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当有人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那首著名歌曲时，我却老是想到一张报纸，裹在贵阳某个人去楼空的县政府或国民党部办公室的一堆旧报里，破损，百分之九十九会彼人忽略，载有陕北“共匪”作乱的消息；还有一只伸向它的手，颀长秀美，夹着一支劣等纸烟，神经质地轻颤不已。
  于是那支初始目的并不明确、从江西老根据地仓皇流向湖南的队伍，从此才折兵向西。
  历史从此有了工农红军从长江南北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战略转移的说法。
  如果没有这张只有百分之一概率被人注意的、宿命的报纸呢？
  而东北军一一二师．的将土，彼时在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的指挥下，沿平汉铁路布防，意在消灭羊嵝洞一带共产党徐海东部。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两年多后，他们会带着钱饷、兵马、军械，粮草辗转奔赴延安，投奔他们正在围剿的敌人：，又在不长的时间里，带着剩余的四十多名卫队离开延安，到达陪都重庆时，只剩下师长包天剑和笃信忠臣不事二主的顾秋水。
  一一二师的司令部就设在马耀华转运公司，师部军官，特别是少壮派军官，常在马耀华转运公司盘桓，顾秋水吏是这里的常客。
  一位七秩又八，当年在马耀华转运公司当过侍女的老人还能记起，当年有个顾上尉，一有什么难事，军官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找顾上尉！”至于这个顾上尉的模样，她倒忘记了。
  与偶然乍富的情况大同小异，马家在武汉跑马场中了头彩，发财后就经营起转运公司。
  也许因为马耀华转运公司具备文明世界的一些物质条件，便吸引了东北军的老少军官。比如说，地上铺着打蜡的木地板，四壁装着木墙裙。备有中，西两式客厅，中式客厅里有套可以拼接的清代家具，价值一百个“袁大头”，购自武汉某位官宦人家。还有一块镶在雕有飞龙的檀香木中的玉石，也来自败落的官宦之家。西式客厅里摆了张大桌，供宴会、打牌或打扑克之用。当时洋派人物打扑克，旧派人物打麻将。老顾打的那手好扑克，可能就是这里练出来的，使他日后穷途末路之时得以此技为生。楼上有个不要说在蒲圻，就是在当时的武汉也不多见的抽水马桶……所以马耀华转运公司名声了得。马老爷只有一儿子。也许因为总被父母装置在棱角生硬的全套西式服装里（即便在蒲圻镇），那孩子更显得弱不胜衣。马老爷为这惟一的财富继承人——不爱吃喝，十分内闭的马少爷，费尽了心思，为此不惜将那块镶在雕有飞龙的檀香木中的玉石，送给了某位名医，可是没人能够治好马少爷的病，他就那么恹恹地活到一九四九年。巨富的马老爷和马太太，早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结束了他们的人生之旅。弱不胜衣、不爱吃喝、十分内闭的马少爷，却突然开放、壮硕起来。
  人们常会看到那个游荡于蒲圻镇的各条小街，流氓无产者马少爷的巨大身影。早知共产党能治好马少爷的病，马老爷当初何必操那么多心？不但如此，马少爷还成了一个没脸没皮、偷吃成性，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并饿死在一九六O年的冬季、即便有很多人在那个时期饿死，即便马少爷成了偷吃成性的坏分子，人们还是不太容易接受少时对吃喝那样深恶痛绝的马少爷饿死的事实。他们觉得谁都可能饿死，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马少爷饿死。
  而今的蒲圻面目全非。我却迈过一轮又一轮岁月，走进了当年的蒲圻。
  出南门乘船过河，走在河岸萧索的荒野里，对四周瑟瑟的芦苇说，六十年前他们正是经这里到侯王庙去赶庙会的……
  于仙人观山麓之西，找到正在修复的侯王庙。“侯王鲁肃生干东汉末年，少时与周瑜知交，后得信孙权，辅佐王业建都金陵，号东吴……初兴新邑于西泉湖畔，改沙郡为蒲圻，次建粮秫城于鲍口，修太平城于蒲首，筑七星台于南屏，联西蜀诸葛亮祭东风、借烈火，破北魏曹军，赢赤壁之战……”我似乎听见老顾对母亲这样说。
