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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生平
  作者：　吴作桥
  ●00ZAIDULUXUNⅠ“我是斩除荆棘的人”——谈自我
  ■生平
  总说
  我的一生“很像个橄榄核，两头尖，中间大”。
  ·与徐伦的谈话，录自徐伦《鲁迅先生在厦门
  大学》，文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1期。
  少儿时代
  我幼年时，在乡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丛中出来，在人后追得很快，人到一个地方转弯，就见蛇向前行，几十条不断。
  鲁迅家中后面的荒园——百草园·与孙福熙的谈话，录自孙福熙《鲁迅·艺术家》，
  文刊1937年1月长沙《潇湘涟漪》第2卷第10期。
  这是我自己练出来的。当是十一二岁的时候，读私塾，书背出来了，空下来就画画儿，用一种很薄的纸，蒙在书的绣像上描画，画了好几本，后来就能自己画简单的画了。●00
  这些（指鲁迅的画本/编者）是小时的东西，几十年了，早不知到哪里去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这有什么好说的，做学生，书总应该好好读的。
  ·与母亲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鲁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三味书屋小时候在家里读书，先生给我限定功课，譬如叫我背四行书罢（旧式私塾惟一的教授法是背诵），我立刻背了，一切的课业都办妥了，我在那里玩，先生看看不对，再加四行，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一本书，以后就每每整本的书责令我背诵，我还是很快地做完了，还是在那里玩，原因是我看过一两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后来先生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
  南京求学
  “我从家里出来仅仅是拿了八元钱，如今我挣过的不仅是八元啦，不独够本还有利息了。”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一八九八年五月，鲁迅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这是水师学堂遗址。
  那时候，人是看不起学堂的。办学堂的人也还是带着辫子，穿公服的。
  我很喜欢爬桅杆，在桅杆的上面可以藉着看一看四处的风景。那桅杆是埋在学堂里的院子里的，很高，人在上面还可以做各样花头，比方“凤凰展翅”之类……掉下来也不要紧，下面是有一个大网子接着的。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鲁迅于1898年考入的南京水师学堂于1913年更名为海军军官学校，1915年又改名为海军雷电学校/编者），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
  ·与杨霁云的谈话，录自杨霁云《琐忆鲁迅》，文刊1936年12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
  金牌（1899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因学习优秀而得的金质奖章，得后即变卖，买了东西/编者）是可以用钱换的，要什么样子就可以买什么样子；再说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它不能证明我将来学习成绩的好与坏；况且把金牌保存起来，它永远只是一块金牌，金牌再也变不出什么其它的东西来。弄得不好，反会使人增加虚荣心，滋长傲气，从此不再上进。而从书本里却可以得到知识。
  ·与母亲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天气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
  ·与杨霁云的谈话，录自杨霁云《琐忆鲁迅》，文刊1936年12月5月上海《逸经》半月刊。
  对于这些病我是不大理他们的，也不大听医生们的劝告。
  这恐怕是吃辣椒吃多了的缘故吧？其实若有多一点钱，长长肺病并不坏；它并不痛！大概是这样的，在南京考学堂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穿的是单裤……就只好多吃辣椒，大概由咳嗽，辣椒就转成肺病了。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到了儿童时代，家里非常穷，缺少衣服，为了防寒，常吃辣椒，这样一来，就是食品少也能够对付，因为辣椒刺激了胃，便好像饱了。这东西使我的胃非常坏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鲁迅在南京读书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礼堂
  有一次我休假后回南京，从上海乘长江轮船，因为没有钱，只好坐统舱。我占了一块地方，把自己的铺盖铺好了，离开了一会儿，等我回来一看，铺盖已经被人卷起，别人的铺盖已铺在我的地方，我于是把别人的铺盖卷走，把自己的再铺上。忽然看见一个流氓动手打过来，我刚从网篮里拿出一个洋铁罐，就随手打过去，把那个流氓打了一下。这下子不得了啦，那个流氓凶狠狠地要动起手来了。这时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喝“你敢！”原来刚好这天路矿学堂的钱总办（指南京陆师学堂总办钱德培/编者）也坐这只轮船回南京去，他带了四个卫兵。卫兵看见我穿的是路矿学堂的制服，又见流氓要行凶，所以喝了一声，把流氓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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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学医的四个原因
  作者：　吴作桥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日本留学
  新发现鲁迅早年在日本的照片孺人，变成官太太了（清时六品官的妻子被封为“孺人”/编者）。我即使成为女子（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一次有人将他的名字写成“周孺人”/编者），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叫我孺子，虽为乳臭儿（日语称孺子为“乳臭儿/编者），也比官太太强。
  （同学听了，开玩笑说：“孺子可教也。”）
  这个“可”字，不如改成“请”字。唐朝时，日本曾向我国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了。
  ·与弘文同学的谈话，录自谭桂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泰斗鲁迅》。
  （学医的四个原因）
  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第三，救治中国女子的小脚；第四，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第四点为鲁迅与孙伏园谈话/编者）
  ·1933年5月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工大众。
  ·与厉绥之的谈话，录自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文刊1961年9月15日《文汇报》。
  1903年鲁迅在弘文
  学院剪断发辫后留影人的腿上有条筋，叫做“缝匠筋”（？），这个筋抽一下，腿就要跳一下。有次我在和同学们解剖尸体时，趁同学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把缝匠筋抽一下，尸体的腿就突然跳弹起来，把正在解剖的日本同学吓了一大跳。
  ·与杨莘耜等人的谈话，录自董
  舒林《鲁迅与杨莘耜》，文刊
  《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仙台医专的解剖室
  我睡下之后，暗想明天付账，囊中的钱不够了，预备一早就打电报给你，请电汇一点款子，以救“眉急”。如此决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刚要睡熟，忽听见外面有声，报告邻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钱不花，还被店主派人领送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声明，只要普通房间。夜已深了，赶快就寝，万不料朦胧中，外面又嚷到“火事，火事”了。可不是吗。我马上爬起来，出去一望，知道距离尚远，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退学了。
  是的，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
  我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借助于科学之力。然而，我在日本住了八年后回国，觉得还是应把更多的人作为工作对象，便搞文学了。如今，相信我的人年年增多，对此甚感欣慰。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我在18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水师学堂，转入了矿务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毕业后我又想，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我到日本开始学医了。那时我又想，日本的维新就是从发展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后，我在一部幻灯片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当了侦探而被枪毙的情景。这时我又想，必须提倡新文学，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我抱着这种想法，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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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日战争时代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医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定了些小计划……”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以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写了稿子，自己以为还是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等候登载我那篇文章的刊物寄给我。可是等了许多时候，寄给我的不是登载着我那篇文章的什么刊物，而是我寄的那篇稿子，原封不动的。但我并不因此灰心；我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附来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是使我感到失望的。但我仍然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后来我出了几本书，是翻译的。回国以后，又到北京来做事，商务印书馆也要出我的书了。那年启孟在西山养病，等钱用，就把《小说译丛》的版权卖给了商务印书馆。版权已为他们所有，现在要修收，就很困难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因为这个谣言（传言鲁迅在日本娶了日本老婆/编者），家里箭也似地催促我“回国”，有时一天来两次信，“我因为生气和烦躁搞得神经衰弱”。结果是回国之后，在亲戚、家人的逼迫下和朱安女士结了婚。不过一周之后又独自回到了东京。（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带周作人回到东京/编者）“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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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节：与胡风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转自杨兹举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1月版《荒原野狼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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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