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松的就职演说，人民日报可以全文发表。所以，毛主席说，我投了你一票，并非戏言。
  接着，尼克松说，美国和中国应该联合起来。主席没有接茬，尼克松再提，主席仍没有理睬。因为我们不能跟美国人一起来反对任何霸权哪。
  后来，话题转移到蒋介石身上。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他会不高兴了。尼克松问，他们骂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他呢？总理说，有时候也叫匪，有时候叫蒋介石集团。我们彼此叫匪，互相对骂，但是我们和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和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因为当时的报上都说，尼克松是台湾的老朋友，所以总理说了这样的话。
  这次会谈，不论美方的尼克松、基辛格，还是我方的周总理，都充分展现了各自的风采，但是，毛主席举重若轻的大家风度和散淡幽默的举止风范是我一生最难忘的。
  第七部分访问　曾文　上
  曾文16岁参军，1953年被调到了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文却不能主动和毛泽东说话，原因何在呢？
  我第一次见到主席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穷孩子，能到毛主席身边保卫毛主席，那是多大的荣誉啊！过去我们在乡村里，谁能看得起我们？连饭都没得吃。
  当时，我们给主席站岗，我的位置是在主席住处的后面，就是李敏和李讷她们住的地方。
  有一天，主席过来看李敏和李讷，正好从我的哨位前面过。哎哟，这是主席呀！一身中山装，脚上是黑布鞋。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现在真的看见主席了，心里面是说不出来的滋味。一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说，再就是我们有规定，主席不跟你说话，你就不要主动跟主席说话。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有这样的感觉，主席挺忙的，他要考虑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我们怕影响他的思考。所以，我们都不主动跟他说话。那个时候我刚来，主席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他也没有叫我，后来熟悉了，他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啊，学习的情况啊。
  1953年，曾文去学校学习，毛泽东知道后，又把他叫了回来。
  主席熟悉了我的情况后，有时候，他会主动跟别人介绍我的情况，比如跟朱德。
  1953年，我被送到东山学校去学习。学习不到一年，主席就点名叫我们回来。有人问我，你怎么回来的呀？我说，是主席亲自点名叫我们回来的。后来我听说，我去上学主席不知道，他为此还批评了张耀祠。
  1955年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前，毛泽东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在会上他向大家交代了三项任务。
  主席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帮他搞调查研究。不过主席讲话的时候，交给我们三项任务：第一是站岗；第二是学习；第三就是搞调查，主要是搞农村调查。主席不能全国各地跑，就通过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战士来了解全国的情况。他需要哪里的情况，哪里的同志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搞调查。如果他需要我们广东的情况，他就让我们广东的同志回去，需要湖南的情况，就让湖南的同志回去搞调查。
  我们调查回来，就给他汇报。第一种就是大家综合起来，给主席汇报，我们一回去就是十个二十个，各地的都有，如果一个一个汇报，主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席就问农民有什么问题，合作化生产有什么问题，就让我们给他汇报。第二个就是当面汇报，哪个省的回来就让哪个省的汇报。
  1955年7月22日早晨，曾文接到通知说部队领导安排他向毛泽东做当面汇报，这是曾文第一次和毛泽东近距离地接触。
  我跟主席当面汇报过两次，第一次在中南海，第二次是在广州。
  第一次是夏天，天气很热的。主席在游泳池那儿办公，住在一个帐篷里面。
  队长老韩带着我们老家在广东和广西的同志一起汇报。我们事先都写了稿子，我文化程度低，只写了一两页。主席问我，你有稿子吗？我就把稿子递给主席。主席看了问，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地区的？我回答的时候，主席就用铅笔写下来。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主席也都记下来。我说，我叫曾文。他就问我，曾生你认识不认识呀？我说，我就知道曾生是我们广东籍的解放军司令员，后来是交通部部长，但我没见过他。主席又问我，曾文，你是不是文化很高呀？我说，我只念过小学。他就问我，这个材料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但是让别的同志帮我抄了一下。因为我写的字勾勾巴巴的，怕主席看着费劲，就叫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抄了一下。主席说，以后不要让人家抄，我要看你自己写的，你自己写就行了。
  我写的这份材料现在存放在博物馆，主席在上面画了很多条条杠杠，还有主席批的“合作好”三个字，以及“曾生”两个字。我想自己保存，可博物馆只复印了一份给我。
  1958年，曾文第二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我第一次给主席汇报之后，他对我就比较熟悉了。见了面，总要问一些情况。
  第二次是1958年在广州。“大跃进”之后，农村的情况并不好。主席问了很多问题，我们家乡那个地方一两个月都没有下雨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当紧张，因为地都干了嘛。主席就问我，你回去以后，下没下雨？我说我回去以后三四天就下雨了。主席立即笑了，他高兴地说，因为你回去了，就把雨带回去了。
  主席很关心农村的情况，农村一旱，他心里挺不好受的。农村的情况好不好，一直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主席知道，一场雨并不能完全缓解旱情，他又问，你们那里抗旱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们那里主要靠妇女在干，白天晚上都在车水，加紧抗旱。主席说，你们那里的妇女都很勇敢嘛。我的汇报材料上，写到我们的生产队长也是个女的，她在家里生病了，几天都没有吃饭。主席就说，你去看她了没有？我说我去看她了。他说，这位女队长好一点没有？我说稍微好了点。他说，你下次回去，再去看看她。主席关心下面的同志啊。他还说，你回去以后，要关心老百姓，要虚心，不要摆架子。你要讲家乡话，不要讲北京话，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够接近你。主席时时处处不忘教导我们。
