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有一天，我（俞芳原文此处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坐人力车从教育部回绍兴会馆，不慎把钱夹落在车上。当时我和人力车工人都没有发觉。下车后，我走进会馆，这位人力车工人在车上发现了钱夹，认定是我丢的，就急急忙忙跑进会馆把钱夹送还给我，并一再要我当面点一点，有没有少东西。我非常感激，因为这里面除钱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稿。我就拿出一元钱酬谢他。起先他不肯收，再三推却，最后我好容易说服了他，他才收下，称谢而去。他需要钱，但拾金不昧，这是何等的可贵的品德。这个钱夹如果被慈禧太后拾到，恐怕早就落到她的腰包里去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二秃子（鲁迅住在西三条21号时，常拉鲁迅的一位人力车夫/编者）那种负责态度真是少有的。那天跌跤，是地上结了冰，路滑的缘故（一次鲁迅乘二秃子的车，因路滑，二秃子摔了跤，他和鲁迅都受了伤/编者），这不能怪二秃子，况且他的伤势远比我重，出事后，还亲自把我送到家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
  ·与潘妈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事情发生在十二月里的一天，寒冬腊月，又逢下雪，下班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我（俞芳原文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乘坐人力车回绍兴会馆去，一路上呼啸着的大风，夹着鹅毛大雪，扑天盖地袭来。好冷啊，这时我身上穿着棉袍，还感到寒气难挡。可是突然发现拉着我在寒风大雪中挣扎前进的那位人力车工人，却衣着单薄，特别是下身只穿着单裤。这样寒冷的天气，单裤怎么能够挡得住呢？到了会馆，我问这位人力车工人：
  “这么冷的天气，你为什么不穿棉裤呢？”
  人力车工人回答说：
  “先生，生活艰难哪，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
  我理解他的艰难，付了车费外，又特地送给这位人力车工人一元钱，再三叮嘱他，买条棉裤穿；并且告诉他，这样下去，腿关节要冻坏的。第二天，积雪未化，寒气逼人，气温更低了。我下班后，就到教育部门口注意观察，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站在门口寻生意的人力车工人，几乎都是穿着单裤的。我想（原文为“感慨地说”/编者）：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人家辛辛苦苦换来一点工钱，要养家活口的，在有限的工资上和他们（指人力车夫/编者）“斤斤计较”，是不道德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这（指‘老虎尾巴’/编者）倒是我故意造得这样的！因为便宜点！这是灰棚，上面是平顶的，比较正式的房屋，钱可以省一半多——这样在屋后面拖一间的灰棚，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现在我是住在老虎尾巴里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改革实在是难；无论泥水活和木匠，都总是要依他们老法子做。我是大半托人代办的，不好意思多说，自然只好将就点。”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这院子树太少了，太阳花虽好，只有它，显得单调些；再说太阳花怕冷，秋风一起，马上枯萎，所以打算再种些树。太师母喜欢花木，我已向云松阁（北京专卖各种盆景及树苗，并代送代种的一家商店）定购紫、白丁香树各两株，种在太师母的窗前。这样老人家可以隔着玻璃窗看花。因为现在不是种树的时候，所以只好等明年春天再种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等它（指鲁迅西三条故居院内的一株杏树，时已果坠满枝，但果未熟/编者）熟了，请你们来吃……记得绍兴出杨梅、出瓜的地方，都是只管吃饱，不许带走，我们这杏树也按这规定办吧……后院光秃秃的实在单调，明年也要种上几株树。后院的土质不如前面，都是用煤渣垫起来的，打算在北面沿北墙种两株花椒树，两株刺梅，西面种三株白杨树。白杨生长力强，风吹树叶沙沙响，别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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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节：与许寿裳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这里确实偏僻了一些，如果闯进几个流氓来，实在招架不住的。所以，现在加紧了防备，有人来，先要问清楚是谁才开门，并且随手加闩了。
  有什么可怕的（指1924年11月13日，鲁迅的一位名叫杨鄂生的学生，冒名杨树达，闯入鲁迅家中要钱。初，鲁迅疑其为人指使，后始明白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学生/编者），料他也不敢动手；如果动手打起来，他也未必打得过我。况且这究竟是我的家里，家里潘妈（侍候鲁迅母亲的女佣/编者）等人肯定会出来帮我的。
  ·与俞芬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神经痛，这是接连多写了的缘故；不要紧，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授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先生便通知世界语专门学校自己去上课的时间。该校经费困难，付不出讲课费，只每月付20元车马费。待校方送款时）
  “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指来送款的该校教务处职员陈空三/编者）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授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直到1925年3月该校停办，鲁迅一直未收每月20元的车马费/编者）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
