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不买一双棉纱袜？纯白或者纯黑的。”
  王师傅说：“可我想要棕色的。”
  “棕色也不错。”我说。这个王师傅没给我任何印象，只是事情有点滑稽。
  一进候车室我就满世界搜寻王师傅。我找他是为了躲开他。我要抢在他前头上车，与别人换张上铺票。我决不能忍受和一个烂糟糟臭烘烘的老头子并肩而卧。火车上为什么不分个男卧女卧？
  我不太好意思老看人们的脸，便低头看脚。我从一排排脚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就是没找到那双蓝花尼龙袜。人家王师傅不会换袜？完全可能换袜。但最多也是换一双别种花色的尼龙袜。
  没见到我的旅伴。
  我急急忙忙冲上车。放好包。靠在一边期待上铺的乘客早些到来。
  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经过我面前。我收腹挺胸让他的大旅行箱挤过去，他朝我彬彬有礼欠了欠身。一会儿，他放好了行李又挤过来，又朝我欠身。我仍然注视着鱼贯而入的新乘客。漫不在意地对那位一再鞠躬的先生挥了挥手。说：“别客气。别搞得像日本人一样。”
  他说：“眉小姐说话很逗嘛。”
  我猛地回头。“您是谁？”
  身板挺直、风度翩翩的先生慢慢摘下了他墨绿的变色眼镜。我大惊，叫道：“王师傅！”
  他纠正说：“王先生。其实到我们公关部来办事的人都叫我王先生。”
  他是配做王先生了。他的头发染黑了，吹烫了。他一身全毛质地的豆沙色西服，棕色领带和与棕色领带遥相呼应的棕色棉纱袜，意大利老人头皮鞋。他包装一新，居然脱胎换骨了。比他更换行头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神情举止，有些类似于风度气质的东西决非摇身可变的。我想他很可能是过去的资本家少爷或者洋行高级华人职员的公子。
  我恶毒地问：“我可以问一个您的个人问题吗？”
  王先生说：“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国外译制片里头的语言。语言在随服装的变化而变化。
  “您的家庭成分？”
  “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突然冒出的怪念头。”
  王先生稍带挑衅意味地说：“资本家。”
  我拍了下巴掌，我猜对了。
  我说：“您昨天看上去六十岁，今天看上去四十岁，您到底多大年纪？”
  “五十。”
  我又拍了一掌。计算一下时间，恰好是旧社会的少爷。
  王先生饶有兴趣地等待着我再发问，我不想问了。我望望身后的窗外，窗外是田野。我站在田野前，面对王先生。他穿着华丽，我衣裳简陋。他举止高雅，我张皇冒失。我们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了城，赶走了资本家，其实资本家没走。他们可以用粗布袖套、花尼龙袜子伪装自己。现在又出头了。时间模糊了历史，敷平了创伤，化解了仇恨。今天一个贫民的女儿和从前资本家的崽子一块坐火车去北京出公差。多少仗白打了！多少生命白死了！由此我给自己平庸的蚂蚁般的一生又增添了一条更平庸的信条：我决不参与战争、政治和阶级斗争。除了时间，没有永恒的东西。而时间它又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谁也抓不住它。它躲在宇宙怀里像个富人一样玩弄着地球。也许我们正在奋斗想尝点锦衣美食的滋味，时间却“叭”地一下将地球捏破了。
  周围有许多乘客，我抑制着眼泪。眼泪不敢从眼睛里流出来，却从鼻子里淌了下来。我呆呆站着，使劲抽动鼻子。一条伸到我鼻尖的香中纸吓我一跳。王先生送来香中纸，说：“好好说着话，你怎么啦？”
  我从怔忡状态苏醒，发现人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接过香巾纸撬鼻涕，一边擤一边告诉王先生：“我突然陷入沉思了。”人们哑然失笑。王先生用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对我点头。我恼火地发现真话就是没有人相信。
