之夜置危急国事于不顾，犹与赵四小姐、朱五和胡蝶沉湎酒色，翩翩起舞，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此诗一经发表，瞬时便不胫而走，风靡全国，被传诵一时。南京政府趁机煽风点火，授意各报广泛登载，使张学良不抵抗的传言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愈传愈烈；与此同时，别有用心的日本新闻界也争相转载，并故意捏造有关张学良的种种桃色新闻，特别是它在上海所办的报纸，大肆宣扬张学良与胡蝶在北平不仅相与跳舞，而且过从甚密，将两人照片并列报端，甚至还有张学良送给胡蝶10万元作为酬劳之说。如此混淆视听，张学良遂被国人普遍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抨击，胡蝶更是被诬为“红颜祸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马君武对此诗甚为得意，他夸口说他的这些佳句，足以和明季吴梅村痛谴吴三桂的《圆圆曲》先后媲美，永垂青史。对于马君武的打油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小姐、朱五多年来均未置一词，只有胡蝶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辟谣启事。其实，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有风流韵事，尚还能讲得过去，扯到朱五、胡蝶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张学良虽然一向豪爽浪漫，“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但为人很有分寸，不会乱来。朱五是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衿的女儿，名湄筠，嫁于张学良的副官处长朱光沐为妻，张学良曾是他们的证婚人。“九•；一八”之夜朱五刚生一子，马君武捕风捉影，无端端把朱五牵扯进去，实属无稽之谈。后来抗战期间，朱五在香港一次宴会上与马君武不期而遇，她端了个酒杯走到马君武面前，说：“马先生，马老，你还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该好好谢谢你呢，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颇为尴尬，拔腿就走，赶紧溜之大吉。
  至于扯到胡蝶，更是天大的冤枉。她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后来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胡蝶是当时的影后，确实曾随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赴北平拍外景，但那已是在“九•；一八”之后，所谓“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跳舞纯属子虚乌有。好事者编造她曾去顺承王府拜会过张学良，马君武就进一步胡说两人曾在顺承王府拥抱跳舞，言之凿凿，好像亲眼所见。胡蝶回到上海后，才知蒙受此不白之冤。次日，胡蝶在《申报》刊登辟谣启事，郑重声明“留平50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并声称“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头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猪狗不如者矣。”她还严正指责马诗是别有用心。不久，明星同仁导演张石川及剧作家和演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也纷纷登启事以人格为胡蝶作证。至此，“九•；一八”之夜胡张跳舞风波才获澄清。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她要不要见张学良？胡蝶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其实，马君武写打油诗讽刺张学良，有发泄私愤的成分在内。马是广西人，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平创办私立民国大学，资金很少。听说张学良曾给天津南开大学捐助过不少办学金，便要求见见张学良，请求捐助一笔办学款。由于当时东北局势紧张，张学良的身体恰巧又逢不适，就没有接见他，他心有不满。偏巧“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北平学生去顺承王府请愿，张学良接见了学生并讲了话，马君武认为既能接见学生，为什么不能会见他，这是对他瞧不起。于是，他就到顺承王府承启处通宵达旦，不接见不走，张学良只好接见了他。对于他的请求，张学良曾询问当时的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能否设法给“民大”弄点钱？“九•；一八”后，政府财政确实很困难，荆有岩认为马校长在这个时候要这么多钱，是在给我们出难题。于是，张学良对马君武的请求也只能是爱莫能助。马君武心怀怨恨，不久便在报上发表了上述两首打油诗。
  那么，马君武的诗是不是完全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呢？那倒也不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马君武写这两首诗也是事出有因的。1930年3月，张学良挥师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军，立了大功。蒋介石为酬报张学良，授意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高位，而且授予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行政，彼时，张学良的事业兴旺发达，以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身份，坐镇北平，统摄华北及东北半壁江山，成为北中国的第一号权威人物，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因而不免有些踌躇满志，在驻节北平的这段日子里，他不仅挥霍无度，吸毒严重，且在社交方面亦有失检点，以致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语。
  朱五是张学良社交圈子中的中心人物，经常陪伴张学良跳舞，但两人仅仅是跳舞而已，绝无其他；而赵四小姐自1928年起即与张学良公开同居，并生有一子。张学良的这些风流韵事，被一些人渲染、夸大，往往成为报刊上花边新闻的材料，后来便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
  但不管怎么说，事变当天，张学良的确不在老家东北，他在北京做起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且带出了东北军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留在东北的多半是些老弱病残。“九•；一八”当晚，对于张学良的行踪，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在协和医院，发高烧到38度6，并有当年的病志作证；二是正在跳舞；三是在中和剧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按照最流行的第三种说法，“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参加为辽西严重水灾演戏筹款，偕于凤至、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十时许，被告知沈阳有紧急电话，张学良立即赶回协和医院，参谋长荣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要荣臻将情况续报，但不久，长途电话即中断。张学良随即用电话向南京请示，南京方面答复说：不能打。
  事变发生时，沈阳及东北的留守主官几乎都没有坚守岗位，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回锦州私邸为其父办丧事去了，副官处长李济川从北平回锦州，向张作相转告张学良要他回沈阳主持工作时，他却说：“京津方面安福系来了不少人吊唁，大概明后天他们走了，我就回沈阳。”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尚在北平，迟迟不归；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事变当天为其父祝寿，大摆筵席，宾客盈门，热闹异常；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在事变发生时，也不在军营内，留下主事的只是几个参谋长。
  日军炮击北大营时，官兵们群龙无首，惊惶失措。当旅参谋长请示对策时，旅长王以哲在电话中说：“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荣臻则在电话中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王以哲和荣臻是根据张学良、蒋介石的指示，才下达如此荒唐的指令的。
  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2）
  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地认为，忍耐和避让，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的同情和干预。事变后，张学良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两次会议的主要意见都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这更加深了张学良迷信中央决策、依赖国联干预的思想。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断送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政策究竟出自谁手？多年来，史学界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打电报给张学良，内云“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对此，张学良在其与唐德刚教授的口述访谈中，郑重地予以澄清。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