  这事可真有点蹊跷，我怎么老生活在与三国故迹沾边的地方？算起来，老顾的精子该不是在蒲圻着的陆、可我怎么老觉得我本该是个铁骨铮铮的男儿汉，不知落地时如何阴错阳差变做了阴柔缠绵的女儿身。
  从我行为断事多少有点男儿风范可知，我的猜想不算毫无缘由。直到和胡秉宸结婚前，我对男人一直抱着“铁骨铮铮”这种非常老套的概念。
  记得零孤村小学操场西北两墙交界处有棵老桑树，我常趁着星光在那里操练“飞檐走壁”。上垒的校墙上，满布着我一脚脚、一级级蹬出来的凹槽。
  差不多十天就会穿坏一双鞋。那些鞋全是母亲那双小而弱的手一针针一线线做出来的。她总是拿着鞋无奈何地伺我：“你是穿鞋还是吃鞋呢？”
  不论她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都没有改变鞋的状况。我虽未学得“飞檐走壁”的本领，但不知这种无稽并始自少年的修炼，对我是否起过意想不到的影响？
  走着、走着，城隍街也好，南街也好，马耀华转运公司也好，突然在我眼前凝固起来，像从冷却的火山岩浆下挖出的庞贝古城，杏无人迹。只见穿着新嫁衣的母亲，站在马耀华转运公司的门前，迎送着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们；或抿着嘴，抿着饱涨起来的幸福，偷眼瞟着老顾怎样应对劝酒的客人……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也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距他们居所不远的西城门也不可避免地拆毁了，旧址上是一栋染成绿色的医院。我投宿的招待所地基下，是当年西门外的叠秀山麓，叫做金鸡山的地方，那该是他们采花、捕蝶、挖笋之处。
  难怪有位能开天眼的先生，在母亲去世后的头七对我说：“你母亲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她该走了。她对世界已经没有多少留恋，但还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她还要到生前去过的地方再走一遍。现在她正走在一条河边……非常平静、非常自由自在地走着，已经没有牵挂。可能还有一点对女儿和外孙女的思念．可是也不多了……”
  当时我想了很久，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哪儿有值得母亲留恋的一条河？家乡村外的那条小河？柳江？漓江？渭河？都不对，那些河里，无一不掺和着她的眼泪。
  可第一眼看到陆水，当即就明白，母亲是回陆水来了。在母亲的一生中，这儿，可不就是她最不能忘情的地方？别管那个叫做顾秋水的人后来怎样送她下了地狱。对母亲来说，那时的陆水，可不就像一行不了的泪，——一行不是因为忧伤而是因为感动、惊喜（它们将应许她多少幸福和欢乐）而涌起的，没有长大也没有长结实，因而也就不够饱满的、柔软的泪。
  她之所以把本该是铁骨铮铮男儿汉的我，中途变做阴柔缠绵的女儿身，很难说与此无干。
  但为什么在我看来，那却是一行不断的、肮脏的冷泪？陆水是平和的。即便有一座水泥桥和一座木桥的畸零桥墩和桥桩，点散、残留在一带陆水之上，却像五线谱上残缺的音符，只写下了一些零散的乐句，无法成章。对干过去，不完整可能比完整包含着更多的内容，但不论完整或不完整，都不能搅扰陆水的什么了，也或许它们从来就未能搅扰过它的什么。如今这些不连贯、不系统的符号，只能对我这样的人，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地暗示些什么。
  桥墩和桥桩的历史，不算久远。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南逃的国民党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歼南进，炸毁了蒲圻铁路大桥，中断了粤汉铁路线的交通。但是国民党没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追击，追击者紧挨着水泥桥又架起了一座木桥……
  那胜利者的木桥，如今也只剩下参差不齐的桥桩，与失败者的水泥桥墩，组成了这些无法成章的音符。
  只有冷峭的、不断穿过桥墩和桥桩的江风和江水，仍然淡定地吟唱着一首从不可追溯的久远以来就不曾断绝的、没有起伏的、单调的老歌。
