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陆军学校）；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维护的。
  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近代职业军官；有不少成为后来的叱诧风云者；如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冯国璋等人皆是；可知其影响之深远。
  第15节　北洋大臣身边的弟兄们
  旧式科举制度出身的李鸿章；对于近代洋务诸项要政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他的聪明在于除了悟性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客观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善于学习；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广闻天下事；不让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善于调动和运用别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为此；他必须有一批头脑绝顶“拎得清”的下属和朋友进入他的幕府；充当他的“脑外之脑”。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个成功者；数十年间；他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之间既是主仆；也是朋友和师生；有时甚至互为师生。　这些人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尽共所能地为李鸿章换一个近代化的脑子；尽力为他排除一切前进路上的困扰；实现他的目标。
  正如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先生所讲的那样：“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做是幕府制度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福尔索姆估计；前后进入李鸿章幕府的大约有数百人（据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李鸿章就是这支数百人的“乐队”的成功的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不仅是北方的军事、实业、税收、人才培养；整个清廷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常常都在他的运作之中；有时清廷也要仰仗他的威势。除了甲午战败；清廷还从未给他使过脸色。　他幕府中的中国人无疑都是洋务和外交方面的优秀人物；其著名者为：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周馥、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朱其昂、丁汝昌、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郑孝胥、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等等。
  在他的亲友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张佩纶有辩才；粗中有细；口无遮拦；但耿直可爱；李经方有译才；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任事。可知他要用的人；才识和忠诚都是绝对重要的。　周馥（1837—1921）是跟李鸿章时间最长、关系最铁的幕僚。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的安庆时代开始；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闭眼为止；他都跟在李鸿章身边；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但“风筝”的线还捏在老李手里；一旦老李召唤；他就又来了。筹饷、治河、开矿、办　学、修建唐胥铁路等等，凡是交给他办的事；都是尽可以放心的。他又是个不要名利、不要官做，死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的老疙瘩。
  直到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大吐血；黄泉路近时；他一直守在旁边。李鸿章咽了气而死不瞑目；还是周馥用手为之合上眼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份男人之间的人情美、义气美；是一种怎么赞美都不会过分的、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一类故事。
  盛宣怀（1844—1916）是一个干练的、天生的经商能手；具有常州人特有的聪明与狡猾。他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汉冶萍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办过对外商务谈判；除了在修建铁路应当先修哪一段的问题上与李鸿章有分歧外；其他诸项实业都是干得很利落的；有能吏之称；是李鸿章的一只臂膀；也是李鸿章在上海的一只“眼睛”。　唐廷枢（1832—1892）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的最大的洋行———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后来受李鸿章“感召”；前来为中国人办事；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主持开采开平煤矿，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他干了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也是李鸿章办实业的得力干将之一。
  马建忠（1844—1900）的哥哥马建勋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在李鸿章的幕府；并将弟弟马建忠引荐给他。马家是天主教世家；精通外语。马建忠是老三；老二是更有名的马相伯。三兄弟号称“马氏三杰”（其实还有第四杰；即三兄弟的姐姐马氏。在发生教案的时候；是姐姐马氏带他们逃难的；转辗到了上海徐家汇。姐姐后来嫁给安徽籍人士朱懋斋；又培养出了四个上海史上留名的儿子；他们是朱志尧、朱云佐、朱西满、朱季琳；朱志尧即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马建忠既是外语人才（后来不仅精通英、法文；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正是李鸿章所急需的；于是就让他去留学；进一步培养。1876年他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是当时公派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回来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事务；也管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著名的《马氏文通》就是他的著作；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他的去世是因为庚子事变。那时李鸿章已被清廷重新委派为全权钦差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展开谈判；每天各国各地的电文堆积如山；马建忠担任外电的翻译；随来随翻；刻不容缓；每天要翻译七八千字；时正值大暑；他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而亡。　甘心为他效命的忠实哥儿们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评说。　李鸿章身边的几个洋幕僚；是总督衙门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几乎跟总督大人形影不离；总督大人似乎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他们充当了总督大人的耳目；通过他们；李鸿章在不断地观察着世界。这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督抚大人的身边；围绕了那么多的大胡子幕僚；这几乎被视为奇观。
