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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学习效果——得不偿失
  几乎可以公认，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力量最大的外（英）语教育是在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有教授把它说成是″摧毁中国素质教育的一把利剑″（《文摘报》2004。8。22）。与时间成本、费用成本、机会成本相比，外语教育得不偿失。绝大多数人在学习十几年外语之后，其实际外语能力仍很低。中国人智商、情商并不低，何以外语学习效果如此之低呢？除了学习目的有误、学习内容庞杂之外，大概与这样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由于人人学外语，这样就需要庞大的外语教师队伍。如此，良莠不齐。据了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师普遍能力很低，结果小学的英语变成中学的，中学的英语变成大学的，本来应去教小学英语的却在教初中英语。本来就不够的英语师资由于配置上移，更加不均，使教师与学生比例严重失调。一个教室常常50－80个学生，甚至百名学生，直接影响了英语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部门在强制普及英语，但学习大环境并不开放。比如，我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很少播放外国原声节目。我们有一个国际电台在播放时大量插入中文及歌曲，中央电视台9频道播放的外文又完全是对外宣传材料。其实，如果有一个外语氛围，常听常看，又有什么学不会的呢？
  第三，学习方法不当，学习年限过长，本来语言是用于说与看，但现在看得少，说的少。看得少是指该看的外文原文少，该看的专业外文少，不该看的东西如所谓的语法、特例看得多，结果真看原文反而看不懂、看得慢。笔者随机翻了一本名为《高中英语语法大全》（李陆桂主编）的书，其第18章是讲主谓一致。共讲了主谓一致的13种情况。笔者真是不解：这究竟是在学语言还是学技术？恐怕连美国人也说不全、记不住主谓一致有13种情况。语言原本是很活的东西，你非要把它定格，把它变成语言学。如此，外语学习不是钻进牛角尖了吗？其实多看原文、少讲规则，自然就熟了。再看看外语学习中的“说”，现在由于师生比例失衡，师生之间能有多少交流？真学语言，一个班绝不能超过20个，5－10个最好。
  第四，一个人如果明知学习外文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语言交流而喜欢独处，一个人如果在比较了解外语学习与其他科目学习成本之后而认为学习外语并不是有比较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强制地要求学习外语，还可能有好的学习效果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会使人们自然地会在各种科目的学习上作出优化选择，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市场需要，你不让他学也要学；市场不需要，你强制他学他也学不进去，几乎绝大多数天才都是偏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一律强制所有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优势的人必须长时间学习同一个东西，必然扼杀人的多样性，必然限制人的竞争发展空间。一项制度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弊大于利，得不偿失，我们的教育部门还应该强硬坚持吗？
  独尊外语———于法无据
  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转向法治经济。对于政府而言，法无规定的绝不可为，只做法律所规定的。中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从没有对学校必须开设什么课程作出规定，也没有对外语等级考试及职称外语考试等作出规定，法律上只规定可以由国家教育部门制定相关制度，但关于教育部门如何制定这些相关制度的程序没有规定。根据国家的立法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凡是涉及公民权利、国家利益的都应该制定法律。显然，在全国1。2亿小学生、近亿中学生、千万大学生、研究生中究竟必须开设什么课程是一件大事，绝不可无法可依，绝不应该由一个部门说了算。从这一点讲，目前的外语一票否决首先是没有法律依据。不仅政府在非义务教育中无权实行外语一票否决，政府要从职称外语与等级外语考试中退出，而且任何机构不可在广告中设立外语壁垒。这就类似于可以抽烟但不可做烟产品广告。其次是把外语科目抬到这样一个独尊高度，甚至还要搞所谓的双语教学、外语授课（非外语专业），则既违反了我国的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汉语是唯一官方语言，就像人民币是唯一流通货币一样），否定了中国语言的优势，打击了中国人的自尊，也影响了中国人素质的提高、专业能力的增强，忽视了人的多样性，限制了社会竞争空间，抑制了市场的选择功能，导致了中国教育资源的相当浪费，阻碍了各种怪才、天才、偏才的成长，扭曲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学术与非学术竞争，降低了中国文化的安全。
  当然，笔者不是否定外语的重要性，而是否定外语的一票否决制度，纠正政府在外语教育中的越位（政府直接组织职称外语、等级外语考试等）、缺位（没有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错位（集运动员、裁判、领队三种角色于一身），肯定市场在人才选拔中的决定作用。政府要管该管的，政府要提供市场不可能提供、不适宜提供的公共产品，外语教育特别是非义务外语教育显然不属于公共产品！
  就13亿人口大国来说，如果有1％的人外语水平较高，那就是1300万，难道还不是外语大国吗？其余99％的人还有必要在学完9年公共外语之后再泛泛而学吗？
  切记，外语是工具，而且并非是人人必须使用的工具；校园里、课堂上学外语仅仅是外语学习的手段之一；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废除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强制公共外语教育是时候了！废除政府职称外语考试与等级外语考试是时候了！废除外语的一票否决是时候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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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共同的历史到共同的历史书
  南方周末　　　2004…09…23　15：28：18
  □本报驻京记者　陈一鸣
  中韩日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进入冲刺阶段。三国学者一致认定日本发动的东亚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大方向达成了共识，细节才能够得到有效探讨，而细节的探讨仍是艰巨的。
