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汪东兴，汪东兴就跟山东省公安厅的张国富厅长谈了。汪东兴同志当时跟主席在外地视察，就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说已经安排好了，到山东青岛工作。临走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去看主席，主席握了我们的手说，你们都大了，翅膀硬了，应该出去飞了，到地方要好好工作。主席一面说一面流泪，我们也都哭了。我1963年离开，1964年，出差到公安部，我当时在青岛市公安局工作，到公安部去汇报案子。汪东兴同志正在住院，我赶去看他，并向他请示。我说，我要去看主席。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我同意，但是我要打电话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问问主席让不让你去。徐秘书回电话说，主席刚起床，让你马上来。我就急忙赶到中南海。主席一见我挺高兴的，他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我在青岛公安局搞政保。主席一听政保还不习惯，主席说什么是政保工作，我说政保工作就是抓特务的。他说，哦，好抓吗？我说不大好抓。我说，主席你以前到青岛去过，你什么时候再到青岛去？主席说，上次到青岛去，青岛那个地方不错，但是正赶上连雨天，天天下雨，去了就感冒了，另外青岛市比较小，活动范围也小。以后，我到青岛去就找你。说完，他就从床上拿起《辞海》，这个《辞海》主席是走哪都要带着的。主席翻到最后一页，说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写上，我就写了，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一处，张仙朋。主席说，好，我到山东青岛去找你。完了以后，我说好了，主席你休息吧，我得走了。主席说，你看看，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呀？主席就打电铃，把卫士周福明叫去了，说你到伙房去看看，给张仙朋，小张，弄点面包哇，什么点心啊。周福明就带我去了，结果回来以后，小周说没有面包，没有点心了，就带了七八个大鸭梨。主席又把他的房间里柜子上的饼干筒拿下来，一看饼干筒里的饼干也不多，就把连饼干带饼干渣子，一大包，说你给我包起来　，带回去给孩子吃。我就带着主席给的饼干和大鸭梨离开了。回去以后，我就把梨送给同志们吃了。我们科的同志都非常高兴。
  1963年再次去的时候，主席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我们的原子弹炸了没有？当时，我去公安部汇报的案子，就是有关原子弹的。结果，火车还没到北京呢，火车上就广播了，说原子弹爆炸了，那么原子弹爆炸就不保密了，我这个案子也不用汇报了。我回答，我在火车上听到广播了。另外赫鲁晓夫下台了，你知道吗？真巧，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赫鲁晓夫也下台了，主席很兴奋。
  1965年，我们又到北京去看主席，这次有小田，田云玉和他的夫人小胡，我们一起去的。
  1965年以后，我再也没去看过主席，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5年那次，是最后一次见主席。本来要照相的　，结果打电话找侯波同志，没有找到，就这样离开主席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主席。
  如今，我时常拿出日记本，回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在主席身边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很宝贵的那段时光都是在主席身边度过的。我感到很幸福，虽然我没捞着什么好处，虽然主席要求我们很严格，但我很知足。
  第八部分访问　张耀祠　上
  张耀祠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警卫团叫8341部队，那么，　8341部队的叫法是怎么来的呢？
  8341部队是在1953年5月开始筹建的。原来这个部队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第一支，那个时候属于中央警卫师一团。成立的时候，我们主要以这个团为基础，不合适的就调离了，合适的就留下了，不够的再从外面补充，从各个地方抽调了一些干部。当时成立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千人的建制吧。不到两年，担负的任务加大之后，人员有所增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个部队的任务逐步增加，大会堂的警卫，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加上天安门，后来又加上北戴河，以及林彪的警卫。8341只是我们这支部队的一个代号，并不是正规的番号，番号还是中央警卫团。这个代号是根据总参的编制，按照序列的排列给的代号。这个团原来有一个代号，就是中央警卫师里头团建制的代号，代号也不是8341。8341这个代号是重新给的，由总参谋部给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部队归总参谋部管，属于总参谋部的编制。这个团名义上叫团，实际上的编制是师的编制，待遇也是按照师的级别给的。
  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毛主席曾找过一个老道，老道写了“八三四一”四个字，主席不解，就顺便给了中央警卫团当代号用。这当然是谣传，没有那回事。主席活了八十三年，当我们党的领导人在位是四十一年，放在一起就是8341。可83、41，这两个数目字，分开说是符合事实，合起来说只是巧合，并不符合8341部队的编号这个事实。
  实际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很简单，没有那么神秘。主席逝世以后，人们要那么猜测，主要是不了解事实，我在这里愿意澄清一下。
  8341部队刚建制的时候，它的任务主要是保卫中央五大书记的安全。
  那个时候，中央警卫师的任务范围很广，力量不那么集中，所以中央决定，单独成立一个团，专门负责中央五大书记的安全，那时候称呼书记，实际上就是五大常委。
  这样一来，任务就有了一个明确分工。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成立这个团，把警卫的目标集中了，对安全保卫比较有保证，安全的系数就大一些。
  另外，机关很多事需要部队的帮助。比如说，机关的编制没那么多人，首长住处的卫生打扫也要部队来做。那些玻璃、门窗的卫生都要我们去打扫。有了这个部队，他们就方便多了，机关的负担就减轻了不少。
  张耀祠第一次见主席是在1933年，他的第一班岗就是为毛主席站的。
  1933年，我是十七岁参军的。参军后，就到了毛主席这个警卫连。这个警卫连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从部队选拔出的，当时是在江西的于都县。