  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这（指吴佩孚对夏元说的一句话：“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编者）也是苍蝇之声耳。
  是帝国主义吧（指同行者刘静波讲的“大国家主义”/编者）？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
  这虽是小题大作，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
  ·与同行者的谈话，录自陈钟凡《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文收单演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鲁迅在西安》。
  我顶不赞成他的（指鲁迅西安讲学时的一位同行者/编者）“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指给西北大学招待鲁迅一行的工友钱/编者），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忆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有些苦味。（指鲁迅在西安时尝试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吸鸦片烟/编者）。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
  现在想把我挤走（指杨荫榆等排挤鲁迅/编者），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与××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老虎（指章士钊，因时章办《甲寅》杂志，以“寅虎”故，因称之/编者）没有办法：下了冷口（指在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撤了鲁迅的佥事职/编者）。
  这是意料中事，不过为着揭穿老虎的假面目，我要起诉。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我们自己动手。
  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此时鲁迅不再抽劣等烟，而是抽较贵的“海军”牌香烟了/编者）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指章士钊撤鲁迅佥事职/编者），我不理他，看他还有什么花头。这是他不得不破着脸皮来的一着。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2集。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指章士钊，因章士钊办《甲寅》周刊，以寅属虎，故称/编者），在扮演周处（240～299年。晋人。少时，乡人称他为“三害”——含蛟与虎——之一。后竟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吴时为东观左丞，晋时任新平太守后迁御史中丞/编者）或武松。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你真是个傻孩子（据传，鲁迅房里有两把刀，一把放在书架上，一把放在床褥下。一天，果被许广平搜出/编者）。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
  年们》，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赴厦门途中
  “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但是因为军人们（指鲁迅与许广平在南京的一个旅馆中，遇上了来搜查的孙传芳军人/编者）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指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编者）
  （增田涉问：“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
  “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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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节：与章衣萍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在厦门
  “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枕上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枕上·窗下·风中随笔》。
  “这事（指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事/编者）在数月前已经提起了，不过那时厦大已先聘定了，并且语堂先生等都是好朋友。现在学校对你们怎么样？”
  “他自己称是是孔教徒，曾著过一本‘孔什么纲’。”（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著的《孔教大纲》/编者）。
  “做到是做了两年（指鲁迅与厦门大学聘约/编者），但是这个管不了许多。他（指着伏园）前次到广州也是这样的。
  ·与李淑珍的谈话，录自李淑珍《与鲁迅的一席话》，文刊
  1927年1月15日《厦声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你们打着代表（厦门大学文科全体同学派金工等四人赴鲁迅住所挽留先生/编者）的头衔来，所以我不会。”
  ·与金工等的谈话，录自金工《鲁迅在粤的片断回忆》，文刊
  1936年10月26日《华西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我统计所有的不动产，只有在北京一所房子，这房子是去年花八百元买来的。这样说来，我捐二角给厦门大学，未始不比陈嘉庚不慷慨了（这是按照陈嘉庚所有财产与供给厦大经费的比例而言）我钱捐了，收条却还没有拿到呢？（此语似较上一段有更大的权威性/编者）
  ·1927年1月13日在林文庆于鼓浪屿大东旅社饯别鲁迅的宴席上讲，见探秘《鲁迅君的作风》，文刊1927年2月17日香港（华侨日报》，转录自1999年第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