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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下
  那时，按田云玉的级别，涨一级是43元，涨两级是50元。当时的50元，能供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这50元，对于当时家境贫寒的田云玉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能是为了照顾田云玉的情绪，上面那句话毛泽东并没有当田云玉的面说，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所以，他问田云玉，我给你60元行不行呀？
  后来，主席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小田呀，我想把我身边工作人员的工资，调成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样，咱们找那么一两个人，我自己给他们拿钱。你怎么样，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六十块钱，行不行啊？我说，要主席的钱多不好啊，那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我的脑子本来就不聪明，当时就是这么反映的。主席笑眯眯地“噢”了一声，再没往下说。实际上，我当时要是同意了的话，他肯定会给我这六十块钱。主席很照顾我的情绪，没单纯考虑给我涨工资，他不说我家庭困难，他不从这方面考虑问题，而是从总理的工作人员来说，用他的钱来给我涨工资。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说。有时候想，在主席身边工作了不起也好，幸福也好，多大荣誉也好，不应该有的骄傲，也有一点。可是，这件事情是主席发自内心的，我反而不同意。主席说了我没同意，他从来不强加于人，包括上学，你不去他也不强让你去，主席自己是有分寸的。他主张每个人在生活方面、思想意识上，都自由自主些、独立些，他从不多加干预。但个人的婚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有困难他愿意帮助你、启发你。
  1958年5月，田云玉和毛泽东一起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那天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劳动了一天的田云玉，出了一身的大汗。回到中南海之后，田云玉就直奔了厨房，由此引发了一场“西红柿事件”。
  主席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来是平等的，可是我的性子急，在处理周围的一些关系时，包括与领导的关系，和炊事员的关系等，不够虚心，不能用商量的口气，难免将关系弄僵。
  1958年5月的一天，我跟主席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因为天气热，主席和我都是满身大汗。回来以后，我马上给主席换衣服，擦背。做完这些，我马上跑到厨房。因为我平时想方设法让主席多吃水果，知道厨房的冰柜里有西红柿、水果一类的东西，你要给主席他就吃，你不给他他就不吃。即使你放在跟前，他也想不起吃。比如吃西红柿，他要是在看文件，我也不能把西红柿硬给他喂到嘴里。所以，我就想办法让主席多吃点水果，想什么办法呢，就是给他挤成汁。挤的方法很土，我把手洗干净，用一块纱布把水果包起来，汁挤到碗里，再倒在杯子里。挤出的西红柿汁，有时候放糖，有时候不放糖。这样，主席就没有办法了，他怕坏了，就会把杯子里的西红柿汁都喝了。这虽然带点强迫性，但主席不好不吃，这样就增加了主席吃水果的机会。
  这天，我就奔到厨房去拿西红柿，想自己吃。可厨师不让我吃，我想把西红柿挖个洞放点儿糖，连糖带西红柿一块吃不是更舒服吗？于是，我又拿了糖罐子。炊事员不让我放糖，就围着面板抢我手里的糖罐子。我的牛脾气上来了，大嚷了一句，那我不吃了，说着就把西红柿砸了过去。他穿的是白大褂，红红的西红柿汁溅了他一身。他为了保护现场，马上去找卫士长李银桥汇报。就这样，我一下子被抓了个“现行”。紧接着，行政小组开会，团组织开会，上纲上线。最后，我不得不写检查。
  过了几天，卫士长将事情报告了主席。可主席的做法既令我费解，又令我感激。主席对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在我给他喝西红柿汁的时候，就会哈哈大笑。我当然明白他笑什么，因为卫士组和行政小组怎么批评我，江青是什么态度，他都知道。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问什么过程，他就是笑。主席这样做，起码有两三次。有一次，他从卧室出来，途中经过我们的值班室，我已经把西红柿汁准备好了。平时，我把西红柿汁一给他，他就喝掉了。那天，主席拿到后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是西红柿水。他还没喝，就笑开了。笑完之后，他就把汁喝掉了。喝完把杯子递给我，他还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开会时上纲上线，压力太大了，主席的笑则让我轻松多了。主席太了解我了，他等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才说，在这一点上他和江青一致，不同意开会批斗我。如果主席当时这么说，我更要闹翻天了。主席做思想工作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1961年，田云玉被毛泽东送进了人民大学。从此，他离开了毛泽东。如今，他常常和当年同在中南海的伙伴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在我身上发生的这几件事，如今想来，让我感触很深。但是最令我感动的，不能让我忘怀的，就是主席对我学习的关心。我刚到他那里半年，他就让我去上学。当时，我就想我刚来不久，主席又很喜欢我这个人，工作也很需要我，但是他能舍下自己，考虑我本人的前途，坚持让我走。这些感人肺腑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令我终身受用。
  他平时不断地跟我说，小田你是个好人，你直爽，你讲真话，我也跟你讲真话，我们合得来。人就怕给你一个独立、平等的待遇，我在毛主席面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么平等，这么平易地对待你，你能不感动吗，你能不怀念他吗？
  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三次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穿着让他大吃一惊。
  我是河北白洋淀人，在我的少年时代，白洋淀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我高小以后，毛主席就派贺龙的部队到了我的家乡。
