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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歌原是诗的源泉和老祖宗。《诗经》不用说，《楚辞》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当地民歌的影响。你们在这方面的想法和做法，要有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如果搞得好，未来的崭新的诗歌就有可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据它的地位。
  ·与任钧的谈话，录自任钧《有关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新诗的大毛病，就是别人看不懂。好像只有这样做，才是世界诗坛上的绝作，岂非笑话！……写诗，能吸取民间形式，学些民歌，也是个办法，勿写得令人莫名其妙，或苦涩难读，要大致押韵，做到通俗，可唱，就有阵地，至少比什么“国事管他娘”那种歪诗强得多。
  ·与白曙等人的谈话，录自白曙《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文刊1961年10月18、20、21日《广西日报》。
  人天生有爱情，有爱情就有恋爱诗。《诗经》的《国风》、《子夜歌》等民间歌谣里，有很多恋爱诗，恋爱诗是禁不绝的。
  “关关雎鸠”是大鹫鸟唱恋爱诗，“两个黄鹂鸣翠柳”是黄莺鸟唱恋爱诗。鸟用婉转的歌声求爱，为什么诗人不能用恋爱诗求爱？
  道学家越仇恨恋爱诗，越要勇敢地大唱恋爱诗，让他们去恨！
  ·1925年8月26日与汪敬之的谈话，录自汪
  敬之《鲁迅——莳花的园丁》，文收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编剧本，总要比写小说多用些功夫。小说的读者，大概是学了文化的知识分子，戏剧的观众，同在一个剧场里，有着大学教授，也有许多是目不识丁，是缺少学习文化的机会的，有老人，也有小孩子，各方面的人都要顾到，台词就得格外通俗，格外精练了的；所以编剧本，要注意用另一种语言，就是叫做“戏剧语言”的。在结构部署上，写小说也比编剧自由得多：小说里的“焦点”，固然可以放在中间，也可以一开头就写成焦点，引起读者的注意，使得感到非读下去不可。也可以放在末尾，突然结束，使人耐味，终于得到深刻的印象。而戏剧则不同，戏剧要顾到主角的精力，不能每幕每场都出台，总得有个休息的时间。因此编剧本，总要有点舞台经验才好。
  但在原则上，无论是小说中的对话，或者剧本里的台词，只要说出来了一般读者、观众所想说而未能明白说出口来的，总会受到欢迎而博得同情。——除非少数阔人，哪个不厌恶伤人的市虎呢？使坐汽车而不知民间疾苦的少数阔人也吃些灰尘，自然是大快人心的。在被反动军阀剥削压迫下的劳苦大众，哪个不想“还我自由”呢！
  可是戏剧，对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有着许多有利条件，因为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首先是有伴奏的音乐。即使有些人有时对于剧情不感兴趣，听听悦耳的音乐，也是不至于不耐烦的。音乐是，即使你并不注意倾听，也会钻到你的耳朵里来的。何况舞台，高大的建筑，生动的雕刻，美丽的绘画的布景，配上五花八门的灯光，总是显得堂堂皇皇的。所以要用戏剧这个艺术武器宣传新思想，实在并不难，这终究是个革命的武器！
  戏剧，把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当众毁掉的算做喜剧，把有价值的东西当众毁掉是悲剧。无论喜剧、悲剧，都可以受到观众的欢迎，只要编得出色。拿莎士比亚的剧本来说，《威尼斯商人》是他喜剧的代表作品，《哈姆雷特》是悲剧代表作——在悲剧的戏剧里，还可以划出一部来算做惨剧的。惨剧和悲剧的区别，在于闹成悲惨的结局，是否由于主角自己的玩弄？比如同某个人谈爱恋，闹成悲惨的结果，是悲剧。因为并没有注定，必须去同这个人谈恋爱，结果不好，由于找错了对象，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惨剧并非由于主角自己玩弄的结果。“喜剧”、“悲剧”、“惨剧”这种名称，也可以用到有些小说上来。比如《祝福》，祥林嫂到后来，弄得活既活不成，死也死不得，如果有鬼，她怕被锯开身子来，如果无鬼，将永远见不到唯一亲爱的阿毛了，悲惨到了极点，但这种痛苦，并不是她自己找寻出来的。祥林并非她害死，再嫁本非她所愿，阿毛是狼拖去的，都出于无可奈何，所以是惨剧。《阿Q正传》可难说了，阿Q被绑上囚车去枪毙，因他有抢劫的嫌疑，这嫌疑由于做了小偷，做小偷由于失业，失业因为他跪在吴妈的面前求爱，好像悲惨的结果是他自己找寻出来的，似乎是悲剧性的。但阿Q，弄得姓也没有了，连名字，叫做阿桂，还是阿贵，也弄不清楚，不能早就结婚成家，这才跪到吴妈的面前去。总的说，原也是可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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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9节：文体论
  作者：　吴作桥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第二幕剧中（指1935年11月初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金城大戏院演出的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编者）假钦差大臣所住的小旅馆房间的门应该是朝里开的，所以躲在门外偷看的无事乱忙的两个丑绅士陶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分别由刘一民和殷秀岑演饰/编者），你挤我轧地抢着偷看时，这两个宝贝才会一不留神地跌了进来，扑倒在地上，显得如此狼狈。如果门朝外开，则是决然跌不进来的了。……愚蠢而自作聪敏的傻仆人是俄罗斯文学中底传统形象。这次扮演沃西普的演员把这位假钦差的仆人演得过于聪敏机伶了。县长的妻子安娜必定是个丑妇人，所以她跟女儿马利亚在假钦差赫列斯达可夫的面前争风吃醋起来，丑态百出，才更有喜剧的效果。而这次演出却采取了俊扮。这就和作者的原意有出入了。
  ·与丽尼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
  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指一出目莲戏中的一个角色/编者），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
  ·与郁达夫、川岛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