  在9月18日前后，俵义文在北京至少要出席两个会议，“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初稿的第三次讨论会。9月19日中午，4小时的会议之后，头发花白、腰板挺直的俵义文挤出午餐时间，终于坐到了记者面前。
  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俵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统一教材的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达成了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明年5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以下简称《共同读本》）就要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各自语言面世了。
  民间学者修正史
  在日本和韩国，《共同读本》将作为副教材（类似于我国的教辅）公开发行，而在我国将以课外读物的形式面向学校和图书馆进行征订。
  俵义文是《共同读本》的首倡者，长期致力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事业。俵义文曾参与过一场持续33年的官司，从1965年到1998年，他一直投身于“家永教科书裁判支援活动”（家永三郎教授曾就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事件提起三次诉讼）。2000年3月，为了专注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59岁的俵义文从日本新兴出版社启林馆提前退休，专职担任日本市民团体“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事务局长，奔走于中韩日三国之间。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扶桑社编写的美化侵略的教科书。俵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在应对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等问题的过程中，感到要修正日本对历史的歪曲、巩固亚洲的和平，仅仅对右翼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出忠于事实的“正史”。由此萌生了三国民间学者共同编写统一教材的想法，并在南京论坛上明确提出。此倡议一出，立刻得到了中国、韩国、日本民间学者的热烈响应。
  会议上，每个国家基本就决定了教材编写的参与者。中方的主要参与者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荣维木，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黑龙江社科院王希亮，抗日战争纪念馆李宗远等人；韩国方面，由“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牵头，参与编写者有金圣甫、李银禾等人；日本方面，由“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战争责任研究中心”牵头，参与编写的学者有笠原十九司、大日方纯夫等人。韩方历史教材编写总负责人金圣甫教授介绍：“由于没有和朝鲜联系，因此从一开始朝鲜就没参与；台湾则在中途退出了。”
  《共同读本》所涉及的历史时间，是从19世纪中叶三国开放口岸到20世纪末的东亚近现代历史。尽管本书总字数只有20万字左右，但参与编写的学者近30位，中韩日三国约各占三分之一。
  截止到今年9月20日，中韩日三国学者为编写教材共举行了八次国际会议，目前估计，还要召开第十次会议才能完成定稿。
  作为《共同读本》的首倡者和主要参与者，俵义文相信东亚的未来是乐观的：“最重要的是坚持下去。在历史编写的过程中，矛盾是一定会有的，然而事实是惟一的。”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黑龙江社科院的王希亮的描述很生动。
  “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2002年，我在这上边花了8000块钱；去年花了一万，全都是自费的。其实三国的学者都没什么钱，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干最难干的事。在日本开会，俵义文曾自己掏腰包，当场交给饭店50万日元。”
  “每天开会都是，早晨门一关，中午吃盒饭，不到晚上12点，绝对没机会睡觉。那叫累……去年我第一次到汉城，结果到了汉城，连旅馆的门都没出去过。我对汉城的印象就是一间会议室，一圈人围着开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别人看着，我也许就是花钱找罪受，但这个历史责任一定得完成。”
  步平和荣维木认为，三国民间学者共修历史的首要目的就是对民众的教育，其次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批判和立场拿到日本，但我们更需要拿出我们的历史文本，也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
  俵义文说，从确定历史大纲开始，三方就开始了相互学习的过程，首先，是相互了解对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三国学者都努力尝试超越狭隘的国家观念，站在整个东亚甚至是全人类的角度看待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达成历史共识，乃至形成一个和平共同体的初衷。”
  历史不是“潘多拉盒子”
  在东亚历史编写过程中，很多历史问题都袒露出来，让人不得不去面对。关于三国学者的协调过程，步平说，这个过程就可以写一本书。
  问及争论的具体内容，各国学者都很慎重。对韩国方面，最初记者要求采访的是会汉语的李银禾女士，而李银禾女士则把采访转给了韩方历史教材编写总负责人金圣甫教授。最初联系的日本学者则表示工作忙，没有接受采访。
  数次采访下来，记者才深刻地理解到了三国学者的良苦用心和难处。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曾引用了我国学者提供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夕阳西下，一群日本兵和妇女走在路上，我们认为是日本兵和慰安妇，后来日本有人找到了这张照片的出处，原来照片的内容是日本兵和日本的演员慰问团。笠原十九司先生就此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道了歉。
  “日本有良心的历史学者，在做事的时候，右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你稍微有点漏洞，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指责。”荣维木说。
  即便没有漏洞，日本右翼一样不会轻易罢休。俵义文说，他在日本举办论坛，右翼分子来到现场，滋事闹事，扰乱会场秩序。
  韩国对于日本侵略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局部的争论也仍然存在。金圣甫教授说：“韩国的国民和学术界基本上已明确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