  我到了这个连以后，一边执勤，一边训练。第一班站岗，班长分配我在毛主席门口。毛主席的门口有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大前年去那里，我还去看了看。当时，我背了一支枪，站在主席门口，心里很高兴。在毛主席的门口站第一班哨，这对我太有意义了。
  …………
  建国之后，张耀祠跟着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毛泽东爱游泳，有江河的地方，他都要试一试，比如长江、珠江、湘江，他都游过。
  主席游长江，我就陪他去了两次。一次是1956年5月31日游长江。这次游长江，他是先从广州坐飞机到了长沙，先游了湘江。第二天，再坐飞机到武汉，随他去的有罗瑞卿，还有杨尚昆，汪东兴也在。
  到了武汉，下午就游。这一次游泳，我下去了，还带了一个游泳圈，怕自己沉下去。游之前，我先去准备船，除了一条大船，还有三条小船，小船划起来方便。
  主席看了这些东西说不要，小划子足够了。
  那次的水好凉呀，凉得肚子好难受。我游了一个钟头就上来了，坐到船上，胃受不了。其他来的同志一直跟着他游。我们一中队培养了一批会游泳的人，水性很好，就是要保护他。
  通常情况下，游泳技术比较好的都靠近他，万一有情况能及时处理呀。不光是能救人，还要能保护自己。没有这个本事，你下去不管事。那是在江里头，你不走它冲着你走。你要能稳住，你稳不住不行，我下去都稳不住。
  游泳是毛泽东非常爱好的运动，爬山也是。
  1954年二三月，毛主席在杭州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都是下午爬山，晚上工作。后来，主席多次去杭州，杭州近郊大大小小三十多座山，主席都爬过了。要爬哪座山，什么时候去，他首先就定好了，直到临走的时候才告诉你，不早告诉你。他反感兴师动众，提前清场警卫。我们只好跟着他走，一说好了方向，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就像打冲锋，部队肯定走在前面，在前面搜索。有的山还有树木，还有草，你得检查一下树林里、草地里有人没有。保障安全的各方面都要想到，他走的路线要检查，要去山顶，我们都跑到上面先去检查。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也很繁重，责任也很重大，丝毫不能马虎。
  爬山时，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毛泽东从不走回头路。
  这就是主席的特点，他爬山从不走回头路。不管路好走不好走，他都不会回头。他非要走另外一条路，如果从这边爬，必定从那边下山，绝对不再从原路走。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经常拿这个做比喻。
  这也反映了他的个性。他这么做也给我们后人一个榜样，也是教育我们。你像游长江，毛主席没去游之前，根本没有人去游过。要是他不去游，恐怕现在也没有人去游长江，现在游长江的人就多了。
  主席的这种性格使他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为所动，始终挺立潮头。
  1970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张耀祠是跟主席一起上的庐山。
  那时候，我一直跟着主席。主席开常委会，开大会，我都参加了，是列席的。
  庐山会议的问题，主要出在林彪和陈伯达两个人身上。他们结成一伙，还有那几位大将，黄、吴、李、邱那几个人，使劲地抱在一起。1970年8月8日，主席还在武汉。9日，主席上山要开全会，要修改宪法。
  在山下开预备会时，主席明确说不设国家主席，也不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了。可到了庐山以后，林彪他们就变卦了。
  当时主席很不高兴，除了开会，他还找别人谈话，并写了“我的一点建议”。8月30日、31日，“我的一点建议”发给每一个代表，这样就把盖子给揭开了。公开点了陈伯达，并没点林彪的名。主席说，林彪还要保。
  但林彪不觉悟，还是坚持他那个观点，要设国家主席。这个会议最后就是这么草草结束了。
  第八部分访问　张耀祠　中
  毛泽东当时住在庐山的庐林一号。
  庐林一号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可以开小会或中型的会。当然主席可以住在那里，其他人一般不住。主席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办公，一般是下午四点多钟去，我们就每天跟着他转。
  下午四点多钟去办公，晚上基本上是一两点才会结束。
  庐山的8月，雾大雨多，晚上的路根本看不见，黑黢黢的。左边是很深的隘沟，路也不宽，所以车也开不快了。主席告诉我，你多找电筒当路灯，我们试了一下，根本不行。雾浓得电筒光根本照不透，光亮就局限在眼前的地方。
  没有办法我们就派了两个人，两个干部，一边提一个马灯，走在前面。你不采取这个办法根本就没法走，看不见路哇。有一个成语“伸手不见五指”，庐山上就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里的雾有多大，没去过的人都想象不到。我在那儿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不愿意去了。　庐山确实是避暑胜地，就是在夏天晚上还盖棉被，我就受不了这个。
  “文化大革命”后期，每年的八九月份，毛泽东常常要到南方去，一般在国庆节之前回到北京。1971年去南方，毛泽东提前回京，林彪仓皇出逃。因此，这一次去南方就有了一些特殊意味。
  1971年南巡，主要是要解决庐山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黄、吴、叶、李、邱的检查他们压着没有传达，林彪又拒绝检查。主席去南方到各省市要找那些党政军领导同志打招呼，给重灾区的一些人打个预防针。所以，主席这个时候走到哪里都要讲庐山的问题，讲党的历次路线斗争问题。
  庐山会议点了陈伯达的名，去南方点了林彪的名。主席这次去南方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在武汉前前后后住了十来天。8月16日，刚到武汉，就召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第二天，河南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建勋，刘丰也来了。8月25日，主席又召来了已从湖南调到国务院的华国锋。这几次谈话，汪东兴都在。
  在长沙，被召来谈话的先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丁盛、刘兴元等人，主席要求广州军区将谈话精神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这一点明显与其他人的谈话不同。后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又来到了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