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说了岸英许多童年趣事，有时还哈哈大笑。看到主席那么平静，我怎么也不相信岸英会出什么事。后来，我想这是他在做铺垫，为告诉我岸英牺牲的消息做铺垫。
  毛主席告诉我岸英牺牲的消息以后，我要求回到我自己的母亲那里去，毛主席同意了。但是在我临离开的时候，他给了我他平时用的那种绿色的安眠药，给了我三粒安眠药，让我拿回家，说睡觉以前你吃一颗，你这一晚上就可以比较安静地睡一个觉。
  但是我拿回去以后，我母亲她就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吃了安眠药对人脑子是不好的，它的副作用就是会伤害大脑的记忆这些东西，所以到后来我睡觉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三颗药了，我记得我回去以后躺在床上，就把三颗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但是后来就没了这三颗药，没了那三颗药，我怎么翻天覆地地找都找不到，所以我那一夜根本就没睡着，就是通宵的，通宵失眠。
  所以后来我问母亲，我说那三颗药是不是你拿了？她说是她拿了。所以我觉得最能体谅到我的感情的还是毛泽东，因为我母亲她只是想不要让我脑子受到损害，但是她没想到感情的压力比脑子的损害要大十万八千倍。
  ……
  一转眼毛岸英牺牲快十个年头了，刘松林却还是孑然一身，毛岸英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看到二十好几的刘松林总是孤单一人，毛泽东不断地给她做思想工作，劝她早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
  第四部分访问　刘松林　下
  大概是1958年，因为我是1957年从苏联回来的，一年多以后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他一直希望我能有新的生活，但我当时确实没有那种心情，就觉得毛岸英一直在我心里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就想不了别的。主席就跟我做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他就说人总不能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嘛。成家立业，有家庭、有孩子，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就总动员我，总做工作，他还是传统的观念。一个女孩子应该在三十岁之前成家立业，他也希望我能在三十岁之前再结婚，快点更好。一直到1959年的春节前后吧，后来我就提出了，我要去给岸英扫一次墓。我就说，因为他生不见人　，死不见魂。我总得看见埋他的地方，我的心才能塌实下来。他就同意我去扫墓去。那个时候岸英已经牺牲十个年头了。
  岸英是1950年牺牲的，到1959年，十个年头了。主席就说，你还得有一个人陪着去，让你妹妹陪你去，这时候主席就派邵华陪着去的，又安排中南海警卫处的沈同带着我和邵华两个人去的。去的时候主席给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个，来回的路费和开销全部由他的稿费里出；第二个，就是到了朝鲜以后不要惊动朝鲜官方；第三个，就是这些活动不要见报。
  去了以后扫了扫墓我们就回来了，从平壤到桧仓还是挺远的，要走好几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来回一整天。后来朝方根据我送的花圈，他看出来是毛岸英的家属来了，所以他们问大使馆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后来朝方就说要招待，还是都谢绝了。后来，朝方说这样吧，我们用民间组织行不行，用民间组织的形式招待的，后来就派了朝方妇联的一个负责人。说不是官方，还是官方。
  刘松林在毛岸英的墓前泪如雨下，十年来堆积的忧伤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悲伤过度的刘松林病倒了，毛泽东很快获悉了刘松林的病情，就给她写信，嘱咐她打起精神，早日战胜病魔。
  我们扫完墓到三八线去，我觉得可能也是人的情绪太波动了，免疫力就低下了。我感觉就是嗓子疼，因为原来经常闹咽炎嘛，我就没在意，我以为就是咽炎发作了呢，烧个一天半天就会好的，结果没好。大概有一个月，我那个时候病得很厉害；整个人的情绪特别不好，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就让李银桥送到医院去的。
  抬头写的是“思齐儿”还是“娃”我记不得了，其中就是让我养病什么的，但是有八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意志为主，医药为辅。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说到我心里头去了，主要就是人的精神有点崩溃了。回北京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回家，直接从火车上下来就上医院了。我记得好像一直住到过了五一才出院。出院以后才见到主席。
  从朝鲜扫墓归来，刘松林对毛岸英的感情依旧难以释怀，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始终犹豫不决。毛泽东给她写信，敦促她早日找个爱人成个家。在1961年6月13日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女儿，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的屡次开导使刘松林开始重新面对生活。不久，她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的教员杨茂之相识并相爱。1962年初，刘松林与杨茂之结了婚。
  结婚之前，主席知道有杨茂之这么一位同志以后，他曾经去了解过，通过组织系统了解过。然后告诉我这个人不错的，很好的，意思我要交往的话可以放心地交往。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告诉他，我们是1962年的2月中旬结婚的。1961年的年底，我去告诉主席这个消息，我准备明年2月份结婚。他当时非常高兴，就把他刚刚新做的一首诗写给我了，就是《咏梅》，另一幅字是《三打白骨精》，这两幅字我一直留到现在。还有就是，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当时好像叫叶子龙还是叫谁，给我送来三百块钱，还说他也不知道送我什么好，就给我拿点钱，让我自己买我需要的东西，就作为他送给我的礼品。
  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很深很深的。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几乎是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父爱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而且我也切身感觉到了，主席对我的照顾已经超出了一个公公对我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关爱。不仅仅是亲生父亲的，而且是一种非常慈祥的，想得非常周到的这么一种爱护。
  即使毛主席哪怕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老工人，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担子那么重，年岁又那么大了，他对我的一分爱，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十分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我的爱我觉得一分就是十分，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忘记他。
