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为我们主婚，我们大家更高兴，大家就喝杯高兴酒吧，我们共祝主席健康长寿。主席说你们俩敬大家嘛，我们又敬大家一杯。我给主席夹了菜，小王也给主席夹了一块鱼。后来毛主席说，祝你们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主席一饮，干了一杯酒。就是这样子嘛，就算结婚了。到了晚上，人家上海公安局局长来看我们，还送来了结婚证书。
  虽说是匆匆忙忙结的婚，但沈同夫妇婚后的几十年过得恩爱和睦。他们把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视为最珍贵的东西，到了晚年，他们就会翻开相册，共同回忆与毛泽东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
  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上
  1953年，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县的田云玉，刚刚高小毕业，被分配搞财经工作。在没有正式报到之前，他就从街坊那里听说，在沈阳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招待处到县里招收招待员。十六岁的田云玉跑去应征，他合格了。于是，他打起了背包，就像参军一样跟着招待处的同志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田云玉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次不经意的选择，居然走进了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生活。田云玉到沈阳专家招待处不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政治审查之后，很快便被调入了北京的中南海。
  说起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有很多感人肺腑的事情，每谈起来我都很激动。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那种滋味，是高兴啊，幸福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感到兴奋、轻松的那种。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54年底到主席身边的。我去之前，就有人说，你可能要调到主席身边去，我都不相信。因为和我同时进入中南海的同志都已经分配到主席、总理、朱老总身边去了，差不多就剩我一个人了。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主席那里去。可去干什么，又没具体说。当时，是卫士长李银桥领着我进了主席的睡房。主席正在休息、看书。李银桥先告诉主席我叫什么名字，到这儿来工作。主席就说，哎，你好，小田同志，欢迎你！说着，就跟我握手。当时，我并不紧张。因为到主席身边之前，我就见过主席几次，我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真能到主席身边工作，我挺高兴。主席接着问了几句家常话，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我回答之后，主席说，那好，以后再谈。李银桥就带我出去了。
  真正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前，田云玉还要先通过江青这一关。
  见了主席以后，卫士长跟我谈嘛，要我熟悉主席的生活习惯，比如吃饭、行走啊什么的，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我开始的时候，是先值副班，后值正班。所谓的副班就是在江青身边服务。主要是先由江青启发、教育我们，因为她既是家庭成员，又是主席的生活秘书。我记得，她曾经问过我，你愿意不愿意到主席身边工作呀？今后你准备怎么做呀？我回答说，我愿意。可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就说向老同志学习吧。她说对对对，要好好向他们这些老同志学习。
  大概不到两个月吧，我就从值江青的副班转到值正班了。那时候，主席经常从中南海到玉泉山，我值副班的时候主要是在玉泉山。值副班的时候，我就注意向老同志学习，问问主席喝什么茶，喝茶喝几次，穿衣服怎么穿，吃饭的习惯，包括吃饭的饭桌等等。主席出去开会，接待外宾怎么办，反正是主席从起床到睡眠的过程，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尽到哪些责任，我都问清楚。
  当我从副班转到正班的时候，也是先跟老同志学习，然后自己去做。主席该看文件看文件，该看书看书。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拿本书，我们给他盛饭也好啊，他都是很随便的。有时候，他眼睛看看你，却很少说话。不过主席的眼睛确实厉害，当时，我就感觉到主席的眼睛特厉害。你做的时候他看着你，他不说话，然后你做完了，他点点头。你做得怎么样全在他眼里。
  那么，田云玉在毛泽东身边都做些什么呢？
  我理解卫士这个工作，在家里就是服务员，外出时既是警卫员又是服务员。平时的工作可以延伸到许多方面，从主席睡觉、穿衣、吃饭，到他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办公桌上的一些纸笔，接见外宾的服装等等，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注意。开会当中，主席有时候休息不好，我们必须提醒他注意休息。起床后，忘了吃饭，我们必须催促。夜里办公疲劳，我们要帮着做一些按摩，或者是洗澡。他一般不洗澡，多是用毛巾擦澡。按摩也好，擦澡也好都不妨碍主席看文件，看书。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以外，主席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学习。甚至上厕所，他也会拿本书。总之，我们必须尽职尽责，做到细致、周到。
  好在主席的生活、工作基本上有一定的规律，比方说饮食方面，吃什么，不吃什么。大家都知道主席喜欢吃红烧肉，但并不是每顿饭都有红烧肉，就是喜欢多一些。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在主席的宽宏大量下，我很快熟悉了工作。实际上，在主席身边相对容易一些。他没有那么多要求，更不会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你给他做什么他都说好好好，他很少表露出不满意，生气或发脾气是很少有的情况。他只在你打扰他睡眠时发脾气，有时候脾气很大。这不能怪主席，而是工作人员失职。
  ……
  毛泽东关心卫士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连他们情书里出现的错别字，主席都要为他们纠正过来。
