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了他的忙？”格雷厄姆皱起眉头。“你在胡扯什么呀？”
  “日本人显然是想拖延调查，”康纳说道，“你挑衅性的策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理由——打电话找特勤处的联络官。”
  “哦，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他们知道，联络官5分钟内就能赶到。”
  康纳摇摇头说：“别自欺欺人了，他们对于今晚谁值班的事清楚得很。他们知道史密斯住的地方有多远，也知道他赶到现场要多长时间。他们成功地把调查时间向后拖延了一个半小时。干得好，警探。”
  格雷厄姆盯着康纳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转过身去。“见鬼，”他气鼓鼓地说，“真是胡说八道，而且你心里也知道。伙计们，我去干活了。里奇呢？开始吧。你现在有30秒钟时间可以拍照，我的人马上就要进来，到时候就会妨碍你了。走吧，伙计们。我要在她变得臭不可闻之前把该干的都干完。”
  说完，他步履沉重地朝犯罪现场走去。
  技侦处来的人带着箱子和取证小车跟着格雷厄姆走向现场里奇·沃尔特斯在最前面，边走边拍照，接着走进了那间会议室。会议室的四壁是茶色玻璃，所以照相机的闪光灯看上去暗了些。不过，我还是看见他在会议室里，绕着尸体拍了许多照片。他知道这是一桩大案。
  我和康纳两人没有进去。我说道：“我记得你说过在日本人面前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
  “那你怎么发起火来了？”
  “遗憾的是，”他解释道，“这是唯一能帮助石仓的做法。”
  “帮助石仓？”
  “是啊。我那样做可全都是为了帮助石仓——因为他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还是要面子的。当时石仓并不是在场的最重要的人物。真正的老板是电梯前的那些日本人中的一个。”
  “我没有注意到。”我说道。
  “把次要人物推到前台，而主要人物处于幕后，这是一般的常规，因为这样，真正的老板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观看事态的发展。就像我刚才跟你一样，后辈。”
  “石仓的上司一直在观察着事态？”
  “是的。石仓显然是受命阻止我们进行调查。而我必须立即进行调查。可是我不能使他显得无能，所以我才扮演了那个勃然大怒的外国佬。现在他欠我一份情。这是件好事，因为今后我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
  “他欠你的情？”我说，心里迷惑不已。刚才康纳对石仓大发雷霆，在我看来使他威风扫地，大出其丑。
  “哎……”康纳叹了口气说，“即使你对刚才发生的事还不大理解，你要相信我的话！石仓是心领神会的。他的处境困难，是我给他解了围。”
  我依然不得其解，还想再问几句，但康纳却做了个手势，说：“好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先看一下现场，过一会儿格雷厄姆和他手下那帮人就会把现场弄得走了样。”
  4
  我离开刑侦处已近两年，现在再次来到一个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心中感触良多，眼前浮现出历历往事：夜晚的紧张工作，大家匆匆喝完纸杯中劣质咖啡的情景以及周围的各专业小组忙忙碌碌的场面——以如痴如狂的劲头忙碌着，而且是以躺在那里的死人为中心忙碌着。所有的凶杀案的现场都可以看见这种工作劲头，也可以看见处于现场中央的那种最终结局。看见躺在那儿的死者，使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可同时又让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神秘莫测。在一桩最简单的家庭口角中，妻子用枪把丈夫打死，而你会发现那女的身上疤痕累累，甚至有被烟头烫伤的疤痕。于是你会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今晚呢？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眼睛看得见的，自然是明明白白的，可是总有些东西使人不得其解。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处于凶杀案的现场，你才觉得自己接触到了生命的真谛，同时接触到尸体的臭味、排泄物和肿胀的情形。通常有人在哭，你会听见那哭声。通常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听不见了；有人死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路中央有块石头，所有车辆都绕开它行驶一样实实在在。在这种冷酷的现实之中，一股战友情谊会油然而生，因为你是和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你知道这点是因为你总是看得见他们。洛杉矶每天要发生4起杀人案；每隔6小时就发生一起。在犯罪现场的警探们每个人手上都积压了10件杀人案，眼下这桩凶杀案又给他们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在现场解决问题，马上弄个水落石出。在这里，最终的结局、紧张的工作和工作的干劲交织到了一起。
  干了几年之后，你会爱上这一行。我走进那间会议室时惊异地发现自己还挺想再干这一行的。
  会议室的布置极为优雅：黑色的桌子、黑色的高背皮椅，透过玻璃墙壁可以看见外面夜色中摩天大楼里的灯火。会议室里，技术鉴定人员在那姑娘的尸体旁忙碌着，并轻声地交换着意见。
  她的金色秀发剪得很短。湛蓝的眼睛，性感的嘴唇，高高的身材，四肢修长，像个运动员。她的衣裙是黑色的，质料很薄。
  格雷厄姆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检查；他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只手拿着小手电筒，另一只手里拿着笔记本，正眯缝着眼看那姑娘脚上那只造型独特的黑色高跟鞋。
  验尸官的助手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手用纸袋套上系好以起到保护作用。康纳阻止了他：“稍等一下。”康纳看了看一只手，仔细察看了手腕，然后又朝指甲缝里看了半天。他在一个指甲上闻了闻，接着在每一个指头上轻轻地弹了弹。
  “别费心了，”格雷厄姆的话说得很干脆，“还没有僵硬呢。指甲缝里没有残存碎片，没有皮层或者衣服的纤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
  凯利把纸袋套了上去。康纳问他：“你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我正在进行查验，一会儿就能知道结果。”
  康纳用手摸了摸她身上那黑裙子的质地，检查了一下商标。这时技侦处的海伦说：“是山本的。”
  “我看见了。”康纳说道。
  “什么是山本？”我问道。
  海伦答道：“日本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价格昂贵。这件不起眼的黑玩意儿至少要卖5000美金。这还是假定她买的是二手货。新的要1。5万美金呢。”
