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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快打到苏州时；全城的人都在逃难；那时还只知往苏州乡下逃；不知战争要打多久；家中只留一个老佣人看房子。谁知后来老佣人也跟着逃难的人逃往乡下；等到再回到城里时；发现家中已遭了强盗抢；家徒四壁了。从上海去苏州的时候带了几十只箱子的细软；回上海时东西基本上全光了；只剩下一大把箱子钥匙……1939年李国杰遭暗杀后；其家境更是一落千丈。沪上匪徒知其为豪门之后；几次设圈套绑架；家中剩余钱财又大半变成了赎金。
  1943年；李玉良与早年在广州参加粤军时的老战友接上了联系；这些当年的粤军小兵此时已成为新四军的中坚人物。从此李玉良的家（升平街）就成了中共地下党（新四军二师）的秘密交通站；他的任务是为根据地购置物品、药品；掩护地下工作人员；还要收集情报。抗战胜利后；李玉良又通过亲朋故旧的关系；与汤恩伯的副司令李铣结成了“哥儿们”；通过李铣；新四军需要的通讯器材、布匹、纸张甚至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皖南；而皖南地区出产的煤炭亦被陆续运到了上海。临解放时；他又积极参加策反工作；原国民党军界人士唐兴福等均被他策反成功。因此在解放初；他还是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情报组的特工人员。
  李玉良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家中的东西也不断地送到当铺；变成了地下工作的经费。到最后；只剩下几口红木大衣柜；里面的东西全掏空了。但他反蒋的信念非常明确；还把一个孩子送往解放军部队。大概总是有些人在怀疑他参加革命的目的；他们不相信李鸿章的后代也会真心参加革命。解放几年后；公安部门就不需要他了。所以解放后他的感觉并不很好；不仅是经济上一直非常紧张；他的政治抱负也始终是个遥远的奢想。
  50年代；李玉良还被安排去接办一家濒临破产的纸烟厂；生产一种叫“跳浜”牌的纸烟；结果弄得自己差不多也快“跳浜”了；他把自家仅剩的一点积蓄全搭了进去了；还卖了不少东西；来维持厂子的生存；但无济于事；由于种种原因；厂子还是倒闭了。1952年；安徽省省长曾希圣亲发任命书；调他任安徽省文史馆的秘书；可惜没过几年；他因肺病去世了。　令人欣慰的是；李玉良的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个个非常出色。大儿子李道大同大学毕业；是江苏电力局的总工程师；50年代苏联专家撤走后；是他组织起国内专家；“收拾”了苏联专家们扔下的摊子。二儿子李道；出任福州铁路局总工程师；主持设计了郑州火车站、鹰潭火车站和著名的福厦铁路；“文革”中虽被抄家抄得倾家荡产；“文革”后挺身出来；仍是四化建设的一条硬汉。三儿子李道参军转业回来从事党务工作；是李家为数不多的党务专职干部。
  四儿子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高级工程师。老五李道稜是国家建筑机械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五厂的科技人员。孙子辈中大多数也是科技人员；最优秀者为他的大孙子李永炜；现在是美国一家计算机公司的研究人员。　李玉良一生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李国杰的亲生儿子李家琛（1909—1967）一生在社会上却少有露面；他本人的事业亦不显于世。这或许是一种大智慧；倦于宦海风波；或许是性格内向；讨厌与各种人打交道；总之似乎是一直在回避政界的事情。　李家琛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学会计；原先自己开有会计事务所；独自做自己的事情；尽量跟别人不搭界。
  解放后私人的会计事务所不让开了；他就供职于天津市木材厂；当会计；虽然参加了民革；也是普通一员。他做事为人极其谨慎；从不招惹是非；把原先祖上传下来的李鸿章的一些手稿、文电、资料向天津市文管会捐献了一大批；剩下一小部分留作纪念的；后来“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他的妻子也是豪门后代，是当年军机大臣、多少与李鸿章有些对手意味的清流总后台李鸿藻的孙女；叫李季梅；在家料理家务。他们夫妻本想远离政坛是非；过过民间的清闲日子；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清闲的日子没过多久；“文革”爆发了；抄家、批斗没完没了；夫妻双双不堪凌辱；死于非命。他们的孩子李道扬、李道凯、李丹丹；那时都还在读书；却遭遇了这样的家难。其实他们这一房的钱物；在他们祖父李国杰时代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到了他父亲当家的时候；已经靠自食其力；有时还要靠买卖当当过日子了。