  洋幕僚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Fustav　Detring）；一个是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他们两个都会汉语；几乎天天都在李鸿章的身边转；以至于所有在李的幕府中工作的外国人；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事先写信给他俩中的一个。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是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他俩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也有英国人。
  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不过他表现得不像他们两个那么“紧跟”罢了（见前引福尔索姆一书）。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的时候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他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也许起了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他们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几乎在总督面临的所有内政、外交上；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了李的信任。　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后来来到中国；能熟练地用汉语写作和对话。据说他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以便帮助中国；才到中国来的。
  后来他真的成了一个中国通。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那几年外；他都在这个职位上。在这期间他又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他在1879年之前就已经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了；更早一些时间；他是李家的孩子们的英语家庭教师；并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友谊。他陪同李鸿章接待外宾；担任他的翻译；还为他用中文朗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了外国书籍！　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称职的外国人来华工作；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他也是陪李鸿章赴马关议和的人员之一；并且尽力为之收集、提供各方面的消息。他是与李鸿章最为接近的少数几个外国人之一。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　比这几个洋幕僚更早来到李鸿章身边的；是一名英国医生马格里（Hol…liday　Macartney）。早在1862年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马格里就辞去了在英国军队中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他担任了李的助手；协助他训练军队；在涉外事务上给予指导；充当了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联络官。他还是李鸿章与戈登之间的调停人。正是在马格里的鼓动下；李鸿章才于1863年在松江建立了淮军的第一个兵工厂；即所谓的“炸弹三局”中的第一个；继而又建立了苏州和南京的兵工厂。马格里始终是对李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可惜在1875年；由于他与中国同事发生争端而辞职。
  几乎每一次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端时；李鸿章总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即使是外国人是对的他也如此。他太了解中国这个社会了；太了解中国人的脾气了；任用外员；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如果再“胳膊肘子朝外拐”；那“天下岂有李鸿章乎”？那是不得已的事。马士从轮船招商局辞职、琅威理从北洋海军辞职；据说都是类似的情况。但李鸿章总是要对得起朋友的；他为马格里谋得了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做参赞的职位。1876年；他陪同郭嵩焘赴英；在公使馆里克尽职守地工作；常与李鸿章互通声息；前后忠诚事李达三十年之久（据前引福尔索姆一书）。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些幕僚都跟李鸿章保持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一种似乎超越了任何隔阂的哥儿们的关系。
  人们甚至至今还闹不清；他们之间是如何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北洋大臣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洋人的影响的？洋人弟兄们为什么要这样忠实于这个拖着长辫子的中国大佬？洋人弟兄们又从老李那儿获得了什么？　但从中国幕僚的情况来看；起码李鸿章的用人方针是前后一致的；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旦用你；就充分信任；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挺身出来承当；或者尽可能为你洗刷。盛宣怀在收购美国旗昌洋行时；有人告发收受回扣；状告上去；清廷要李鸿章查实。李鸿章在奏折里尽讲盛的好话；里嗦地好话一大堆；但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即盛宣怀究竟有没有收受回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就糊里糊涂地在清廷面前为之担待了下来。　日后的盛某人；还能不为之卖死命吗？
  第16节　七十大寿与盛极转衰
  1892年对李鸿章来说；真是忧喜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
  首先，正月初五是他的七十大寿；李府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热闹劲就别提了。　仅清廷方面赏赐的东西；就得马拉驴驮———慈禧给的礼物是：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另有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带膆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匹。呵护自是至周至到；而且叫李鸿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经畲；提前一个礼拜就“斋捧到臣”。李鸿章自是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一纸谢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给了三个字：“知道了。”　光绪皇帝赐的东西也不少；有“钧衡笃祜”匾额一面；“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贳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件。东西虽不敢超过老佛爷；但都是祝他德高望重、后福万年的好话；以及外界难得一见的顶级奢侈品。也是有劳李经畲大驾；与慈禧太后的寿礼一起；几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
  李鸿章照例“当即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祗领”。一本谢恩折奏上去；不由得感激涕零。收到这么多好东西；肉麻的话大概真的发自肺腑：“……弱龄久沐四朝之泽；喜守官于畿辅；近依九陛之光……何意衰年之渐晋；犹蒙宸注之殷；垂驿讯遥传龙章……臣惟有益奋衰庸；冀酬高厚……”　他明明是皇太后的“后党”；而给光绪皇帝的谢恩折却比给慈禧的写得更为“毛骨悚然”；可知李鸿章于官道上的路数；早已驾轻就熟。　连皇上、皇太后都如此抬举；他昔日的部下和哥儿们的腿就跑得更快了；亲朋好友们更是兴奋异常；送礼、送包、送贺诗、送贺联、送贺文的；成团成旅；奋勇争先；早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忙得不亦乐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