  “能跟踪这条线索吗？”康纳问她。
  “大概可以。这要看她是在这儿买的，还是在欧洲或是东京买的。查一下需要一两天时间。”
  康纳马上就失去了兴趣。“算了，那样就太晚了。”
  他拿出一个小型光纤电筒，用来检查姑娘的头皮和头发。接着，他迅速检查了两个耳朵。他看了右耳后十分惊讶，轻声说了句什么。我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看见她的耳环孔里有一滴干了的血迹。我凑上去时大概是挤着康纳了，因为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让一让，后辈。”
  我向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
  接着康纳在她的嘴唇上闻了闻，又迅速地开合了一下她的下颚，用小手电在她的嘴里四壁碰了碰。然后，他把她的头朝两边拨动了几下，还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摸了一会儿，几乎是用手指在抚摸。
  接着，他突然离开了尸体：“好了，我已经查完了。”
  随后他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厄姆抬起头说：“在犯罪现场，他从来都毫无用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道，“我听人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警探。”
  “哦，见鬼，”格雷厄姆不以为然地说，“你自己就能看出来。他甚至连该干什么都稀里糊涂，不懂工作程序。康纳根本就算不上侦探。他有关系。他就是靠这点办了那些使他闻名的案子。你还记得76年的新川蜜月枪杀案吗？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呢，彼得君。新川案件是什么时候的事，凯利？”
  “76年。”凯利答道。
  “对，是76年，是那年的一桩大案呢。新川先生和他太太是来洛杉矶度蜜月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站在东市区的马路边上时被人从疾驶而过的汽车上开枪打死的。像是一桩帮派间常采用的汽车枪杀案。更糟糕的是，验尸的时候发现女的已经怀孕了。新闻界忙得不亦乐乎，说什么洛杉矶警察局对团伙暴力无能为力等等。我们收到了从全市各处寄来的信件和汇款。大家都对这对新婚年轻夫妇的遭遇深感不安。可是受命负责此案的警探屁也没查出来。我是说，这是一桩杀害日本国民的案子，他们却毫无进展。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请来了康纳。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案子给破了，真算得上侦破史上的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有的证据已经消失。那对蜜月夫妻的尸体已经运回了大阪，出事地点的街角处人们摆放的白花已经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纳却查明那个叫新川的年轻人在大阪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查出发生在大街上的帮派式枪击事件实际上是一桩在日本策划、到美国执行的预谋凶杀案。他证实了那个下流坯丈夫实际是个冤死鬼，是被误杀的。他们原计划用枪打死那个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他们这么干是要教训教训她的老子。这一来，康纳把整个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妈神了，啊？”
  “你认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关系破的案？”
  “你说说看嘛，”格雷厄姆说道，“据我所知，那以后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干什么去了？”
  “听说他替一家感谢他的日本公司当保安。他们待他不错，是报答他。他为他们干了件事，他们酬谢他。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谁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过他这个人不是干侦探的料。天老爷，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儿。”
  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里，仰头看着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着一个方向看，继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他似乎正试图下定决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像是准备离开似的，接着却猛地转过身，走回办公室中央站定。随后他就开始检查起房间四处摆放的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来。
  格雷厄姆摇摇头。“这是搞什么名堂？园艺？我跟你说吧，他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每次都要回来，在那儿呆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像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她没她日子都不好过。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妈不明白。我喜欢美国。至少，是目前还存留的美国。”
  格雷厄姆转过身，看见技侦处那个小组已经逐渐离开尸体向外搜索。他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找到了那条内裤没有？”
  “还没有呢，汤姆。”
  “正在找，汤姆。”
  我问道：“什么内裤？”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约翰不想再进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没穿内裤，而鼠蹊上有一道红印子，显然是内裤给扒掉前留下的。有迹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所以我才让他们找那条内裤。”
  技侦小组有个人说：“也许她本来就没穿。”
  格雷厄姆说：“她穿了，这不会有错。”
  我转身问凯利：“她有没有吸毒？”
  他耸了耸肩。“体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从外观上看，她很干净，非常干净。”我注意到凯利说这话时明显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