  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这类文章（指“左联”一些作家写的攻击性的杂文/编者）多写写，就会写好起来的。只要打得到敌人，笨一点也不要紧。“左联”实在需要写这类文章的人。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敌人禁止它，我们来提它（指杂文/编者）！多几个人手，事情就好办。……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断片》，文收唐著上
  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回忆·书简·散记》。
  （一次增田涉和鲁迅谈起想译茅盾的作品）
  你是想翻译只在今天有声价的作品好呢，还是翻译有永久价值的作品好？那作品就算今天有好评，而只是今天的东西，还是努力更能延长到未来的有生命的工作吧（此处表现了鲁迅对茅盾作品的微词，录以备考/编者）。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对莫洛亚，已有爱伦堡的文章，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评论，看看这几则小故事，有什么大危险呢？就不能从资产阶级作家那里学些描写的本领吗？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要“知己知彼”，我们翻译的路要宽。
  ·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杂忆老〈译文〉》，文
  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忆念鲁迅先生》
  别的没有什么，似乎对被压迫民族作家的作品，注重不够（指《译文》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编者）。
  ·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杂忆老〈译文〉》，
  文收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忆念鲁迅先生》。
  （丰子恺译作《苦闷的象征》与鲁迅译本“撞车”了，丰子恺特意向鲁迅说明，事先不知道鲁迅亦译了此书）
  “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
  ·与丰子恺的谈话，录自陈星《丰子恺与鲁迅二
  题》，文刊1990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
  以中国的名姓译外国人的名字也许在懒惰的读者看看很顺眼，但在译者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译名是可以随意写上几个字的吗？这里却也需要一点斟酌。·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不用中国式姓名译外国人名，不在女性人名上加草头女旁，字形要长体扁体配称使用。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如果没有一个“西洋通”作助手，给他设计取材，恐怕林先生的西洋名著也很难出版，那么，这些名著的作者是谁，还得有“考古癖”的人去研究一下。林先生之所以要做这些西洋名著，大概是想着危言重言的问题，利用某些中国人自庚子以后的“崇洋”心理。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
  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林琴南又译一部哈葛德（1856—1925年。英国小说家。林纾译有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等/编者）。”
  ·与许寿裳的交谈，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曹靖华先生不是正在给你们讲苏联小说《远方》（苏联作家盖达尔的中篇小说，曹靖华译，鲁迅校阅/编者）吗？这篇东西已经翻译了出来，不久就可以出版的（中译《远方》最初刊1936年3月16日版《译文》月刊新1卷1期，单行本于1938年6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编者）。
  ·与邹鲁风的谈话，录自邹鲁风《党给鲁迅以力量》，文刊1956年第20期《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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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0节：与徐汉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耿济之先生也跟你同一个学校出身，希望你多看原著，多多译作。我自己则……不谙俄文。
  ·与徐汉安的谈话，录自徐汉安《回忆鲁迅先生》，文刊1948年10月16日长沙《新时代》周刊第18期。
  “日本佐藤春夫写信来问我：高明这个人是不高明的？我回信说，恰如其反。”
  ·1933年3月9日在上海四马路致美楼席上与同
  席者的谈话，录自《上海文人“礼拜五派”郁
  达夫、鲁迅、茅盾、洪深等一致通过/高明并不
  高明》，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集。
  “你们的俄文学得怎样了，K先生（不详/编者）的俄文是很好的。哪能不翻字典，翻字典能看也就好了。先生寄来一篇××，这是他的讲义吧？这篇东西很好。”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谈到翻译，外国的作家或作者，有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有的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听说自己的作品被译成外文，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很不放心的。这位翻译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他自己也是作家，所以不会有损于我的作品吧。《阿Q正传》已被译成俄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日本的译者我还了解。我的作品有井上红梅的译本，还有佐藤春夫的译本，比起来还是佐藤春夫译的好。什么缘故呢？因为佐藤春夫自己是著名的作家，从而对我的作品有较好的理解，并且译得很生动。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晓燕
  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中国作家
  工厂中工人，下了班心思便不在机器上了，然我们放下写作之后，脑经（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