  1943年，我从晋察冀军区到了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过去这所大学叫卫（生学）校，以后变成解放区的医学最高学府。
  学校在延安的乔儿沟，它的对面就是鲁迅艺术学院。我们到的时候是6月份，我那时候是一个党支部的委员。开学的时候，主席来讲话。我们席地而坐，有小板凳、草垫子什么的，我就坐在主席身边。主席用的讲台就是一个小桌子，卫士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上面。
  主席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裤子，两边都打着补丁，上身是一件灰色的旧军装。我当时很吃惊，我虽然知道八路军讲官兵一致，但没有想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穿着竟同战士没什么两样，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主席作报告的语言非常生动，深入浅出，他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枪是可以杀人的。同学们都是小知识分子，都说枪能杀人这个谁不理解呀。
  主席说这个真理让我们共产党人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就追述了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不要武装，蒋介石就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革命党人。大家明明知道枪可以杀人，但是大家不知道可以把枪拿起来对付反动派，所以革命遭到失败……
  听了报告以后；我们在思想上提高了很多。
  说到主席的补丁衣服，我想到了一位美国作家就此与蒋介石的对比。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的服装不仅挺阔，而且戴着好多勋章。毛主席的服装不仅没有任何装饰，而且是皱皱巴巴的，甚至左襟比右襟还长出两寸。但是，两人在气质上、民族意识上则有高下之别。
  王鹤滨清楚地记得，他曾经三次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我下山被调到了军委卫生部。当时，科长戴振华把我叫去，我说我想下山，当时也不知道下山干什么，同学们都下山我也想下山。
  他说党培养了你这么久；难道你就不愿意服从党的分配，我就定住了。我是党员当然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就到了延安的兰家坪。那是中央门诊部所在地，也是军委卫生部所在地，我在军委卫生部的义诊科当科员，同时在门诊部当眼科医生。
  1946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调停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三方就在北平搞了军事调整执行部。在这个过程中，延安与外界有了联系的窗口，跟北京、重庆经常有飞机来往。医疗条件也因此有了改善，
  主席当时住的是石窑洞，有三间，一间是过厅，进去就是办公室，再往南一拐横着的是他的寝室。这次检查主席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是硬闯去的。因为检查很费时间，怕他不接受。检查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主席很配合。查了以后，主席很关心我，他看我很年轻，就问在哪学的习呀，我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傅连暲副部长就说，他是咱们自己培养的。查了一段时间，因为要查视力、配眼镜，他说哎呀，看个眼睛还这么费劲呀。检查完以后，邓子恢回来了，看到了李讷，他说哎哟我们的公主呀，大了以后谁还敢娶你呀，说了些玩笑话。
  我们一看有人找主席，就退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给主席检查眼睛。
  第二次是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撤离之前，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区回来，胡乔木记得是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开了一次会，他作记录。
  当时毛主席提出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了，这个预见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预见，斯大林他们认为延安无论如何不能撤退，如果延安撤退了共产党就完了。所以当时党的意见也有分歧，任弼时就坚决反对撤退。主席当时说撤退就是为了再回来，第二年就可以回来。
  第二年，我们没回延安，却奔北平去了。两年的时间完全实现了毛主席的预计，后来我说毛主席怎么预计得这么准呀。
  随着延安的撤退，我们就到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门诊部，它是中央后委的所在地。那时候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分成前委、中委和后委三部分。前委就是毛主席他们，1948年的3月份，我们到陕北去给毛泽东检查身体。主席当时住在米脂县的凤凰寨。凤凰寨是一个城堡，是马明方家族的一个大院，整个一座山被城墙包围起来，易守难攻。
  毛主席刚到那里，在战争中奔波，身体相当疲劳。以后就是第三次给他检查。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的王鹤滨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处报到，接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保健医生的职务，傅连暲给他一封事先写好的介绍信，让他自己去见毛泽东。王鹤滨怎么也想不到，这第四次见到毛泽东，会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到了傅连暲家之后，他把信递给我，并说我是派到主席身边的第三位保健医生。我好奇地问，那第一位、第二位是谁呀？他忽然沉默下来，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他说，第一任我派去的是我的女婿，反AB团的时候，他们俩都被杀了。我听了，心情也非常沉痛。我说，这个政治斗争真是残酷。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第二个保健医生叫周医生，他那时候在一个旅卫生部当部长，现在已经去世了。
  第二天，我快到丰泽园门口的时候，王振海（值班卫士）就瞄着我了，瞧着我来了，他就向我靠近，要赶我。他原来没见过我，要检查。突然间，毛主席跟着一群人，从他的办公室，也就是从菊香书屋大院走出来了。我一见高兴了，就赶快迎上去。主席一出来，王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