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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有一次，我由于紧张把话又听错了。主席从办公室出来，到卧室要睡觉。他打铃叫我去，主席讲，你到办公室搞个刀子来。我连忙说好好好，却不好向主席确认一下是不是要刀子，因为主席已经躺在床上看文件了。我就到办公室找刀子。主席办公桌上有剪刀，却没有刀子。主席从来不用刀子，通常是用剪刀剪文件。我却听成了刀子，只知道急着找刀子，却没想一想主席为什么急着要刀子？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就有些紧张。不行，我得问问主席。我说，主席呀，你要个什么刀子？主席说，就是办公室桌子上的刀子，你找一个大的来。叫我找个大的拿来，我也不好再问，却更糊涂了。我就赶紧出来，嘀咕说什么刀子呀，小的都没有，还要什么大的。我找了半天，不行，我也不敢再问主席了。我就到了李银桥房间里，李银桥睡着了，都半夜一两点钟了。没办法，我就把李银桥叫醒了。我说，李卫士长，主席要刀子，不仅要刀子，还要大刀子，他说在办公室放着，我找遍了，哪有刀子呀！主席要睡觉了，用不着刀子呀！他说，哦，主席是不是要桃子？今天有人给主席送桃子，我给主席洗了几个放在办公室，主席一直没有吃。我说，对呀，主席原来是要桃子。我飞快地跑到办公室，挑了一个很大的桃子，用盘子送到主席的卧室。我说主席，是不是要这个？主席说，哎，就要它。我觉得很过意不去，主席呢，一点儿也没有怪我的意思。我觉得，主席对我们青年人的一些过错很体谅，也很宽容。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养成了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一时不能适应的张仙朋，难免出了几次小小的问题。
  有一次，主席正在办公室办公。我就趁这个机会，到房间里给主席搞搞卫生。我带上笤帚，拿着撮子（簸箕），一面哼着小调，一面到主席卧室去。我开门一看，主席却躺到床上，我吓得撒腿就往外跑。主席喊，哎哎哎！我头也没敢回，撒腿就跑了。心想这下可糟了，我把主席吵醒了。打扰主席的睡眠可是个大事。
  过了一两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就问我，小张，你看我是个老虎吗？我说不是。那我是不是个鬼呀？我说更不是。我不是老虎也不是鬼，你为什么怕我呀？我这个人哪，一不打人，二不骂人，我批评你们批评错了，我还向你们认错呢。以后不用怕我，你要再怕我，我就不高兴了。主席这么一讲，我的心里既觉得很难受，又觉得很温暖，心情很矛盾。
  还有一次，主席正准备休息。值班室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我们起床以后，都到那个水龙头处洗脸。我喜欢一边洗脸一边哼唱，我正在哼评剧《小二黑结婚》的那个调子，李银桥就从主席房间出来了。李银桥严肃地说，小张啊，你瞎哼哼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主席都听到了。我问，主席生气了？他说，那倒没有，主席问是谁在唱啊，我说是小张　。主席就说，他唱得不好听嘛。我说，那我去告诉他不要唱了，主席说，哎，别，让他唱，让他唱，人家高兴嘛。李银桥说着就笑了，我说主席没生我的气吧？李银桥说，没生。
  我觉得，主席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的孩子。他跟我们讲，你们既是我的同事、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因为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吃一顿饭，而你们呢，天天见面。从感情上，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所以，不论从工作上还是学习上，主席都特别关心。
  ……
  有一天，张仙朋得了感冒，因为怕传染毛泽东，没去上班，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回信却让张仙朋哭了。
  我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感冒了，很想主席。
  主席接信的第二天，那是1961年的12月24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过两天（26日）就是主席的生日嘛。主席信上写：小张啊，你好些了吗？过几天上班不迟，要好好静养。最后一句是：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大好，全国都很困难，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那屋吃饭。我看到信以后很感动，正好我的烧也退了，我就去看主席。因为是冬天，回来后，感冒复发，发高烧。几天看不到主席，我就又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又给我来了封信。信上写：小张啊，好孩子，怎么又病了，可能是过滤性病毒引起的，应当服四环素，嘱咐大夫为你配药。我收到这封信，一面看信一面流泪。主席对我们确实是特别关心。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1
  到毛泽东身边后，张仙朋开始迷上了写诗。当大诗人毛泽东在写诗或者读诗的时候，小诗人张仙朋就经常陪伴在左右。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比较喜欢写诗，江青还把我写的两首诗转给一位诗人，让人家给我修改。
  有一次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都去了，高岗也去了，我给他们送茶水的时候，主席跟他们讲，这是我的小诗人。我很不好意思，但高岗很高兴，因为我是从沈阳来的嘛，从东北来的嘛，他感觉很有面子，所以就很高兴。
  1957年，主席到苏联访问，我和李银桥同志跟随主席到了苏联。到了苏联，我就开始尝试着用诗的形式写日记。
  有一天，主席问我最近都写什么？我就把我的日记诗拿给主席看了。有两首诗是回忆我童年时代的。我童年时在大连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学习和生活都很艰难。我写的是：忆起当年尝辛苦，手握杆枝泪寸土……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我看主席的表情很沉重。主席说，你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我说是我写的，主席很高兴，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几首古诗。他还给我做了解释，那次谈了很长时间。我说，主席你该睡觉了吧？！主席看到我写的一首心愿：当明月刚入晨霞，毛主席方才睡下，但愿他梦中无扰，醒后精神焕发。这也是一首日记诗。主席说，好！既然是你的心愿，我马上睡觉。
