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狱中/编者）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像《毁灭》这样的书，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知识，和实际斗争的经验，是不易懂得的；要有充分的理解，还要有艺术的修养。
  ·与×××的谈话，录自彭柏山《鲁迅的
  启示》，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肖伯纳、史沫特莱等摄于上海。
  以我看来，你既姓萧，又姓费（当时萧伯纳是费边社的首脑之一。费边社亦称费边社会主史沫特莱义，以古罗马主张使用缓进待机战术而驰名的统帅费边命名，主张用缓进、改良的办法搞社会主义革命/编者），但我相信你终究只会姓萧，不会姓“费”的，因为费边主义在英国也好在别的国家也好都不会有出路的。
  ·与萧伯纳的谈话，录自钱俊瑞《回忆鲁迅二三事》，文刊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她实在太感情了。（史沫特莱知道鲁迅的病情时曾掩面而泣。“她”，指史沫特莱/编者）
  ·与友人的谈话，录自戈宝权《鲁迅与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文刊1976年第3期《革命文物》。
  日本的汉诗人中，久保天随（日本近代诗人，汉学家，著有《山水美论》、《秋碧吟庐诗草》等）的作品是好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对，对！他（指芥川龙之介）意识到了在他自己和世界之间有一个差距，他又无法跨过这个差距，因而死也就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了。”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鲁迅——
  我的师友》，文刊1936年11月15日英文
  《中国呼声》，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我总想把芥川晚年的东西介绍给中国。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你们（当时儿岛亨在内山书店工作/编者）在书店里工作，可以看到许多爱看的书，多好呀，你们现在看什么书呢？
  像那样的书（儿岛亨回答看过高尔基的《底层》和卢梭的一些书/编者）还是算了吧，你最好还是看一看夏目漱石的书，他的小说很有意思。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解
  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是很出色的，但是小林的文章，现在由中国的翻译家介绍的却很有限。一般说来，他的作品不够亲切，也不具有普遍性。例如，《蟹工船》已经出了中译本，然而，中国没有‘蟹工船’那样的东西，所以找不到合适的中文对应词汇，于是译者就按原名照样地写出来。这种译本放在店里，因为读者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也就引不起兴趣。”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晓燕
  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鹿地亘的脑子）“快得像剃头刀。”
  ·与×××的谈话，录自吉田旷二著，村尾沙耶佳、李恒伟
  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版《鲁迅挚友内山完造的肖像》。
  “秋田雨雀。我不了解日本的年轻人，所以即使会见了也没有话题。如果是秋田先生，恐怕我读过的书，他也读过；而我认识的人，大体上他也认识，所以和他谈话不会缺少话题的。
  “但是……秋田先生由于苏维埃之友会的缘故，正在受到警视厅的监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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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4节：作品论
  作者：　吴作桥
  ·1936年1月9日下午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
  要）作，陆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原文刊1936年4月
  《日本评论》11卷第4号，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作品论
  “今年是亥年，是猪的年。十二支似乎是从周代就已经有了的，那时十二支同动物并没有什么关系，例如讲到子年，似乎并不是指的所谓鼠，而是指儿童而言的，至于把动物同十二支相配（十二地支和动物相配合，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我想大概是从汉或唐代开始的事。而且，那时同十二支相配的动物中的猪，从十二支中的其他动物大多均与家庭有关系这一点来看，我想所指的并非日本的所谓猪（猪在日本指野猪），而是我国的所谓猪，即日本的所谓豚（豚在日本指家猪）。
  “却说，为亥年配上我国的所谓猪即日本所称的豚，虽是汉唐时代的事，从那时起经过了很多年，见之于诗文和小说的极少，特别是诗，唐代仅见过二、三处。就是在小说方面，同猪有关系的也很少有，《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是最有名的。猪八戒以外，在小说中写到猪，是六朝时代的事，在某部书中，写猪变成了人。它是这样说的：‘某个懒惰的男子，在某处旅店住宿时，有一个美丽的女子来访，这个女子这一夜就在男子处过宿，两人一夜里谈了种种的话，第二天这个女子回去时，男子又相约再会的机会，并把刻有钤记的印章给了她。男子在女子回去以后，感到非常寂寞，为了排遣这寂寞就出去散步，当他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时，发现某家饲养的猪（即豚）的腿上，系着一个刻有钤记的印章。’（鲁迅在这里讲的猪变人的故事，有引号，看来是复述的。这个故事初见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卷十八：“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后又见于北宋李日方等编的《太平广记》第四百三十九卷，文字与《搜神记》大致相同。同一故事还见于《太平御览》：“吴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还，至曲阿塘上，见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钤，系女臂，令暮更来，遂不至。使人求，都无此色。过猪圈，见一母猪臂上系金钤”。此外，《北堂书钞》中亦有此故事。又金钤亦作金铃）。
  “再说，关于《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也有种种说法，我以为它描写的并不是猪变成人，而是人接近于猪。猪八戒和孙悟空一同随从三藏法师前往西天竺的路上，尽管孙悟空经常很好地劳动，猪八戒却是除了一度为师父用鼻子平掉了一座小山而显出神通以外，他什么时候都是讨厌而又懒于劳动的，猪八戒真是个懒汉的代表性人物。
