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疵挥杏龅焦饷创蟮谋┯辏裕?日早上我们最后会商发出的预报是最高可以达到120毫米的暴雨。”
  有专家认为，在重庆这种灾害天气多发区，应该完善加强灾害天气的监测能力建设。
  在重庆市气象站的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理系统上，记者看到了原本徘徊在四川东部上方的“西南低涡”向东转移过程中风力加大、涡旋加强的过程。
  根据9月4日早上8点的雨量分布图来看，重庆的北碚、渠县、宣汉和开县已经开始降雨。但是，这个时候开县的降雨量只有56毫米。
  “开县这个地方确实是个‘窝子’，容易产生暴雨等灾害天气，”刘毅说，“但是，那天我们气象站反复会商，还是只敢报出120毫米的信息。实际上往年100毫米的预报都很少，能预报到120毫米已经很大胆了，懂气象的人都知道，这个数字说明这个暴雨是很厉害的了。”
  预警链条断在什么地方？
  尽管是一个保守的预报雨量，如果认真对待，这个信息还是包含了一定的警告。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在政府部门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中又遭遇忽视。
  重庆市气象局的一叠“重要天气预报”信息显示，对于开县此次灾害天气，重庆市气象局作了两次重要预报，第一次是在9月3日，也就是四川东部开始普降暴雨的时候，内容如下：“从5日夜间开始，自北向南，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中到大雨（20－40mm），中部、东北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暴雨（40－70mm），并伴有雷雨大风，局部山区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此次过程将持续3天左右。”
  第二天早晨8点，市气象局在前一天的“暴雨天气消息”基础上，加入了更为清晰精确的信息：“长江以北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暴雨（80－120mm），雷雨时伴有5级左右短时阵性大风。请各地密切监视此次天气过程，及时做好大风、冰雹、雷暴等灾害性天气的服务工作，并注意局部泥石流及山体滑坡带来的危害。”
  “楼下就是内部网络中心，系统会定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各个下属站点。”刘毅说。
  但是，开县气象局局长白青松直到4日晚上9点半，也就是降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已经下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和预报员用电话通知的形式向县政府办和防洪办发布了这样的信息：“明天上午暴雨还将持续，降雨量局部可达100毫米以上。”
  “重庆市气象局4日早上发布的天气消息收到了吗？”记者问。
  “哦……不是很清楚。”白青松的回答含糊其辞。记者要求查看当天接收天气消息的纪录，被其婉拒。
  而防洪部门同样存在信息链条断裂的问题。
  9月8日，重庆市水利局16楼的防汛办，一个工作人员热切地把他们在这次暴雨天气过程中发布的信息翻给记者看。记者注意到，9月3日，重庆市防汛办向各区县发出的《关于做好防御暴雨工作的通知》的文号是渝讯办电（2004）9号，然而，渝讯办电（2004）10号文《关于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却是9月5日才发出的。上面的内容很明显已经汇集了开县等地上报的灾情信息。
  在防汛办的资料文件夹里，记者看到了4日从市气象局传真过来的“重要天气预报”。4日那天是否发布了信息，相关工作人员语焉不详。
  开县防汛办方面说，4日没有收到市局发来的任何文件材料。“如果事前知道是120毫米，我们的应急方案肯定都不一样！”当得知市局在早上有过预报时，重庆开县水利农机局局长谈发平激动得把手一挥，“我们在白天就会准备救生设施，财产转移，人不离水的观测，分析洪水态势，一有情况就随时撤离！”
  守夜的“更夫”在哪里？
  “如果不是傅强他们，我们两个老的肯定就淹死了！”
  住在老城区解放街的住户、61岁的雷映莲一提起水灾就伤心不已。在这次洪灾中，她家前面半截一层的瓦房垮塌了。
  下半夜3点的时候，她在技校的一个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大林、西津坝都进水了，你赶紧跑！”
  她摇醒老伴，往窗外一看，阴沟里面的水正在往外溢。她赶紧出门，把邻近的人家都拍醒，然后开始准备收拾东西。屋里的水很快就呼呼地往上涨，水要淹到腰杆的时候，她赶紧和老伴跑到后面楼上。整个一楼很快就淹没了，到中午的时候，眼看着前面的房子垮了，雷映莲和老伴手都捏紧了。“这边再垮，我们肯定就死了。”
  到中午1点的时候，在居委会工作的傅强划了个筏子过来，把雷映莲他们几个老人都救了出去。
  “1982年那次防洪都喊的，县府和城关镇提前在墙上贴了防洪通知，临那一天又喊防洪，老的还有细娃都要走，东西要搬，人要安全。”听见邻居使劲表扬傅强，傅强的妈妈李继桂很高兴。她是20多年前的老居委会主任。
  “我们确实通知了，下半夜2点决定转移低洼地带的居民，就用警车喇叭来喊，但是，确实是沿着外面的大路喊，雨也下得大，里面可能听不见，当时还有个情况，里面进水了，车子和人都进不去了。”对于居民的抱怨，代县长陈远辉这样向记者解释说。
  全县152万人，只有300多名公安干警，警力的配置平常就远远达不到标准，突然有洪水来，就根本忙不过来。
  平日的投入不足在这个时候凸显，谈发平说，近3年，上面拨付给开县的特大防汛经费只有90万元，对于27个乡镇在河边、有250公里河道的县份来说，这点经费是杯水车薪，只能修三四公里长的河堤。
  指挥部在凌晨3点决定使用冲锋舟，结果直到清晨8点才派上用场。“首先是运输问题，那东西多大一个，要大卡车拉，十几个人去抬，抬来了又去找会开的民兵，结果耽搁了不少时间。”陈远辉说。
  “大暴雨在几个小时内突如其来，我们的应急机制是有些措手不及。”陈远辉说，“这次洪灾我们还是有很多教训，最起码城里面以后应该安一些警报器，像防空那种，一叫就听得到。”
  “我们小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就听得到敲锣，晚上还要报更。这个突然爆发的灾害天气，这次给我们很多教训，我们以后还是要完善这个预警和应急机制。”谈发平也感慨地说。
  一位评论者说，面对各种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国际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起事前预防、事中回应、事后恢复的三重责任；政府无论在哪一环节上行动不力，都有失职的嫌疑。建立反应迅速、组织科学、运转高效的防灾应急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市2002年底公布了《重庆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国内第一个在此方面立法的省市。
  记者同时得知，重庆市气象站目前正在开展一项精细化天气预报的项目研究，这个课题的其中一项内容是分区县进行天气预报。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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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全会：执政党审视自我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02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9月7日，新华社播发一则消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于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
