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珍宝，可是我姐姐吓得没敢说，就跑了。那位同志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本书是主席看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我觉得非常遗憾。
  第四部分访问　邵华　下
  1957年10月，毛岸青在苏联修完学业后，从北京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开始与毛岸青通信，甚至在闲暇的时候陪姐姐一同到大连去看望他。毛泽东知道他们交往的消息后，便写信给毛岸青问他的想法。
  岸青后来身体不好，从苏联回来就在大连休养。休养的时候我们经常通信，我和姐姐也去看望过他。我并不知道主席怎么知道的，可能是通过岸青那边了解到我们之间在通信，后来父亲也问过我，是不是你们常写信，是不是互相在鼓励，互相在安慰，我也说是的。所以直到最后，主席后来给岸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谈到听说你们俩经常通信，对我还进行了一个评价，说邵华是个好孩子，你们是不是有做朋友的意思，那个时候确实我们也是有进一步感情升华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作为主席来讲，作为父亲来讲，他对自己的孩子，不光是学习，另外，生活、感情世界他还都是给予关怀和指导的。
  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婚礼，毕竟生活条件比刚建国的时候要好，不再像毛岸英结婚时，只送了件旧大衣。毛泽东送给邵华一块手表，还为儿子的小家送了个大件，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姻，这不仅因为邵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更因为有了这个婚姻，两家再次亲上加亲。
  1960年，我们是在大连结婚的，是由大连市委、市政府给我们主持的婚礼。父亲送给我的一块表，直到走不动了，我才收藏起来。送给我们的还有一台国产的、南京出的熊猫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摆着，虽然不能用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珍贵的。
  邵华和岸青在大连度过了一段新婚岁月之后，于1962年回到北京看望父亲毛泽东。毛泽东嘱咐他们，不要忘了去看一下已故的妈妈杨开慧。
  到1962年，岸青和我就从大连回到北京了，我就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我们结婚后，第一次见父亲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新媳妇应该回去，回韶山去见见韶山的父老乡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婆也还健在，说你们应该回去看望外婆，应该去给你们的妈妈杨开慧扫墓。所以，后来我就和岸青遵照父亲的指示，我第一次到了板仓看望了外婆，就到了韶山。所以我当时回去以后，看到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有很多乡亲的辈分我还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对我们确实也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爱护，也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所以那一趟湖南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湖南之行，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去给开慧妈妈扫墓，也照了照片，现在这些照片我都珍藏着，这次用在杨开慧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之中了。也去看望了外婆、舅舅，也都照了相片，包括韶山。现在翻开这些照片看看，都感到确实是非常珍贵的。
  ……
  毛泽东对夫妻之情和战友之爱，有着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杨开慧是李淑一的中学同学，而毛泽东则是柳直荀的早年战友，20世纪30年代初，在战争中杨开慧和柳直荀先后牺牲。《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便寄托了毛泽东对爱妻和好友的深刻缅怀之情。1962年9月1日，当毛岸青和邵华再次请求父亲抄录这首词以作留念时，毛泽东又把诗句里的“骄杨”改写为“杨花”，以此来寄托他对杨开慧的怀念之情。
  有一次，我和岸青一块回去看望父亲，那天父亲工作也比较轻松，情绪也很饱满。在谈到开慧妈妈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写的《答李淑一》，给我和岸青写一份。爸爸当时说可以，他就坐在案头前把纸铺开了，然后他提笔就写了“我失杨花君失柳”。我当时一看就有点误会，我说不是骄杨吗，怎么这个地方写成了杨花了呢？父亲提了一句，称杨花也很贴切。后来我回到家里去领悟父亲的这句话，他给李淑一同志写信，给柳直荀烈士和杨开慧烈士一块题这首词，这是战友之情，所以他称之骄杨。他给子女写信，给我们的母亲写信，所以他觉得是很亲切，应该是充分地表达亲情这方面，也表达他对开慧的另一个方面，很亲切的方面，所以他就提了“杨花”两个字，这是我后来的理解。
  毛岸英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部“捷夫”牌相机，邵华开始用这部相机记录下家人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宝贵镜头。毛泽东同意她拍照，不过他给邵华来了个约法三章。
  那时的相机不像现在的傻瓜相机，从对焦距，从速度一直到它的曝光，全部要用手动，那要有经验的摄影师，像侯波老师、徐肖冰老师、吕厚民老师，他们有经验，可以得心应手地来用。可是对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摸过相机的孩子，也从来不懂得的少年来讲，我觉得操纵起来十分困难，但是我也很想把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宝贵的时光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我就开始想为毛主席拍照。看见孩子们老是拿着相机对他照来照去，后来主席给我们规定了三条，你们要给我照相可以，但是第一，你们不许拿到外面去冲洗；第二，你们不许发表，就是不许给报纸、杂志投稿；第三，还不许送人。
  那个时候，我们一切听从他的指示，最后逼得我学暗房技术，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把卫生间、门窗堵起来，用红布把灯光包起来，再到外头买药粉自己调配，尤其配得比例还不对。首先是冲胶卷，然后冲洗照片，最后还要进行映像。对我来说，每一关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所以照片虽然照了一些，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照片就报废了。所以我现在虽然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但是我感到很遗憾，没能多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喜欢摄影了，尤其是后来随着新宇出生，他从小，从一个月开始的照片，一直到他成长到今天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给他拍的。
