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挂断了电话。
  我在当警探时，曾处理过性骚扰的案子。我很清楚这类案子是怎么处理的。事实上，你通常无法从体格检查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检查的结果总是模棱两可。如果一名心理医生用一大堆问题来问一个孩子，这孩子最后总是顺着他的思路，编造回答来取悦于他。常规程序要求心理医生把谈话录像，证明提问过程中没有诱供现象。可是，最后到法官面前，情况几乎总是不甚了了。因此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十分慎重。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可能，就要让孩子离开那位受指控的父亲或母亲。或者，至少是不让他或她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看望孩子。也不能和孩子一起过夜。或者，甚至不让……
  “够啦，”康纳坐在我的身旁说道，“回去吧。”
  “很抱歉，”我说道，“可是真烦人。”
  “我相信。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没有告诉我？”
  “哪方面？”
  “关于性骚扰的指控。”
  “没有，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后辈，”他轻轻地说道，“要是你不告诉我，我就没法帮助你。”
  “这和性骚扰毫无关系，”我说道，“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是关于钱的事。”
  康纳一声不吭。他望着我，等着下文。
  “啊，见鬼。”我说道。
  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以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实际上你却什么也不明白。以后，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明智。你身不由己，完全失去理智。可是，在那时候，你还以为事事称心如意呢。
  当时的情况是我坠入了爱河。劳伦是那种有教养的姑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态度矜持。她比我年轻，十分美丽。
  我心里一直很明白，我们之间很难相处得好，但我还是想方设法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然而，她渐渐产生不满情绪，对我的公寓，对公寓的地段，还有对我们的收入都不满意。为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开始闹别扭，可这是与事无补的。她在车里发脾气，在床边发脾气，到处发泄。她变得那么可怜，那么痛苦，因此，我便尽量讨好她，去搞她要的东西，带礼物回家，为她做饭，承担一些家务。这种事我原先素来不干的，但是我当时沉溺在爱情之中嘛。我养成了讨好她的习惯，千方百计想让她高兴。
  我身上经常感到有压力，需要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更多的钱。更多，更多。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她的健康保险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支付，并不包括怀孕分娩所需费用，我的也是如此。我们结婚后，无法及时筹集生孩子所需的费用。当时需要8000美金，我们得拿出这笔钱来，但我们俩都没有那么多钱。劳伦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医生，可是她不愿向他张口要钱，主要因为他起先不同意劳伦嫁给我。我的家庭毫无积蓄。就是这样，一个子儿也没有。她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我在警察局工作。我们得拿出8000美金来。这件事像幽灵般地缠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子知道我们要走时，开始高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肉体上虐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子坚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进了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身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进去。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进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子的房间里。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出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美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美元的钞票。他说道：“感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美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道：“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乱了套。他妻子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子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点着头，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后来我们进了起居室。我说孩子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虐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子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管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进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根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交待的呢？”康纳问道。