  我坐在陆水之岸，在江南冬日阴骨的冷风里，与那对相依相伴的桥墩和桥桩，一起倾听着陆水的低哦长吟。而母亲和老顾举行婚礼的马耀华转运公司已荡然无存。一条新铁路，不甚必要、剖肠解肚地从转运公司正中穿过，离老铁路不过几十米。
  不知人们用了多少生命和血汗，来证明着一场坊交替。
  只有转运公司对面，老桥旁的木材厂还在。那正是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将军声泪俱下，发表抗日救国演讲的地方，据说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离去时，回首遥望陆水和像陆水一样老去的蒲圻城，我的目光突然剥去依城丽建或摞在城墙之上那些只能遮风挡雨的掩体——有人把那东西叫做房子，也无不可——把它还原为三国时代陆逊的粮城模样。真不愧为江南独一无二的石城！一条条青石垒筑的城墙上，偶有青铜般凝重的流影在阳光下冷然闪过，它的坚实不仅抵御着外侵，也让自己不堪重荷。
  我又一次失去了母亲，那个隐秘的、在蒲圻找到母亲的幻想，破灭了。
  回到北京，当夜高烧，我大概在蒲圻镇碰见了“什么”，那不是三国时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吗？
  前廊和玄关上的顶灯，竟还是当年的。每一处弯头，每一根线条，每一小块玻璃上的花饰，无不体现着老欧洲的精致和风情。
  来到地下室那供佣人居住的地方，抚摩着房门上式样老旧的铜把手，知道它还是几十年前的旧物。我和母亲在这间房子里一住两年多，她年轻的手和我的小手，不知多少次从这个把手上滑过……转身去地下室的厕所，抽水马桶依旧，只是上面结满垢石。
  ……回转头去，再次凝望那昏暗的走廊……清清楚楚看到病重的母亲，在那个深夜，摇摇晃晃扶着走廊的墙面，喃喃地对自己说：“我不能病，明天一早还得给二太太洗换床单呢。”
  上二、三层楼。楼道里纷呈着杂居之所式样各异的炉灶，墙面上铺排着由那些炉灶坚持不懈烟熏火燎制造的油垢，又在烟熏火燎的腐蚀熏陶浸润中龟裂起翘。如一张红颜退尽、不得不靠浓厚粉黛支撑的脸，落魄、风尘。让我不由得想起二太太，她后来的命运如何？
  在龟裂起翘的油垢下寻觅，隐约可见老墙皮的原色。
  椽木上同样沾满油泥，如一支饱蘸墨汁的毛笔，随时准备落定惊叹号下那一滴墨豆。啊，那就是我没齿难忘的楼梯！
  除了油漆耐不住往来脚步的消磨，上好的橡木楼梯依然棱角分明，嵌在台阶边缘上的铜条竟还锃锃发亮，极不得体地坚持着昔日的一份奢华。当年这些楼梯和地板上的蜡，都是瘦小的母亲跪在地上一寸一寸打出来的。还有我！
  还有我！
  还有我——
  直到现在，地板蜡的气味似乎还盘桓在鼻腔里不肯消散。
  我恨这些楼梯，不，我恨那个把我推向这楼梯的人！
  在楼梯上上下下，在地板上来来去去，为这一寸寸何止见证过母亲汗水的旧时相识，为何曾有人怜惜过那瘦小、匍匐在地的身影，而无限伤情。
  这栋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施工的小楼，这些楼梯，肯定禁得起再一个六十年的生生死死，风风雨雨。当初活在里面的人，多半都离开了人世，相信连我也活不过它们、在“那就是我没齿难忘的楼梯”和“我恨那个把我推向这楼梯的人”的下面，不是画着一条，而是两条触目惊心的提醒线。我拿到了那张所谓“借据”的拷贝件——
  收到长江部转来福特卧车壹辆（缺电瓶）西北军大金仲华（印章）
  六月八日
  这辆为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过汗马功劳的老“福特”，就是张学良将军滞留西北期间的专车。它该是怎样疾驶在那个著名的、一九三六年西安的冬日里！
  而这张写着二十九个字、长不足半尺，宽不足两寸的纸条，却也不经意地泄露了它在辗转易手中，将要面临的结局。
  对街虽有张将军的纪念馆，但，如此“福特”何处寻？
  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已改为一所中学，院子东南角我们住过的营房地基上，建起了一栋楼房。而院子东北角张冠英老夫人的小院地基上，也起了一栋新楼。所幸院子西北角还剩有三间旧房，铺在天花板上的苇席还算完整，后墙上的一方小窗，边角也还整齐……我们当年住过的营房，大体如此。
  想不到，我独自一人来到胡家的老宅子。这是我们多年前的愿望，结婚以后同来这个地方，还要到富春江住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