  主席也很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但是就我的亲身体会来说，不像在我们的学习上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我理解主席是要强调，即使是恋爱、结婚，也不能放松学习。有一次，主席问我，说女朋友来信没有？此前，主席已经知道我有了女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为了不影响主席工作，他问我，我都说来信了，我也写信了。这样，我就有准备地把我写的信和女朋友的来信都放在兜里头。在不影响他办公的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拿给主席看。主要考虑给主席忙碌的工作调剂调剂，当然，如果时候不适合，我就不会拿出来。主席这一问，我就从兜里把信都拿出来，挑了一封我自以为写得比较好的，给主席看。主席笑容满面，他说写得不错，不过，女朋友写得比你好。他一边看，一边挑里面的错别字并改正过来。至于你怎么写，怎么交流他不具体发表意见，他只看字。我记得，有一次杨尚昆接见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那是主席逝世以后，杨尚昆谈主席的几个伟大之处时，说到主席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他都关怀备至，连情书都给改。实际上，主席改的是我写的错别字，不是改情书。
  那时，田云玉的初恋女友是浙江文工团的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热恋之后，关系却出现了裂痕。这使毛泽东想起了他和贺子珍……
  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中
  我思想比较单纯，受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找对象的标准就是老实可靠，年轻漂亮。可是在中南海，尤其在毛主席的身边，按我的这种标准挺难找的。我初恋的对象是文工团的团员，是在她陪主席、中央领导跳舞的时候认识的。有一次，我陪江青去杭州，晚上江青要跳舞，也是活动活动，就找了几个青年男女。其中就有我的那个初恋对象，我们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后来，我就跟主席汇报了，主席也认识她了。主席接触了我这个对象，印象也不错，在这之前，我也与一些女青年有过来往，都不太满意。她的外表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我基本满意，她也很单纯、老实。江青曾在远处专门看过，是我把她带到我们的驻地，让江青看了一眼。江青看完，就给了一句话，“木美人”。说完，她就走了。但是主席不这样看，主席说不错。这样，我们有时候到杭州去，她有时候也到北京演出，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还可以，到最后是我把她从杭州接来北京的。这样两年多，关系还不错。但我有封建意识，大男子主义，武断，脾气大，总考虑自己多一些，不从人家女孩子方面考虑，老强调人家工作方面配合我们不够，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就想把她调出文工团，但是不行，因为要通过组织，要她本人同意，这样就没谈拢。在这个方面，我们两个就产生了分歧。好像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写信，在信中她说，感到我有些霸道。意思是你凭什么呀，关系就中断了。主席知道我们中间出现了裂痕，他做我的工作，就给我讲了他和贺子珍的关系，和我在一起诚恳地交谈。他说，贺子珍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他痛哭流涕地劝她，多次劝她，她不听，非要走。这是他的原话。主席跟我这么讲，并不是批评我，可我心里很难受。主席还说自己有什么责任，贺子珍有什么责任。
  他说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也很复杂。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生了，发生以后怎么对待？要理智一些呀，忍耐一些呀，有时候要等待呀什么的。想不到，我恋爱的波折引出了主席的一段伤心事。
  等到我和女朋友吹了，我把送给她的东西，一块手表，一块毛料，都要回来了。她把这事告诉了主席，主席对我说：“你干吗要东西？送给了人家，不要要了嘛。你们好了一场嘛，干吗还要要回来？”他反对我这么做。我说，我家里穷，我要是再找朋友，这些东西还可以送给对方，主席听了哭笑不得。
  后来，我和我的夫人恋爱以后，主席同样很高兴。两个人一起在中南海工作，互相的了解就更多一些。1961年，我能够到人民大学去学习，也与我夫人的督促有关。因为我这个时候不去上学，我夫人也去不了。正好主席一直想送我去上学，我们一起去人大上学，也算了却了主席的一桩心愿。
  可惜，我学完之后，没能再回中南海，没能回到主席身边。
  当时，我把学习情况给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给我提供了三个方案，三种选择：一个是回到他身边，第二个是去公安保卫系统，第三，还可以到别的单位去。别的单位是指回老家什么的，实际上是两种选择，征求我的意见，征求汪东兴的意见。最后，我选择了公安局。就这样，我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大队。一年之后，我调到了广播事业局，这里边有主席的关怀，也有我自己的意愿。
  离开中南海，田云玉如果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又是怎么同主席联系的呢？
  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困难。在公安局工作的一段时间，我对公安部门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我就给主席汇报了。后来，调到广播事业局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又遇到一些疾风暴雨的问题，我同样也想找主席汇报。离开中南海了，找主席汇报问题，首先要跟主席身边的人联系。因为主席工作忙，能不能有时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离开主席的这些人，都有这个问题，不见吧，想主席，见吧，又怕给主席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一些麻烦。还有，就是工作人员能否给予一些方便，也是一个问题。当时，我的性格当中有一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做，不太考虑一些后果。所以，我工作上有了委屈，有一两次就给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想见主席。还好，每次我都能顺利地见到主席。
  见到主席，我的心情就好起来。唯独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夫人没能正儿八经地和主席照次相。我有三次跟主席说要照相都没实现，这三次主席都同意了，就是摄影师来不了。是来不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总之是没照成。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与主席合张影，留下一张正规的照片。如果三次都能照成的话，就是很好的纪念。
  中国有句古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而在1956年的中南海里，田云玉也很是伤心地哭了一回。他是为了什么事呢？
  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传到主席的耳朵里去。所以，我们有什么事，都没必要保密。
  我是1953年到中南海，1954年到主席身边。到1956年，在主席身边已经是两年了。我思想意识里，觉得可以翘点尾巴了。初来乍到可能要谨慎些，两年了，我已经奠定了点基础了，尤其主席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在这个时候涨工资，我认为自己还是有资本的。我们单位有战争过来的同志，卫士长也好、秘书也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