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都如期完成了；到了该破土动工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国家经费有限；目前不能上马了。不仅如此；连解放军大剧院也给拉下马了。整个北京十大建筑；别的都不拉；偏偏把李道增主持的两个项目全给拉了下来；而且；这三百人所精心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似的图纸；在“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一把火烧个精光……谁也闹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粉碎“四人帮”后的1990年；建造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又把李道增和他的同事们的胃口大大地调动了一番；国家计委下了文件；同意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和技术经济论证；国务院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又组织大队人马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清华参加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再次让李道增饱尝了希望和失望之苦！
  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1991年的方案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可是这次是国际招标；最后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的共有三个方案；其中就有李道增的一个方案。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期；等待的结果是；最终选中了法国人设计的那个要花几十个亿的、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的、上面盖一个“大馒头”的古怪方案；只在某些具体的部分；参照了李道增的方案……　不知李道增教授有没有后悔过；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倒霉”的专业方向呢？　大概这就是“屡败屡战”吧！　当笔者小心翼翼地跟他提起国家大剧院的话题时；年过古稀的李道增教授仍是那么一往情深；那么情不自禁———那毕竟是他洒下了几十年汗水的园地啊！
  第47节　屡败屡战（2）
  福建铁路的开创人李道
  李道　是李鸿章的玄孙，李玉良（家瑾）家的老二；是李氏家族“道”字辈中的又一杰出的科技人才。他是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人；福建铁路局的总工程师。近五十年来；他主持和参加了多项铁路干线的主体设计；如鹰厦铁路的勘测和设计、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福建铁路坑边站的设计、厦门国际港口车渡港区铁路配套的总体设计、外福线和鹰厦铁路的咽喉要冲来舟编组站的设计……这些设计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的为国家节约了数千万元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现代化开发和建设。他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5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印记。
  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李道的设计工作一度是在一种“政治高压”下进行的；时不时地要在“运动”中摸爬滚打；反右运动中被下放过；“文革”中挨批挨斗；“扫四旧”时被抄家抄得片纸不留……他是解放初1953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年青人；历史清楚；白纸一张；按说任何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出在出身上；就因他是李鸿章的玄孙！　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原本应该1954年毕业；可是新生的共和国急需建设人才；决定让他们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所以他1953年秋天就来到了武汉；在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作。
  那时正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的重点投资都在内地；如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福建因处在与台湾一水之隔的沿海前线；时时要准备打仗；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排不上号；但因战备的需要；解放台湾的需要；急需要上马一条简便的军用铁路。李道一到任；就赶上了鹰厦军用铁路的勘测任务。那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大都是从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但李道洪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自然成了骨干。　福建西南部的群山处于一片蜿蜒起伏、“难于上青天”的原始生态环境。李道洪和他的同事们一手拿着老百姓上山砍柴的砍刀；一肩扛着测量标杆；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餐风露宿；爬山越岭；一边开路一边上山。这毕竟是一条将近一千公里的穿梭在荒山野岭里的铁路线；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沿途遇山要钻洞；遇水要架桥；要打数十条隧道；勘测和施工均非常困难。那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感到解放台湾的战役随时都可能打响；所以上级对这条铁路的技术要求不高；但时间要求则很高；一切都要快、快、快！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像上甘岭的战士一样；背着炒面袋；饿了抓一把炒面；渴了捧一把泉水；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勘测设计任务。
  后来解放军开来了八个师的工程兵部队；加上当地民工队和劳改队；终于在几年后建成通车。这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堪称奇迹；行家们说；这在解放以前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当时的苏联专家认为；这条铁路只有军事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一切只从军事需要方面考虑。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福建省内的第一条铁路（原先虽然有一条建于1910年的仅二十八公路长的漳厦铁路；但在抗战时被拆掉了；所以解放初福建铁路建设仍是空白），意义就非同寻常。而且一旦火车开进了深山老林；沿海与内地之间有了这样一条大动脉；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其经济价值就明显地突现出来；当然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从此；李道似与这条铁路结了缘；设计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光阴与它缠在一起。
