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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你怎么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呢？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就是公开向敌人说我是左派，这是很危险的。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文刊1973年第5期《中国建设》。
  是啊！我姓周，名字叫周树人，又姓鲁，名字叫鲁迅。可是我还有第三个名姓，那就是“社”，名字叫社会主义。我同你刚相反的，你将来姓萧不姓费，（萧伯纳是费边社的首脑，故称。费边社又称费边社会主义，以古罗马善用缓进待机战术而驰名的统帅费边命名，主张用温和缓进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编者）。而我将来呢，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一定会胜利的。
  ·与萧伯纳的谈话，录自钺俊瑞《回忆鲁迅二三事》，文刊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以前我以为老的死掉，中国就会好起来，如今看看不然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我其实是知识阶级分子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层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一切要求进步的人，都赞成进化，社会也是要进化的。不过，停留在进化论里，不承认事物的突变就不够了。”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
  若干史实》，文刊1977年5期《天津师院学报》。
  “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非先扑死你不可。”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管它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载1936年11月号《译文》第2卷第3期。
  “他们干他们的（指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编者），我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张荣甫《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文刊《上海鲁迅研究》第5辑。
  其实，我们今天都还是为求生存而斗争。——这就是真理。真的，我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倘使是真理，这就是。这么简单。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一见到虚伪，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呕的世态时，心里的悲愤便觉得非吐不快。有些个人代表或一种世态，骂他并不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会的嘴巴罢了；社会是冥顽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与厉绥之的谈话，录自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文载1961年9月15日《文汇报》。
  那不相干！他们总归要骂的。骂鲁迅是“公事”，不骂就会失业。让他们骂吧！有的是私怨，也有骂着玩玩的，骂得好，我看。我看他们骂人的艺术。
  不需要解释的事，就不解释。不如为读者多写点文章。
  由它去！一个人该做的事就做，该说的话就说，只要对大众有益。至于别人怎样看，我都听便。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断片》，文收唐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回忆·书简·散记》。
  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与黎烈文等人的谈话，录自唐《第一次会见鲁迅》，文
  收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回忆·书简·散记》。
  被骂，我是不怕的；只要骂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讽刺家”，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
  平常应酬场中，问到别人的姓名籍贯，总是“贵姓”，“大名”，“府上哪里”；你说了姓名，别人不管有没有听见过，总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样冷僻的乡村角落，人家总是“大地方大地方”，大家都认为老实话，其实这明明是“讽刺”。
  真是“讽刺”，不算“讽刺”，于是老实话反变成“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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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节：与以群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以群的谈话，录自以群《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的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我对他们（指张若谷、曾今可等/编者）也并没有什么公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现通译堂·吉诃德/编者），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忙！那不行。外国作家……他们接受的遗产多么多，他们的文学生长已经有了多少年代！我们中国，脱离了八股文，这才几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
  “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点，就作一点，总比不作强。”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逝者已矣！》，文刊1937年10月20日《大公报·战线》第29号。
  我虽然曾经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感到失望，但是正因如此，我必须战斗。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
  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我的父亲没有留下遗产给我啊。病也没有法子想。不写文章就不得过。嘻哈。
  息得太多，也就很无聊。
  ·与曹白的谈话，录自曹白《写在永恒的纪念中》，文收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了，也不要紧。第二，我们要坚韧地慢慢地走去。”
  ·柔石引述鲁迅的话，录自1929年10月14日
  《柔石日记》，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不过，事情总是多方面的，也总是不无原因的。我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虽然非亲非友，也没有什么仇恨。我们写文章，总得有点新思想，总得发表点谋改革的意见。总要让读者吸收点新知识。尤其是有为的青年读者，不满意于现状，是要谋改革的，也得设法给他们点帮助。编辑人员本来应该站在读者的一边，也应该迎合点读者的心理。可是，后来我明白了：且不说编辑人员，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保守的，唯恐出了乱子敲破饭碗，总要是四方平稳的文章才敢编进去发表。即使是维新的，总也有所顾忌，因为编辑人员的上面有着总编辑和馆长、社长等老板，他们是更要顾到利害关系的，尤其是讽刺得尖锐的文章，有些人总是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却不愿意被人暗暗地揭露出来。如果触犯了有权势者，不但编辑的人饭碗要打破，那刊物也将办不下去。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搁笔，当然仍然要写讽刺文章，仍然要揭露黑暗。不过要注意到这种情况，要写得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大刺眼，但明白的读者能够领会到。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写文章投稿的，要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的了吗？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垂死的疯狗是乱咬人的，要警惕些。稿件就交给我好了。
  怎么？还是原封不动的吗？这类信、稿，得方便时，最好拆开看看，分分类，然后用纸卷起粘好，写上个外地邮址，再不妨贴它几个邮花，这就完全像别人委托代寄的了。碰着抄靶子，还不会应付吗？
  我们不骗好人，但对敌人么，就不应老实了。
  ·与白曙的谈话，录自白曙《回忆导师鲁迅二三
  事》，文载1961年10月18、20、21日《广西日报》。
  报纸没有一家没有背景，我们可以不问，因为我们自己绝办不了报纸，只能利用它的版面，发表我们的意见和思想。不受到限制、干涉，就可以办下去；没有自由、再放弃这块园地。总之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民报副刊〉及其他》。
  有些人拿愚蠢的冒险当勇敢，总怂恿人赤膊上阵，我总疑心他们属于敌人那一面；自然，其中也有老实人，但总是轻者遭殃，重者送命。生物具有保护色，在残酷的斗争中怎么就不可以学习呢？
  ·与李霁野等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
  斗争要有长期而坚强的韧性，不能赤手空拳，挺身而出地硬干，而是沉着机智地去应付艰危。站出来讲话尤需要明喻暗譬，大家领会而又无懈可击；绝不可以对当地当政强梁权贵指名道姓地明白指斥，借以避免授人以柄，徒招祸害到自己身上，对敌人必须讲求应付的妥善而巧妙的策略。
  我明天（1929年5月29日，鲁迅在北大讲演日期/编者）就是用机智的隐喻来讲话，正要抓紧策略来应付敌人，冲击敌人，而不被敌人钻空子。
  只要到时入场，用不到什么证件或票券。
  ·1929年5月28日在西三条故居与张孟闻的谈话，录自张孟闻《鲁迅先生的告诫》，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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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节：与春地画会成员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你们年青人真不懂，要做掩护工作的，今后要注意掩护，房子租得好些，挂块牌子，像个画会，外界不会怀疑。
  ·与春地画会成员的谈话，录自吴似鸿《回忆“野风画
  会”及与鲁迅的关系》，文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1期。
  “现在中国幼稚的青年们，一点都不怕死，而且好像还希望死，但我说这是不好的。容易的想到死的人，是不能搞真正的运动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增田涉对鲁迅说：“听说您的脑袋要值三万元呀！？”）
  “这是假的。一个文学家，他们哪会出这么多的钱。只有带军队的人的脑袋，才会卖这么高价的。要搞我的话，不过一两千元吧……”
  “对呀！我尽管攻击军阀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们杀掉了。所以那些攻击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应当早已被杀了。而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发牢骚，说怪话。据说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吧。我也承认他们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起反清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多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拿我来说，自从遭到段祺瑞的通缉令，就不得不多次到处逃避，是从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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