  这一消息对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党建专家叶笃初而言，透露的远不止上述信息。
  “新华社发布中央全会召开日期，过去一般就是一句话。这次消息以800多字的篇幅，实际上透露了全会即将通过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决议的大体框架，表明政治局对此早已取得共识。”
  令叶笃初感兴趣的还有文中一些表述。“政治局会议就会议决议在会前形成表述，并提前以‘会议认为’和‘会议指出’的语言将其公之于世，这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没有过的事，显示中央领导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已经考虑成熟。”
  党建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4年6月29日下午，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十六大以来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黄宗良教授和中央党校党建部卢先福教授。两位知名党史党建专家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讲解。
  20多天后的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9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便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又是20多天后，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长篇重要讲话，用了较大的篇幅，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被党建专家称为“执政七谋”。
  中央主要领导在几个月内连续多次，就同一个问题发表看法，既表明了“执政能力建设”在当前党建工作中的重要性，也显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程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新的时期，它被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高度。
  自从市场经济大潮摧毁计划经济后，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方式感到茫然。而一些党员干部更脱离了群众，腐败问题严重。
  近几年中，结合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例如世界上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失败，我国遇到非典这种意外和其他灾难性的突发事件，这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增强执政能力的问题。
  世界上一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现在的制度安排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过去认为改一下方法和作风就可以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他指出，这需要从整体上来思考和把握执政规律与执政能力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抓手”
  邓小平生前曾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谈话，嘱托他们“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希望，在2021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在内，我国各方面工作都能达到成熟定规。
  王长江认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意味着党的改革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开辟了很大的理论空间。这等于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推进整体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也表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数年前，王长江在中央党校地厅干部进修班的一次讨论中，提到了“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学员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王长江讲完后，一个学员立刻表示想谈点看法。只听他用很不理解的语调说：“我对‘合法性’这个用词从感情上很疑惑。难道我们堂堂这么大一个执政党，还是非法的吗？还要去争取什么合法性吗？”
  事实上，这里的“合法性”是一个政治术语，意味着公民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权力的信任和认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对一位省部级学员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讲的几句话至今记忆深刻。
  这位省部级干部从自身的工作经历中体会到，今天从老百姓角度看执政党，有几个“看”和几个“不看”：不看历史看现在，不看说的看做的，不看中央看基层，不看政绩看败绩。
  谢春涛说，现在改革的难度甚至不亚于“文革”结束初期：“过去可能只解决温饱问题，现在老百姓对经济、政治、文化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于共产党来说，老百姓肯定是拿世界上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你，这高过任何一个时期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要求。”
  王长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执政党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制度的合法性。
  有专家认为，此次四中全会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有望继续深化，对于干部选拔中提名权的问题、差额选举等问题将有望出台一些实质性的制度。
  “加强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提高你的执政能力。”王长江说，“合法性意味着你的执政成本。合法性高，执政成本就低；合法性高，认同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