  ……
  曾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陪毛泽东游泳。
  主席游泳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他到了江河里头，我们一样要保证他的安全。主席走到哪我们跟他游到哪，像北戴河、珠江、长江、漓江，还有庐山水库等等。1956年开广州会议，在会议间隙，主席几乎天天游珠江。据我所知，早在1953年的时候，主席就想游长江。
  主席正式提出来以后，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长江水深浪急，不能保证安全。另外，长江里不仅有血吸虫，而且有江猪。历史上，似乎也从来没有人游过长江。主席游长江，我觉得和他的性格有关，越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越要试一试。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他是负责主席安全的最高领导，他不同意游，但是他拗不过主席。
  第七部分访问　曾文　下
  于是，组织上决定先派几个人去摸一摸情况。第一批派去的人跟他汇报说，不能游。主席生气地问，你们下水没下水呀？回答说没有下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没办法，再派第二批人去。张耀祠、孙勇和我坐飞机到了武汉。下飞机，我们直奔长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知道主席非要游长江，已经组织了一班人在长江试水。他以为我们跟他们比赛呢，他们就顺江而下，很快离开了武汉水域。我们不能这样做啊，我们按原计划，仿照主席游泳的方法，又是仰着躺一下，又是慢慢游一下，很小心地测试这样游行不行。过桥墩的时候，我们当时不太了解水情。因为江水遇到桥墩的阻截之后，形成了一个旋流。我们到了那里，遇上了一些困难，我往这边转，江水打过来，我就得喝水，我又转过去，江水仍然打得我喝水，游起来非常困难，我心里有点慌，但我们就自己鼓励自己，这是给主席试水，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出事。还好，这次只是遇到了险情，并没有什么不幸发生。
  第二次，我们又去汉江试水，重点在汉江汇入长江那一段，水流湍急不说，江水的流向也极难掌握。脚底下就像转椅似的，很难控制，反正是哪里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试，因为保卫主席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主席安全了，我们就放心了。试过之后，我们就清楚了哪个地方能游，哪个地方不能游。
  虽然遭遇两次险情，但经过重新调查以后，证明长江是可以游的。由此，毛泽东的心愿实现了。
  主席不但自己游，还鼓励大家下来游，叫大夫、卫士：“你下来！”他冲罗瑞卿说：“你不会游泳，就不知道游泳的好处。”机要员、秘书等一些女孩子下来以后，主席鼓励她们说，江水淹不死你，只能淹个半死。虽然这么说，但主席还是关照说，你们要好好照顾她们。
  游了有两个多小时，到了长江中间，水温比较低了嘛。有些人就到船上休息，上来以后浑身打哆嗦，拿杯子喝水，水都要洒出来。可主席年龄那么大，却不怕冷。五月份的时候，江水确实很凉。船上的人都向主席招手，主席，你上来吧。主席说，还没到岸边，怎么能上去呢？主席边游边说，你们不是说长江不能游吗？你看我不游得很好吗？总之，游起来相当轻松。他有时候就躺在水面不动了，让水漂着他。看起来，我们围成的保卫主席的圈子只能是摆设了。
  曾文陪同毛泽东游过许多大江大河，他发现风浪越大，毛泽东就越高兴。
  有一次，在北戴河风浪特别大。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风浪，真是白浪滔天。可主席非要游泳，当时在北戴河的中央领导，包括总理在内，都不同意他游。你越是不同意，他越是要游。主席要游，我们就得先下去。我们就推船下海，可是船怎么也推不下去。刚推下去一点，一个浪头打来，船就到了岸上。主席可不管那么多，我们只好弃船而下，用我们的身体多少为主席挡些风浪。但有时候，实在顶不住，哗地一声，浪头就把我打到主席身边。主席反而把我抱起来，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主席就高兴地指着高高的浪头让我看，我一回头，巨浪鼓动着，把我像小舢板一样，推上浪尖。主席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到了浪的下面。等他冒出来，浪头就已经过去了。他就是这样，很有诗意地与大风大浪搏斗。他以亲身体会告诉我们，只要你掌握了风浪的规律，浪来了你根本不用怕。浪来了，你扎个猛子头一低，浪过去了你就起来了。实际上，主席并不是蛮干，他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就是特别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身体和意志，任何风浪都阻挡不了他。
  毛泽东很尊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连称呼一类的细节都特别注意。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广东同志有好几个，就我和李连庆岁数最小，他年纪还比我小呢，可李连庆的个子比我高。江青就叫我小广东，大多数工作人员就叫开了。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见了我，还叫我小广东，可主席从来不叫我小广东，都是叫我名字曾文。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曾文除了工作、生活、学习之外，毛泽东又给他布置了一个新任务。
  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从各方面给予关心。1956年，我刚刚二十岁，他就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说，你在我这里工作，可以在农村找个对象，你们可以相互鼓励。你在这里好好工作，她在那里努力生产。
  我搞调查回来以后，看到我他就问，你的对象找着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主席就说，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啊。再后来；我每次从家里回来他都问这个问题，我说，来来回回只有七天的时间，光在路上就要花三四天，除去了解情况的时间，哪有空去找对象。主席就说，以后多给你一些时间吧。他不只是问一问，他还动员护士长吴旭君帮我介绍对象。吴旭君说，他是军官，要求高。其实哪是要求高，是因为在中南海工作，不仅接触的人有限，而且以前的朋友也都断了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