  我活了七十多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最爱护我的人就是毛泽东。他对我的关爱甚至超过我的母亲。
  第四部分访问　马武义　上
  马武义出生在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45年，15岁的马武义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他心中的圣地—延安。四年之后，在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中，马武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在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亲手帮毛泽东整理衣装，送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帮着主席准备行装。主席要参加这么重大的国事活动，仪表上当然要讲究讲究，好配合庄严的仪式。吃过午饭，我趁主席午休的时间，先把主席的皮鞋擦亮，再把主席的绿呢子套装熨平烫好。主席的皮鞋是到香山后刚做的，绿呢子套装还是用延安时期就珍藏的旧呢料，专为开国大典裁制而成的。到了下午一点钟，我准时把主席叫起来。十月初，北京的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主席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把一件羊毛衫穿在了身上，那衣服胳膊肘处的两个大补丁非常惹眼。那是在西柏坡的时候，胳膊肘处磨出了两个窟窿，韩桂馨同志用旧袜子头补上的。我拿来毛裤，要帮主席穿上。不知是不是因为紧张呢，主席两条腿往裤腿里使劲一蹬，脚就从膝盖处的大窟窿里穿过去了。实际上，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发现了膝盖处的两个窟窿，可窟窿太大，韩桂馨没找到那么大的袜子头，就没有补。毛主席就这样穿上了，他还问我怎么样。我当时就乐了，我说主席你的腿从那两个窟窿里跑出来了。主席也乐了，是吗？我说，你坐在那里看不见，毛裤的下半截都吊在腿后边了。主席坐着不动，好像是说那有什么不可以！我说，主席这样可不行，上不了天安门。他说上不了，不能上天安门？我说不能，他说那好办，推倒重来。
  有谁知道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的城楼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庄重朴实的绿呢子套装里面，穿着一套打了两个补丁，露着一双膝盖的毛衣毛裤，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
  我陪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云集了四十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都是党内党外的高层人物。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几十万人欢声雷动。可是在这个时刻，除了我，又有谁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旧毛衣裤登上了张灯结彩的城楼？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心里说不清是酸楚，还是敬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想这个事呀，除了毛主席，不会有第二个这么做。我估计不会有第二个人，穿着这么一套破衣服上天安门，面对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从1948年到1958年，马武义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留在马武义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在我的印象中，主席最爱吃肘子。但是保健医生建议说不要吃那么多，因此，一般来说，一周给主席吃一次。当然一个肘子，主席一次并不能吃完，他就说给我留着。不光是肘子，别的菜剩得多了，他都告诉我们，这个给我留着，下次再给我拿来。可一个是医生不让多吃，再一个是苏联医疗专家绝对不准我们给主席吃剩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到主席吃饭的时候，如果是他忘了，我们就谁也不提这件事，让它不了了之。如果他问起来呢，我们就说我们给吃了。他一听说是我们吃了，他就不说话了，也不吭声了。
  主席爱抽烟，按他自己的话说，吸烟比吃饭还重要。北京医院的周泽昭院长，最反对主席抽烟。有时候，主席出去散步，或者爬山，只要坐下来休息，就要抽支烟。周泽昭就在边上劝他，你别抽烟了吧，少抽点儿吧。劝他几次，他也不说话，照抽不误。有一次，周院长多说了几句，他有点不耐烦了，有一点火了。他说，你看列宁、斯大林他俩谁抽烟呢？周院长说斯大林抽烟。那他俩谁先死了，就是论年龄谁死得早？周院长忽然觉得上当了，但还是嗫嚅着回答，那，那是列宁死得早啊。主席顿时轻松起来，斯大林他抽烟，他怎么死得晚呢？
  主席以他的机智和诙谐，挡住了医生的建议。但主席抽烟非常节省，那个烟抽得都拿不住了，他仍舍不得丢，还要塞在烟嘴儿上接着抽，直到抽个一干二净，火熄烟灭。用北京人的话说哪，主席抽烟有点抠门儿。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高岗点燃一支烟来抽，只抽了几口，就顺手扔到地下了。主席不言不语，十分自然地伸手捡了起来。主席的举动把高岗弄得呀，真是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南京解放的捷报传来的那一天，毛泽东异常兴奋。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是怎么庆祝的呢？
  第四部分访问　马武义　下
  我记得南京解放就在春节后，4月25日，主席起床后，他办公桌上有一个类似沙盘的地形图，边上的一个小盘子里，放着一些红色和黄色的小三角旗。我们每解放一个城市，也就是说解放一个大城市，一个中等城市，都要把标示蒋介石统治的小黄旗拔下，换上标示已被解放军占领的小红旗。大多数小黄旗都是被拔下来的，小红旗的数量越来越多。南京解放这一天呢，主席亲自拔下了插在南京名下的小黄旗，再插上一面小红旗。
  主席那天的高兴劲儿，人们可以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首诗词里体会出来。对于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来说，体会应该更直接，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统治的彻底结束，平时我们和主席照相，都要找机会才行。可那天主席兴奋地主动招呼身边的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和毛泽东唯一的一张正规合影。多少年来，我一直细心珍藏着。
  照完相，为了庆祝，我们就给主席安排了一顿比较好的饭菜，也就是多做了几个菜。正赶上这么个好日子，当然要庆祝一下。我们把菜摆好，我说请主席吃饭吧。主席坐在饭桌跟前，我们还打开了一瓶准备好的青岛产白兰地，给主席倒了一杯。主席端起来就喝完了。放下杯子，主席就把菜拿过来，弄了个大饭盒，把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