  解放后李家琛每月工资只有六十五元；却要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几乎没什么两样。李道凯兄妹并没有沾着豪门生活的边；却也没逃脱“狗崽子”的命运。那些最为不堪的日子；只能靠亲戚帮助生活。后来他们各自奋发努力；读书成才；在工作岗位上各有作为。　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李道凯；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唐山工程技术学院任教；后来调回天津。他始终以一片善心关怀着班上每个学生；多次受到学校和家长们的表扬。也许是他的精神感动了上苍；在唐山大地震时；他正一个人居住在一间临时搭建小房子里；半夜里周边的所有大房子全都倒塌了；而他的小房子居然没事。他一个人走出来时；简直傻了眼了……几十年后；当笔者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时；他苦笑了一声；说：“我也不知道。”
  第42节　“秘书上行走”李家煐
  李家煐先生是目前李家还在世的“家”字辈的老人之一；九十岁了；身体尚健；聊起过去的事情兴趣尤浓。他是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孙子；著名学者、文物收藏家李国松先生的儿子；性格开朗；万事看惯；跟他聊天是人生一大享受；因为那些充满智慧的语言和哲理；总把你带入一个快乐的天地；再大、再沉重的话题；他都能举重若轻。　他老人家曾说起过一个关于他的任命的故事；令人笑掉大牙。
  1945年抗战胜利后；聚集在重庆的国民党要员和社会贤达纷纷打包；准备“复员”。蒋介石也在赶制名册；任命一批接收大员；所拟定的新任天津市市长；是一位留美回国的专家学者型的人才杜建时。谁知天津市的著名人士张伯苓知道后坚决反对；在名单宣布的前一天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举荐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过天津市长的张廷锷再当市长。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他在蒋介石面前可以随意骂人；蒋亦不敢得罪他。他给蒋的信件秘书不能代拆；而且必须随到随呈。
  然而这次张老夫子举荐的张廷锷却是个十足的官僚；当年就职天津期间只做过一件好事；就是在南开大学的问题上帮了张伯苓的忙；现在抗战后胜利“复员”；张伯苓还要他叫帮助恢复南开大学。蒋介石不敢怠慢；遂在天津市长名下写上张廷锷；而在杜氏名前加了一个“副”字。第二天宣布出来；众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事。　其实此时的张廷锷已年老昏花；精力不济且不说；而且还患有面瘫；走路怕风；走起路来总用一只手捂着脑门；三句话没说完就流口水……实在不是市长的人选。
  上任之初；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于是托人赶快物色秘书；而且关照说；一定要忠实可靠的；不要共产党。经办人是李家的亲戚；自然想到李经羲的孙子李家煐；论成份他家是清政府的“高干”子弟；其丈人还是张学良的同学、拜把子兄弟胡若愚；况且他本人旧学根底很深；是其父李国松一手教出来的；当秘书绰绰有余；于是把李家煐带到了天津市政府。　李家煐走进来时；见张廷锷面对一桌子的公文、报告、材料正一筹莫展。见李家煐进来；当即令他起草一封给开滦煤矿总经理的信；向他商借一位英文秘书。说此事极为要紧；一定要借给。李家煐略思片刻；当场挥笔而就。张看后表示满意；就算面试合格了；随手抽出一张公文纸；书写了李家煐的任命书。　李家煐接过那任命书；上面居然写的是：“派李家煐为天津市市长秘书上行走”。
  当时已是1945年末；距清室退位已三十余年了；该市长大人的脑子还像是逗留在紫禁城里一样；笔头还停留在“行走”年代；弄得李家煐不知这任命是真的还是假的。　况且；李家煐虽不是共产党；却不等于跟共产党没有联系。几年后；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全国解放；他手持中共中央姚依林的亲笔信；到上海华东贸易部部长卢绪章和吴雪之那儿报到；成了新中国外贸战线的第一批业务骨干。工作上他不分昼夜；多次受到表彰；那是后话了。至于再后来的处境；不晓得怎么回事；领导们似乎与他有距离了。后来才知道；60年代开始讲究成份了；老李家的人是绝不能受重用的；但他外语很好；就被调到外贸学院教书去了。
