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琴心说：“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山东来的，现在傍一大款住在亚运村。她的实力不可估量，一上台魅力四溢。那穿裙子的是杭州人。杭州姑娘腿的比例不太理想。只能穿裙装。哦——”吴琴心叩叩脑门。想起了什么，招手让杭州姑娘过来。
  杭州姑娘迈着猫步过来了。
  吴琴心撩起她的裙子，在一条侧缝找到了商标，翻出来给我看。商标上三个绣金字，果然是“念奴娇”。
  我端详远去的模特儿告诉吴琴心心里话：“这裙子可真是不怎么样。完全没个模样。”
  “对了！”吴琴心把玩着酒杯，教导我，“大师级的东西就是没有规范。它超越了线条色彩形式的模式，呈现一种自由状态。一条裙子穿在女人身上，要能勾起人的无穷想象——这就是念奴娇的广告词。”
  我说：“这裙子的成本最多三十块钱。”
  “小姐，真正的名牌是无价之宝。”
  “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值罗。”
  一朵芬芳的玫瑰在我和吴琴心之间颤动。我们透过玫瑰挖了对方一眼然后大笑起来。
  我没吃饱，但吃好了。吴琴心没有吃好，但吃饱了。
  在饭店门口，我执意要为吴琴心叫一辆出租车。吴琴心反对。我说：“我们武汉有一首新民谣，说共产党是爹，银行是娘，等等。”
  吴琴心明白了：“你有爹娘报销？”
  “差不多吧。”我说。我朝一辆奔驰车招手，吴琴心小声提醒我：“奔驰每公里三块六。”
  我点头表示知道也表示一种阔气。吴琴心暧昧地笑了。说：“看来你也不正派。下次来北京咱俩深入聊聊生意。”
  “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