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衣服或者是凳子，注意它，它要动了，它正在动了，它以一种缓慢的迟滞的方式在滑行，速度迟缓，却始终在动，那不是错觉，顺着阳光，你分明看见了时间的流逝，它像缓缓的水流，在房间里，在视线里，在四周那些坚硬的没有生命力的物体里，它旁若无人，静静的流淌。而我们，却不能有丝毫的动作，你想接住它，它从你的指缝间不假思索地消逝了。你静静地看着，然后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怖；你的脑子就如同一块僵硬的岩石，每看见时间流淌一点，你的头就如同有了一条细密的裂缝，它龟裂在你的头部四周；你稍稍思考，那裂缝便无限的加大，最后你只能放弃思考，任岩石僵化，裂缝弥合，静静的躺着，直至最后你木然的和时间一同离去。
  酒精的魅力就在于加深你的痛苦，放大你的快乐。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段关于快乐的话，我觉得他说得真好。他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如果酒精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自然会希望它来，它留，它再来。北京桂花陈就是这样一个给我们无数次快乐的东西，它在深夜一遍又一遍地带我们登上快乐的巅峰，再在黎明的时候跌入沉痛的边缘，最后麻木了，就好了。
  后记二
  我和我的文字生活
  写作的状态很重要。它需要一个连贯的思维和渠道。它更需要自己独立面对和承担的勇气。我不太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具有写作的能力。这需要一个人来肯定，而这个人还必须具备了某种我能够认可的能力。假如他很不靠谱的话，我不会理睬他。假如他很牛逼的话，我又会怀疑他。这没有关系，每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结论都会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傻逼才相信教条和绝对。
  老实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畅销的，在这一点上，我绞尽脑汁也是徒劳无功。有人对我说，你应该讲故事，故事越曲折离奇，便越有人喜欢看。世间无数有情事，世上满眼无奈人。说故事，说好了就牛逼了，就发财了，就Happy了。但我又很犹豫，我认为那样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拉长了的《故事会》，这一点令我有些伤脑筋。这显然不是我的强项。于是又有人说，你应该传达某种思想，在你的文字中间应该潜伏着多条路径，它们虽然错综复杂，但最后都是殊途同归，在别人掩卷而泣的时候，你的思想从天而降令人豁然开朗。我不禁连声叫苦，饶了我吧，从小到大，这么多人给我讲思想，讲道德，我认认真真听过几句？我又不是五讲四美，我干嘛呀我？
  有半年的时间我离群索居，整天揣摩如上内容。我独自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栋单元楼里，写作成了我全部的生活，我用心去写，用命去写，却常常遭到种种非人的批判。起初我是极其坚强的，我甘于放弃一切，（我指的一切是指我仅有的那份工作、那几个朋友还有那几个有着暧昧关系的女人，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搬到一个离三里屯打车要五十多块钱的地方，我图什么啊？不就是觉得浑身不对劲，想换种活法。可每当我听着楼下院子传来的阵阵麻将声，就烦恼极了，我跌入了一个思想的黑洞，那黑洞之大，显然是我所无法面对的。这种烦恼的纠缠令我无心写作，整日对酒当歌，神经兮兮。
  打开窗户，后面就是八宝山，下得楼去，走上几分钟就是漫漫田野。这样一个休生养息的地方，却成了我烦恼的根源。
  我要给谁写作？是给自己吗，还是给那些满大街无所事事的人们，抑或是那些坐在高档写字楼里抹点指甲油下班时间打打保龄球的白领们，这些问题值得我花时间去仔细的思考。
  我不是岑凯伦，也不是席娟，更不是余华苏童王小波，我只是一个喜欢看书，喜欢在业余时间舞文弄墨的这么一个闲人。我热衷于写作，热衷于写作本身。我为此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甚至不惜专业一把。这样的人你都不让他生存，那岂不是天理不容？！
  我又想，世间应该是宽容的，应该是博大的，它既应允许芩凯伦的存在，也应允许博尔赫斯的存在。人们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爱好，不同的思考，即使他说的是狗屎，那或许也会有喜欢听狗屎的人。大千世界，纷杂人生，大家挤一挤谁都能舒坦。
  照这个理论，我应该是为一小撮人写作。这些人我或许永远无以一见，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爱看书。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存在，也许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许在大街上四处转悠，他们的内心无一例外都矛盾挣扎、沉浮不休过。我为他们写作，就为他们。
  我在字里行间和他们默默的交流，我告诉他们我的沮丧，我的痛苦，我的快乐等等。我带着强烈的倾诉欲望在这栋被黑夜笼罩的房子里发出信号，渴望有人接听。我能够感觉到他们，不，也许我应该换成第二人称，是的，我有时能够感觉到你，在你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听见你心里有一样的声音，有一样的情绪，一样的黑洞。
  我是为了你在写作，为了你。
  这样的答复你满意吗？这样的遮掩还能让你看到我的本尊吗？呵呵，人们不是都喜欢听到一些面子上过得去的回答吗？土匪是没有不要面子的。
  罗勇
  2004年9月北京草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