  主席有时候看完文件，要休息的时候，自己就朗诵诗。有时候朗诵自己写的，还没发表的。先朗诵着看一看，需要改的地方可能要改一改。再不就朗诵一些古诗、古词、古曲，有时候叫我：“你拿一张纸，拿笔来。”主席一面朗诵，一面让我记。他朗诵一句，我写一句，朗诵一句，写一句。朗诵的时候，他那个湖南口音我听不懂，我听不懂的话，主席就把纸拿过来，他写上，写上几句，完了，给我，他再朗诵，我再写。所以，我保留的东西里边有主席的笔迹，也有我的笔迹。
  ……
  毛泽东主要的休息方式是散步，在这个时候总会和陪伴他的人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有一天我和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主席突然停下了，就看着我，说：“小张，张仙朋，哎，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当时我愣了一下，主席什么意思？主席说：“我问你，小张，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我说，我们住地下。他说不对，如果别的星球也有人的话，我们不是也住在天上吗？后来，又问我：“你说我们住在天上，我们是不是神仙？”我说：“我们不是神仙。”他说：“别的星球上有人，我们也在星球上，我们不是也是神仙？别的星球上就是神仙，那么在天上是神仙，我们住在天上，我们不也是神仙吗？”我笑了：“那好，主席是神仙。我是主席的朋友，张仙朋嘛。”主席哈哈大笑。
  可是，有时候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让张仙朋觉得不那么轻松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庐山嘛，主席跟我讲，也是他睡不着觉了，有很多心事，就开始和我聊天。主席说：“我有三大志愿呀。第一呢，是要搞调查研究，到基层搞调查研究，搞上一年工业，搞上一年农业，商业我搞上半年，我要多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这样呢，我也给全国的干部做个榜样吧，这是一大志愿；第二大志愿呢，他说，我想骑马视察黄河长江两岸，我对地质方面呢，还不大熟悉，地质方面的知识太缺乏，所以要请一位地质学家，再请上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块儿视察；第三呢，我要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都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来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听主席这么说，我心里挺沉重的。后来因为事情太多，主席的这三大志愿并没有完全实现。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2
  过了一会儿，主席说：“我这个人呢，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呢占百分之三十，我已经很满足了。”接着，主席叹口气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我就是这么个人。他还说要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把他自己写进去，也把我们写进去。我说主席呀，你千万不要把我写进去。
  ……
  1963年，张仙朋二十九岁，已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三个年头。这年的二月份，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地方上工作，和妻子商量后，张仙朋选择去兰州。可回了一趟老家，张仙朋却变卦了……
  大概是1961年，一些老同志就开始下放劳动锻炼。为了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能够更坚定，经得住党的考验，主席决定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期分批下去劳动锻炼。主席还说他自己也要加强锻炼。一些老同志走了之后，主席就问我，他们走了，李银桥也走了，谁负责呀？我说，大事情汪东兴管，小事情还不知道。主席说，你能不能管起来？我说，主席，我不行。主席说，我看你行，他们能管，你不能管？我笑了，我说，我不行。但是过了几天，汪东兴宣布说，让我代理李银桥的工作。那是1961年初，等到1961年9月份，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正式下发文件，任命我为第一卫士组副卫士长。
  1962年，第一批下放人员还没有回来，我们第二批又要下放了。主席讲了好几次，今天讲，下放你得去。明天又讲，你不要去了。后来又讲，你还是去吧。就这样反反复复，主席最后下了决心，让我也下放锻炼。我们当时去五个同志：我、主席副卫士长孙勇、机要秘书王光禄、警卫团的陈长江、理发员钱水桃。主席讲，你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有病要在当地看，当地看不了到县里看，县里看不了到省里看，实在不行了，赶紧给我来信，我就把你们调到北京来看。病好了以后，还得去。
  我们下放那一年相当艰苦。不仅是生活艰苦，而且劳动量特别大。我们过去没劳动过，感觉很不适应，好在最后还是顶下来了。
  我下放回来以后，1963年吧，主席决定我到地方去工作，离开北京。一开始，主席问，你要到哪个地方工作？我和我爱人李淑琴商量，因为她是西北军区的，军区司令部在兰州。她的意思是到兰州去。我就告诉主席，我们想到兰州去。主席说，那好啊，那个地方艰苦。我说，那好，哪个地方艰苦我就到哪去。
  在没去以前，我和我爱人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我父母。我把这个情况和我父母讲了，我说我要下放了，要到地方工作了。我父亲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说你走这么远，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赶上我有病了叫你回来，你都不能及时回来，不能去。我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仍然说不行，我得上北京找你们领导去。回北京后，我就跟主席讲，我父母不同意我去，因为太远了。我父亲还说要到北京来找领导。主席说，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回我的老家山东。主席说那也好，打回老家去喽。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汪东兴，汪东兴就跟山东省公安厅的张国富厅长谈了。汪东兴同志当时跟主席在外地视察，就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说已经安排好了，到山东青岛工作。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