  其实；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李家人往往都有共同的体会；就是开始他们很受重用；因为他们外语好；懂技术；而且听话；惯于“夹着尾巴做人”；可是后来政治运动多了；出身不好到底是硬伤；于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家”字辈的李家瑾、李家锦、李家昱、李家震、李家瓛、李家旺、李家宝、李家庞等等，无不如此。　50年代；他们老三房的兄弟中有的去美国；有的去香港；李家煐和他的另一个兄弟留在了上海。他们早就从威海路老房子里搬出了；各自投入新时代的生活；成为国家干部。
  有一天；苏州房管部门来人找他；说是苏州拙政园旁边的一处三进的古典花园是他们家的；请他们去办理继承手续。他们一听不得了；弄不好一顶地主的帽子要带到头上；赶紧赶到苏州；办理了捐献手续。原来那还是他祖父李经羲名下的房产；是老太爷晚年买下来的；原先是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的老房子。李经羲去世后李家出租；租给亲戚朋友的；并不认真收租；时间久了竟没人过问了。到了解放后；50年代的风气是谁都愿当国家干部；而不愿带地主帽子；大家都不肯认账；就都推到老太爷的头上；那么继承人李家煐就有当地主的危险了。　李家煐吓得赶快推干净；全部捐献了事。　现在那处三进的大宅院划为拙政园的一部分；紧挨着拙政园的西墙；里面办了苏州园林博物馆图片展览。前二进是四合院；院墙有两丈高；院里种了些牡丹月季；还有几棵石榴树；极其高雅。最后一进是二层楼房；粉墙黛瓦；树影婆娑；满园绿色中；一栋红楼凌然而立；漂亮极了。
  第43节　毕生都在造桥的特等功臣李家咸
  每当和李氏家族的人聊天；聊到现今李家后代的情况时；他们往往会眼睛一亮；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家族还出了一个桥梁专家；南京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也是九江长江大桥和枝城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他一生都在造桥；还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首届科技贡献特等奖。他是我们家族老四房的人……”　而真正坐在李家咸先生面前时；他那特有的超脱和气度；再次令笔者感到了震撼。　“我的一生很简单；就造了几座桥。”李先生淡淡地说。　“是哪几座桥呢？”笔者追问道。　他像数自己孩子的名字一样随口道出：“建国初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建南京长江大桥时担任副总设计师；主持了大桥的设计和施工工程；再后来；主持设计了枝城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山东齐河县内的黄河大桥；还有援外项目———缅甸仰光的丁茵大桥；近年来交通部派下活来；去罗马尼亚帮助造桥……”　不是长江大桥就是黄河大桥；如此艰巨的工程和使命被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当笔者“逼”着他“走回过去”的时候；他只讲了几个典型场景。
  1959年3月；李家咸被派往南京；主持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这时；他与苏联专家在桥墩的工程设计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苏联专家坚持采用造武汉长江大桥时的管柱基础；而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李家咸认为南京的地质条件比武汉复杂得多；应当采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浮式沉井法”；并且改用四种基础。可“浮式沉井法”在当时只是听说；谁也没见过；既无资料更没有实践经验。当时铁道部的领导支持李家咸，决定按李家咸的方案上马。而把大桥工程图纸交给工程处去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