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应是所有人的
  ——《升起的太阳》译本再版序
  韦清琦
  一提到迈克尔·克莱顿，人们就不禁想起刚果的神秘穴窟，大洋深处的巨球，以及光怪陆离的恐龙世界等等。是啊，这位才华横溢的流行小说作家为读者营造了这么多的奇幻空间。他的作品一部部被搬上了银幕，《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刚果惊魂》更创造了电影票房纪录的一座又一座高峰，使他在90年代在全球拥有了亿万为之倾心的书迷和影迷。克莱顿1942年生于美国芝加哥。23岁时，他从哈佛人类学系毕业，一年半之后又开始攻读医学，并在其间开始了文学创作。他于1969年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也就在同一年，他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安德洛墨达品系》，这促使他下了弃医从文的决心。不过，他早年在这些非文学领域的研究为他积累了人类学、医学、生物学和神经学等渊博的知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他的才华还不仅体现在文学上，所导演的影片《昏迷》、《火车大劫案》等获得了巨大成功。他是个计算机业的行家里手，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写过关于信息技术的书《电子生活》，甚至还设计了一套叫“亚马逊”的电子游戏。克莱顿在这些领域的涉猎，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迈克尔·克莱顿的书总不会令人失望。他的视野总是那么宽阔：从变幻莫测的海底，到空阔辽远的太空；他的想像力总是那么雄奇：从古代北欧的食尸怪到现代恐龙横行的侏罗纪公园。他对情节的安排总是扣人心弦，他对高科技的介绍总令读者心驰神往。他的小说被称为高科技惊险小说，足见其作品是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典范。克莱顿的小说除了主线索外，一般还有发人深省的社会主题，这使他讲的故事更加深刻，有更真实的社会语境，因而让人读后有更大的回味。这里要介绍给读者的《升起的太阳》便是克莱顿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
  故事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展开的。“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的中尉史密斯，与之合作破案的是康纳上尉，小说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华生和福尔摩斯的关系。来自日本的中本公司在洛杉矶它新落成的公司大楼里举行盛大酒会，政界、演艺界的名流纷纷前来捧场。然而一位与众多大人物有瓜葛的金发美女却横死在第46层楼。史密斯作为协调与日本社区关系的联络警官和“日本通”康纳上尉着手侦察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在凶杀案背后的是一起日本公司和美国官僚相互勾结、错综复杂的“微电脑公司”出售案，与之有牵连的美国参议员、日本商人相继畏罪自杀，然而日本公司令人生畏的“贸易战”仍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
  这部小说很好地体现了克莱顿设置悬念的非凡才能，特别是贯穿整个案件的录像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嫌疑最大的日本商人自己跑到警察局送上录下了犯罪经过的带子，而在录像中，与受害者在一起的嫌疑人却始终背对着摄像镜头，镜头里那场面的刻画不仅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气氛，而且使得读者急不可耐地一口气读下去。一直到故事尾声时这个谜才揭开，原来竟有两个凶手，美国参议员和日本商人都难逃法网。和这一悬念紧密相连的是作者对高科技手段的介绍。日本人如何利用尖端数码技术来移花接木，篡改了录像带的本来面目，美方侦破人员又如何用高科技反其道而行之，找出了录像带的破绽，这些描绘给求知欲很强的读者以极大的满足。此外，克莱顿很善于把握故事发展的节奏，读者可以看到小说的时间跨度很短，而且不断加速，最后达到高潮，这种对读者情绪的充分拉动向来是克莱顿惊险小说的迷人之处。
  克莱顿很注重对人物的刻画。康纳是个智勇双全的侦探，他有福尔摩斯式的分析推理能力和心细如发的洞察力，他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总能保持冷静平和，善于为日本人设身处地地着想，这一品质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不可或缺的。格雷厄姆则是另一类美国人的代表。他自以为是，对日本人没有切实的认识，没有亲身的感受。他脑子里只有一大堆偏见和从各种媒介中接受的不合实际的狂想。他对日本人一无所知，也并不试图去了解。凶杀案中的受害者之一坂村的形象也描绘得十分成功，他的玩世不恭和直率使自己与以石仓为代表的日本商人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还是小说的社会主题，即对美国和日本关系的审视。作者探索了在美日贸易战背后的文化冲突。应该说，他尽可能做到了客观地评价日本人。他用警官格雷厄姆的话表现了许多美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偏见：“那姑娘是他们所垂涎三尺的那种美人儿，一朵长刺玫瑰花。你知道那些小日本个个都想抱着排球运动员玩一玩。”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对东方民族的歧视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克莱顿对以格雷厄姆为代表的种族中心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自己的观点是借康纳的口说出来的，体现了一种冷静、公正、学院式一分为二的态度。他尊重日本文化的含蓄：“这是日本人思维的基本原则，要含而不露——建筑风格如此，面部表情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赞赏日本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鬼混。”克莱顿还对日、美国民性进行了比较。在分析为什么美国人开发的产品却总由日本人来不断优化的原因时说了一段精彩的话：“美国人总是期望数量的飞跃，大幅度地前进。美国人试图来个本垒打，把球击出场外，然后舒舒服服地休息。日本人却是整天地做一垒打，从不贪图休息。所以，像这种情况，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他也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日本人的虚伪：“美国人认为人的个性核心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日本人则认为一切都受场合的制约……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表现得始终如一是不可能的。在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前，日本人表现就各不相同。他在自己的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身份都在变化。”克莱顿认为在日本人中同样也存在种族中心主义，正因为他们内心的傲慢，对美国人的轻视，才低估了美国人对录像带的分析能力。