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美元非工资收入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伦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道？”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出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口头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做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道，“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塞尔。康纳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叙述时，他开始从牙齿缝里吸着气。这是日本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后辈，”我讲完后，他说道，“你使我处境十分为难。毫无疑问，你使我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我本应当更清醒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后辈呀，”他边摇头边说，“后辈……”
  我又在想我的女儿。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无法再见我的女儿——我无法再……
  “注意，”康纳说道，“我对你说过，事情会变得令人难堪。相信我的话，现在才是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设法把一切都赶快办完。”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办完了。”
  康纳叹了口气，摇摇头。
  “哪有的事啊，”他说道，“现在，在四点钟你和妻子见面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们在那之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37
  “老天爷，我看事情已经他妈的办完啦。”格雷厄姆说道。他在好莱坞山间的坂村住宅里来回转着。最后一个刑侦小组的人正收拾家伙准备离开。
  “我不知道头儿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这么容易动肝火，”格雷厄姆抱怨道，“他那么急急忙忙的，刑侦组的小伙子们不得不就在现场完成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不过，感谢上帝，一切都干得无可挑剔。坂村已经在我们的掌心之中。我们在他的床上清理了一遍，寻找毛发——这毛发和在那姑娘身上发现的一模一样。我们在他的牙刷上取下干了的唾液。它的血型、遗传因子和那位死去姑娘体内的精液一致。两者相配的可靠性达97％。是他干的，然后又把她杀死。我们来抓他的时候，他惊慌失措，企图逃跑，结果一命呜呼。康纳在哪里？”
  “他在外面。”我回答道。
  透过窗户，我看到康纳站在车库旁边，正和巡逻警车上的警察说话。康纳用手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他们在回答他的问题。
  “他在那里干什么？”格雷厄姆问道。
  我说我不知道。
  “见鬼，我真摸不透他。你可以告诉他，对他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没有。”
  “什么问题？”
  “他一小时以前给我打了电话，”格雷厄姆说道，“他说他想知道我们在这儿找到几副眼镜。我们检查了一下，结果是根本没有眼镜。有不少太阳镜，其中两副女式太阳镜。但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他干吗要操心这个。怪人，不是吗？他现在又在干什么来着？”
  我们看见康纳一直在警车周围走来走去，一会儿又对着大街指指点点。一名警察在警车内，正对着报话机讲话。“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格雷厄姆问道。
  “不，我不知道。”
  “他也许在设法追捕那些姑娘，”格雷厄姆说道，“上帝，我们要是搞到那个红发女郎的身份证就好了。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和他一定也睡过觉。我们本来能从她身上取得一些精液，用以与所有其它的因素进行严格的比较。我简直像个大傻瓜，让那些姑娘逃脱了。不过，妈的，谁知道结果会是那样。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一丝不挂的姑娘，神气活现地跑来跑去。男人就有点不知所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她们的模样可不赖，是吗？”
  我说她们确实长得不错。
  “而坂村什么也没留下，”格雷厄姆说道，“一小时前我和警察局救护队的伙计们聊过。他们在闹市区，硬是把尸体从车里搬了出来。不过我想，他已烧得面目全非啦。验尸所打算去鉴定一下，祝他们运气好。”他闷闷不乐地凝望着窗外。“你知道吗？我们竭尽全力在办这个倒霉的案子，”他说道，“而且我认为我们办得不错。我们查出了真正的案犯。我们干得十分麻利，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可现在我所听到的却全是日本人的攻击谩骂。见鬼，你怎么也赢不了。”
  “唔，唔。”我附和道。
  “而且，活见鬼，他们现在可来劲了，”格雷厄姆继续说道，“他们对我拼命施加压力。我接到头儿的电话，要我赶快把事情办完。有一名《时报》的记者来我这儿采访，把陈年老账又翻了出来，胡扯什么1978年我对一个拉丁美洲血统的人可能使用过武力。根本没那么回事。然而这位记者，想方设法要证明，我一贯是个种族主义分子。她的宣传根据呢？昨天夜里所发生的就是一次‘种族歧视’的事件。于是我成了种族主义分子丑恶嘴脸重新抬头的典型。告诉你，造谣诽谤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我明白。”我说道。
  “他们对你也下手了？”
  我点点头。
  “说你什么？”
  “虐待儿童。”
  “老天爷，”格雷厄姆说道，“你有个女儿。”
  “是的。”
  “你不感到恼火吗？含沙射影、恶意中伤的策略。彼得君。他们根本不顾事实，只是设法编造一切再告诉记者。”
  “哪个记者？”我问道，“和你谈话的是哪一位？”
  “琳达·詹森，我想，她说的是这个名字。”
  我点点头。琳达·詹森是韦塞尔的女门徒。有人曾经说过，琳达睡觉没本事，但败坏别人的名声却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原先是华盛顿一家报纸的闲话栏专栏作家，到洛杉矶来后大出风头。
  “我不知道，”格雷厄姆说着移动了一下身躯，“就个人来说，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