  接下来他又参加了一个全国重点项目———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工作；因那时全国的铁路网线还很不健全；郑州站处在东西南北线的交叉点上；过往车辆堵得厉害；车站很不适用。　中央指示；郑州是我国铁路网的心脏；一定要叫它跳动起来！当时铁道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下决心解决郑州的问题。他们请来了苏联专家；又集中了一批技术人员；在武汉搞技术攻关；李道也是攻关组成员之一。说是要这些青年人向苏联专家学习；但是在组织听苏联专家讲课时；却不让他去参加；某些领导把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专门挑选了一些党团员去听课；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份。这对李道的自尊心是个极大的刺激；他憋着一口气；不相信比不过人家；他决心一定要干得比别人更好；一定要超过他们。他给父亲写信；倾吐了自己的苦闷；也表示了自己不甘“出局”；定要做出成绩的决心；在信中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哼”字；对那种“左派”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他虽不能去听苏联专家的课；但可以在工作中向专家请教；专家是苏联基辅设计院的马克兰先生。马克兰还有一个助手；在实际工作中；他俩还是很讲究实际的；对有的领导提出“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专家”的口号；他们就很有意见；他们说：“在设计上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尽量提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到过现场；而你们去过现场；对实际需要更熟悉些；怎么能无条件服从我呢？”李道跟他们一起干了两年；的确受益匪浅。　事实证明；李道　是个强者。
  1957年铁道部在北京审批方案时；他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把二期工程的整个图形改变了；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两位苏联专家也很高兴；他们认为这个改动很有实际意义；所以二期工程的最后方案实际上是按照李道的意见实施的；使郑州铁路枢纽真正起到了“结构”全局的作用。　设计得到了铁道部专家组的认可；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完；“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地兴起来了。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建议：对于一些人；不能歧视他们；而应一视同仁；他们有他们的特长；应当尽可能地放手叫他们干工作；而不应该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发挥特长。结果领导不高兴了；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言论；一道命令下来———下放劳动去！他就只好卷起铺盖；来到河南一个叫江岸的小车站；去干“李玉和”的手艺———扳道！临行时关照他；要在那儿劳动锻炼三年。
  江岸小站的站长“觉悟不高”；并不歧视他；知道他有真本事；还叫他帮助搞些技术改造；注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尽管每天要守十二个小时的铁轨；加上交接班，一天要工作十三个小时；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卖国贼的后代能在一个不受歧视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几乎也是一种奢望。何况干体力活儿还有粮食供应上的优势；能发给四十三斤粮票；而机关里的技术人员只有二十八斤定额口粮；那时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所以讲好要下放三年；李道　也认了。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李道活儿干得好；能耐大；来找的地方多；逐渐名声传出去了；周边哪个车站技术上出了问题都愿来找他解决。有一天郑州铁路局的领导来站上视察工作；看到他正在扳道岔；心疼得不得了；因为在搞郑州铁路枢纽设计时他们认识；而且相互很了解；于是决定把他借到郑州站帮助工作。这样在郑州干了半年；而武汉第四设计院领导不平衡了；说这是我们的人呀；为什么要为人家干活？不行！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他抽回去；提前结束了扳道岔的差事。
  其实李道洪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份扳道工的工作；毕竟四十三斤粮食能吃饱呀；他那时正是年轻力壮、能吃能干的时候；二十八斤粮吃不饱呀！　回到设计院已是1958年底；正是要成立福州铁路局；到处抽人的时候。而各单位为保存实力都不愿放人；逼得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到下面来挖人。有一天他在四院的走廊里碰到李道　；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刚刚归队；没干什么。那么正好；顺手抓了个现成的；何况李道还参加过鹰厦铁路的勘测；熟悉福建情况；那就再好不过了；把总工乐得闭不拢嘴。从此李道洪在福州铁路局一干就是四十五年。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福建铁道部门又是首当其冲地紧急备战；要保证所有战备物资的运输。铁道部来人视察了全路；认为一要花大力气整治病态路基；二要进行技术改造；两项任务要同时进行。然而任务这么紧；又面临近一千公里的铁路线；而且要在保证日常运营的情况下搞路基和技术改造；任务太重；照理说应由铁道部派大的设计院来承担此任务；但那时全国都在紧急备战；非常紧张；抽不出人来；最后只能是福州铁路局自己来；设计任务就由李道　所在的设计所担任。　局长在一次会上着急地对着李道大声喊道：“李道　！就由你来上了！你要什么人；全省由你挑；我来给你调！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天大的事情！我们要豁出命来上！”李道　成了项目的“总指挥”；调兵遣将；集中了一批基本素质好的、有拼搏精神的年轻人；由他带领；立马行动。结果第一次技术改造的设计一年多就完成了。铁道部来检查验收时；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一个小小的设计所；承担这样重大的任务；在全铁路系统是第一次！”　工作干得虽艰苦；但那个时代的人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只要能为国家作贡献；留血流汗在所不惜。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太长久；1964年；“四清”运动又来了；
  1966年；十年“文革”又开始了。“文革”中他自然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天开不完的批斗会；写不完的检查；还被隔离审查过；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后来一旦国家要上项目了；造反派傻眼了；只好让他出来主持技术工作。　1970年福建要建坑边站了；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担任了设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为了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有很大不同的设计方案；当然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别的技术人员刚刚恢复工作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对军宣队唯唯诺诺；而李道洪则不肯买什么人的面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引起某些人的嫉恨。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好。李道洪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的；会骂我们是败家子。他再次向军代表力陈利弊；他的方案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1975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到厦门去开会。
  原来是周总理对厦门的港口建设说话了：“一定要把厦门港建好！”为了开展国际贸易；国家决定要把厦门原在解放前太古洋行造的一个小码头；扩建成一个国际港口；这就需要有与港口相配套的铁路设施；要设计一个路港联动的编组站。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上级的指示是：“只能接受任务；不能讨价还价；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在这个综合工程中；他担任了总体设计组的负责人。　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已废弃的旧机场。经过科学的论证后；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向海滩要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