  不过，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克莱顿也并非一直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读者可以感觉到他字里行间涌动着一种潜在的敌视日本的情绪，这在他连篇累牍地描述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侵略中可以看出来，如果说格雷厄姆对日本有一种居高临下式的误读，那么康纳则对其有一定程度的“镜像式误读”，这是美国人长期存有的对日本，或对其它东方民族的戒惧心理在作祟。日本人在经济上的确表现得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其大部分商业行为都是合法、规范的，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占了上风。美国人又如何呢？一位美国读者指出，“微软”、“耐克”、“麦当劳”的所作所为比起日本公司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日本人与日本公司并不一定就有共同的特征，公司行为毕竟不能和个体行为划等号。事实上，笔者在英特网上找到几十位普通美国读者对该小说的看法，他们对其探案情节和高科技的描写几乎一致叫好，但对克莱顿的“经济学”并不赞同，因为他们切身体会到，美国仍是经济之最强者，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走在日本前面，美国的经济学、数学等基础研究保证了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日本的“泡沫经济”如今正在衰败，日本在地价处于顶部时买下的大批美国地产现在正又被美国以廉价购回。现在看来美国才是这场贸易战的真正赢家。《升起的太阳》写于1992年，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心理，它所渲染的情景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担心，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
  当然，总体而言，克莱顿在小说中所努力追求的是不同文化的沟通。他提到：“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国来的学生有15万，都是来研究了解美国的。而我们每年到日本去的学生却只有200人。”任何文化如果不与其他文化接触都不可能发展，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是文化修养的要素。展望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应该像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声称的那种紧张的“文化冲突”。不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身份，才能要求别的民族尊重、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的繁荣才有可能。毕竟，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沟通、融合正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个硕大的“地球村”里，居民们要能够互谅互让，唇齿相依。人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赖于彼此更紧密的协调，更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并建立更合理而有力的制度架构，以便实现各国各民族的人民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质量的共同提高。狭隘的贸易战、掠夺式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不合时宜。繁荣不可能只水远停留在日本或美国这一方水土上，那也不是一种长久的繁荣。
  太阳不管在哪儿升起，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1
  当时，我在卡尔弗城我的公寓里，正坐在床上。电视机是打开的，但我关掉了声音。实际上，我正一边看着莱克尔队的一场比赛，一边试图记住我那套日语入门教程上的词汇。
  夜晚十分静谧。8点钟左右我就安顿女儿睡了。我把盒式磁带录音机放在床上。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女人活泼的声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帮助你吗？”、“请把菜单给我看看”之类的句子。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顿一下，以便我用日语重复一遍。我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跟着重复。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经打烊。邮局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话。我尽量集中思想，但也难免开点小差。“早志先生有两个孩子。”
  我模仿着说：“早志先生有两个……孩……”我诅咒了一句。这时，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来了。
  “这酒一点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书摊开放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给女儿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边是一本相册，还有一些她两岁生日晚会上拍的照片。米歇尔的生日已是4个月前的事了，不过我还没把它们放进相册。我得跟上那录音才行。
  “下午两点钟有个会议。”那女人的声音说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经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4个月过去了，现在的米歇尔已经完全变了样。她长高了，已经穿不得生日晚会上穿的那条连衣裙了——那条价格昂贵的、领口镶着白色花边的黑天鹅绒连衣裙是我的前妻买的。
  在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让米歇尔把蜡烛吹灭，帮她打开各种生日礼物的包装。她看上去真像个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妈妈。实际上，女儿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见着她的面。周末是她看望女儿的时间，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时间是不来的，就连女儿的抚养费她也不按时给。
  可是从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洗手间在哪里？”
  “我有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我继续跟着往下学。当然，我有公务在身，那天晚上该我值班。我是闹市区分局特种勤务处的警官，要随叫随到。不过，2月9号是个平静的星期四，我想不会有多少行动。到9点钟为止，我只接到了3个电话。
  警察局的外事科属于特种勤务处；我们负责处理外交人员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烦，还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来与警方交涉的外国人提供翻译或联络人员。我们的工作虽然很杂，但没有什么压力：我当班的时候可能会接到五六个请求帮助的电话，但没有一桩是急事。我几乎无须出门。这项工作比我以前担任警方新闻联络官时的工作要轻松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关于智利副领事费尔南多·康西卡的。这位副领事喝得醉醺醺、汽车开得东扭西歪的。一辆巡逻车把他的车拦到了路边，而他却声称自己有外交豁免权。我让巡逻警察开车把他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