  刚学拍照的时候，拍出的照片虽然很幼稚，但这是毛泽东与孩子们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
  那个时候刚学摄影，我和主席的照片是姐姐给我们拍的，姐姐和主席的照片又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是我姐姐抓拍的，因为正好我过去和父亲握手，她就按动快门，也顾不上取景了。所以当这张照片洗出来以后一看，正好后面有一个花架上的兰花戴在我的头上了，好像我的头发竖起来一样，把帽子顶掉了。后来主席说，她的怒发把冠都冲掉了。我也想把这张照片通过电脑修掉，后来一些摄影家告诉我还是要保持原汁原味，不要修，就这样，这张照片到现在还保存着。
  对邵华而言，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活跃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无论做什么事，父亲的话语都会始终不断地回响，一直影响着她、激励着她。
  毛主席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全党同志的心中是伟大的领袖，确实是世纪伟人，但是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他不光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位慈父，他很体谅、很了解孩子们的心情。只要我们的愿望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他就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所以我深深感到，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第五部分访问　沈同　上
  沈同，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景县。1949年10月，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了毛泽东的警卫。由于他机智灵敏，毛泽东每次出外视察都要带上他。他处理过多次意外事件，这位从中学时就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地下党，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竟显得很紧张。
  第一次见主席确实很紧张，那时候我就是说不上什么话来。我在门口站着，他到勤政殿来开会了，他看见我，笑笑，你说我说什么好啊。这时候，主席先跟我握手，我高兴得不得了。他看我紧张的样子，他说你做工作，这我一下子还不好答。因为我们在山沟里头，没有职别什么的。我想了一下，跟毛主席说我管文件，主席看出来我这紧张的样子，他说，那么天下的文件你都管啊。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这倒好了，放松了，所以都没什么忌讳。
  一开始，沈同担任中南海警卫处的秘书，因为他曾在北平搞过地下工作，熟悉北平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外出必定带上他。后来，沈同升任警卫科科长，毛泽东出行的许多工作都要他提前完成。
  汪东兴是跟着主席从延安过来的，那时候他是主管主席警卫的，他们都在丰泽园里面，我是警卫处的秘书，每次汪东兴跟着主席外出必定带着我，因为叫我给他布置警戒线，外围的路线、当地的路线他都不清楚，我最清楚，因为我当时做地下工作，我就在北京，所以他都带上我，这样子，我就开始做主席随时活动时的警卫，只要是主席外出，汪东兴去就叫上我。有时候主席要到下面调查工作，要外出什么的，他也会带上我，坐专列我就组织专列，坐飞机我就试验飞机。后来主席越来越忙，开会什么的时间就紧迫得很，所以他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在勤政殿开会，有时候上怀仁堂开会，有时候到颐年堂开会，因为这些地方过去我们不常用，没有专人照顾。他一去我们就要告诉服务人员到那开个门，准备茶水什么的，后来汪东兴说这个不方便，最好是想去就去，到那就开，我说这个方便嘛，我们管起来，他说那好，你得当警卫科科长，我再给你几个人，把这些会场都给我管起来，主席不管上哪去，到那了以后，都跟回家一样，我说可以。就王永清、孟宪芝、徐永福我们这四个人，一个科长，三个干部，这样子，我们就把中南海里所有的会场都管起来了。
  毛泽东很喜欢接近普通百姓，但人们一旦发现是毛泽东，就会高兴地奔走相告，场面也会失去控制。
  有一次我记得，是主席外出。那是春天吧，他要去看看麦子生长的情况。经过徐州的时候，他一看，这个地方的麦苗长得真好，他说你停一下车，我去看看，他就下来了，沿着这个麦苗地走，走到一个村子边上，正好碰上人家当地开“三级”干部会，正在吃午饭。主席说这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看到反正有人在那儿，旁边那个当地的警卫同志说，这儿在开会，“三级”干部会。坏了，我说坏了，不行了。可是，主席还要往前走啊，你还不好挡他。他走到那儿，正好人家中午开饭，有一个小伙子，不知怎么又出来了，也看见了，就说，哎呀，毛主席来了吧？大伙儿就炸了。呼啦啦那些人哪，盘子、碗、桌子、凳子哗啦哗啦的，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我都听清楚了，我就赶快说挡一下子。挡也挡不住了，那些人他也不知道我是老几呀，他都往外走，我真是急得没办法了。急中生智吧，我就看当时正吃饭的嘛，我就拿了两个菜盘子，这么一扣，使劲一扣。啪，一响，大家都吃一惊，一下子鸦雀无声了，说这是怎么了。我借这个机会，我说毛主席来看大家，大家要有礼貌，你们都按照你的桌子位置，你们都回去，好不好。大家说好嘛，正说着主席就进来了。进来了，问问他们的情况，主席看看他们吃的东西，走了一圈。他那个地委书记要给汇报，主席说不用汇报了，我看到了你们的情况，我就了解了嘛。
  ……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并且喜欢轻车简从，不要太多的车辆出动。但是，警卫人员必须考虑特殊情况，要保证万无一失。
  主席下去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曾经发现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下去了坐的车就是这么一个大队，让当地农村应接不暇，完了以后这些人回去还得跟着吃一顿，主席就很讨厌这种做法。他说，我不搞这套，你看这像话吗，你告诉人家了，人家专门成立一个班子迎接你，找了这么多人，跟代表团一样，那干什么去了，我是做调查研究的，我不要这些东西。很简单的，他看见大家排着车队也不好，他有一次跟汪东兴说，你们得改呀，你们不能这样做。汪东兴跟他说，主席咱们就两辆车吧。如果一辆车的话秘书也没地方坐，我也没地方坐，主席说那可以，以后就两辆车了。两辆车我觉得不够，警卫工作就是怕万一，要防万一，真正出事了，也不一定，但是有百分之一的出事可能也要做到防备。我说这要一出个事，你怎么办呢，当地也有意见，他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