  “再者，猪八戒这个人物，在《西游记》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换而言之，《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并不是作者新创作出来的人物，而是沿用此前已有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据说，孙悟空是在宋代（南宋）的所谓《唐三藏取法诗话》中出现的，猪八戒是在元曲的所谓《唐三藏取经》中出现的，然而两种书今天在中国都不存，只是根据散见于其他的书中的记载才知道的。然而，前者即所谓《唐三藏取法诗话》，日本的三浦观树将军藏有原书，三年前罗振玉氏曾将它出版（鲁迅这里提到的《唐三藏取法诗话》，是宋人平话，原名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我国久已失传。一九一六年罗振玉曾用日本高山寺旧藏后为三浦将军所有的宋中瓦子张家印本影印出版，一九五四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将此书重新影印。在这本书话中尚未出现猪八戒。有关这本书的版本问题，鲁迅曾写过《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见《二心集》）和《关于三藏取经记等》（见《华盖集续编》），可参阅。元杂剧《唐三藏取经》，日本一九二八年有盐谷温的校印本，我国一九五四年有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的影印本，书前题元·吴昌龄撰，是错误的。此剧实系明初杨讷（景贤）所作。因吴本《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没有保留下来）。后者《唐三藏取经》，原本何处都未见到，只有《纳书楹曲谱》（《纳书楹曲谱》，系清代叶怀庭所编。正集中收有《莲花宝筏》，续集中收有《唐三藏》、《西游记》等曲谱，闻系吴昌龄撰《唐三藏取经》杂剧的片断）中曾揭载其一部分。”
  ·与丸山昏迷的谈话，日文原载1923年初出版的，藤
  原镰兄编辑的日文《北京周报》第47期新年
  特别号上，戈宝权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其中（指徐梵澄在湖南收得的一本旧书，名《草堂之灵》。作者不详/编者）讲诗、文、书、画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见解，甚为高明。
  （徐说，如出此书拟将其中谈及神通鬼之事删掉）
  还是保存其原样好，因为那会将其书的特色抹煞了。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
  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刊物
  “每种刊物应有其个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种刊物，总是这几个人投稿，是不好的。”
  “新产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微帮助一下，三两期后，便能自己办起来，像《译文》初时情形一样，那是对的。如果每期都需要帮助，好像背着一个人走钢索，不但走不动，而且会有使背的人跌下去的危险。”
  “办刊物多量吸收新作家，范围要较大，不可老驮在几个人身上，否则要拖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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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5节：刊物
  作者：　吴作桥
  ·1936年5月10日与《中流》编辑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现在固然有《语丝》，但《语丝》态度还太暗，不能满足青年人要求，稿子是岂明他们看的，我又不大管。”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转自董
  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徐旭生先生的《猛进》，倒很好，单枪匹马在战斗，我们为他作声援吧，你去同飘萍商议条件（指鲁迅拟办《莽原》，随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发行》/编者），我就写信约人写文章。”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转自董
  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现代评论》，久不见该报，不知它近来态度怎样？
  （钟敬文答：“现在也渐渐赞成国民政府，像要革命起来了。”）
  这真没有法子呢。
  ·与钟敬文等的谈话，录自钟敬文《记我鲁迅先
  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你看，《现代评论》有多猖狂。”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转自董
  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丛芜生病，霁野回家，目前大概由素园维持（指主持《莽原》工作/编者），将来则属之霁野。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1926年10月10日致鲁迅信，
  信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狂飙》）据我看是好的。
  ·与孙伏园等的谈话，录自高长虹《1925年，北
  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文收董大中著，河北
  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的精力恐怕来不及了，也不可能经常写稿。
  “这口气（指《作家》这一刊名/编者）太大了一点罢？”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
  《肖军谈〈译文〉〈作家〉〈海燕〉和〈鲁迅先
  生纪念集〉等》，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这个名称（指《作家》/编者）有点自大，似乎在刊物上写稿的都是作家，容易将新起的青年作者吓跑，连读者也难免望而生畏，这样就把自己封锁起来，孤立了。
  （我）倒是赞成比较笼统的名称，例如《莽原》、《奔流》之类，不着实，但也没有太大的流弊。
  不换了，不换了（指将《作家》换个名称/编者），原先有人筹备作家协会，因为这刊物，害怕读者误认是他们的机关刊，让它沾了光，听说现在改作文艺家协会了。换一个，弄得又要改名，岂不是逼人太甚吗？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一点往事》，文收上海文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