  我只好去上趟厕所。幸亏厕所供不应求，我可以靠在一边呆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回到铺位上，人们已经在打扑克。已经不注意我了。时间真是一剂良药，一剂从宇宙进口的广谱抗菌素。
  只有王先生一个人还对我保持着警惕，我从厕所走回来，他偷偷观察我。我在毛巾上擦手，从包里取出苹果，坐
  下，专心专意削苹果，王先生在这时流露出他的工人师傅本性，利用看报来监视我。我刚才一定吓坏了他。当一个人沉思时肯定超凡脱俗得像个精神病患者。我也是见鬼了。平日极少搞什么沉思，偶尔心有所得却偏是在火车上。
  我削好一个苹果递给王先生。我决定哄哄他，不然他会在整个北京之行中拿我当病人对待。
  “王先生，刚才不好意思。我在炒点小股票，被套住了一万多块钱，想起来人就急。”
  王先生恍然大悟。“可以理解。完全理解。”
  王先生丢开报纸，接过苹果吃起来。他说：“激谢。”他兴趣盎然地说：“炒股你还太嫩了。我们家从前是裕华纱厂的股东，你买的什么股？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我伤心地说：“别提股票了。”
  “好好，你难过就不提吧。”
  王先生又去看报。
  我满意地吃苹果。苹果汁淌在手里，我就拍在脸上，广告已经浸透我的潜意识，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保护皮肤。
  吃完苹果。我找王先生说话。我和王先生来自不同的单位，昨天都还不认识，今天彼此也还没个了解，可我发现王先生似乎没兴趣和我说话。他给我买盒饭，倒开水，送我香中纸，但不问我的过去现在，也不谈我们到北京将怎么安排。他太正派了。我想，和一个太正派的人出门旅行是多么枯燥无味。
  车厢里的大灯一熄灭。王先生就睡觉了。我觉得九点半睡觉太早。坐了一会儿又觉得怪没趣。也去躺下。我一躺下，王先生就转身侧睡，让背脊对着我。我望着王先生的背脊愤怒起来。他准是恨我。恨我用他们的钱。他和金经理恨我们领导和我。这种恨多么像阶级斗争。我几小时前还发誓不搞阶级斗争。此刻就身不由己了。
  “王先生。”
  王先生转过身来。“什么事？”
  “您知道我这次到北京的前因后果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眉小姐，我主张尊重个人隐私。”
  “这里头没什么隐私！”
  “我知道。你还是个小孩子。”
  “我不是小孩子了。”
  “像个小孩子。”
  我又找了一个话题发难。“你们公司做什么生意？”
  “棉花。”
  “可你们那儿堆满美容健身器材？”
  “现在这种生意走俏。”
  “这也属于你们经营范围吗？”
  “怎么不属于？美容不用棉球棉纱之类的？”
  “天知道你们瞒着我们赚了多少钱！”
  “眉小姐又说孩子话了。你管别人赚多少？你应该只管别人交了你多少。我们一年交你们四十万，从没少一个子儿。”
  昨天乍一见王先生负责公关部还觉得十分可笑。看来对许多事物随便发笑那只能说明我的无知。
  “王先生，您不喜欢聊天是吗？”
  “也不一定。得看聊什么。”
  “英国王室去年闹得可不像话，最近梅杰首相在议会宣布，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王妃正式分居。可他们看上去真是一对天成佳偶呀，您说呢？”
  “我说不出什么。我最不喜欢聊的就是别人的私生活。”
  王先生露出白牙齿对我礼貌地笑了一下又转身面壁而睡。
  我醒来的时候，王先生正翘着指头弹平他名牌西装上细细的皱榴。我从人缝里盯着他看，研究了他好半天。我觉得他与一般男人不太一样。但我没研究出他与众男人的不同之点在哪里。不过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是我在北京的银行，我得和他搞好关系。得找个机会捧捧他。
  播音员请乘客们引颈遥看芦沟桥之后，列车车轮滚滚，直逼北京城。乘客们兴奋起来，男人们从行李架上搬下了行李，女人们悄悄换下了旅行装，穿上裙子什么的。王先生很郑重地系好他的领带。旁边有人非常友好地称赞王先生的服装。我抓住时机，给王先生背诵了一段不知从什么报纸上记住的新闻，借以恭维五十岁的王先生能够敏锐地掌握当代社会华丽包装的重要性。
  “去年岁末，拳击界的后生小子里迪克·鲍快拳得手，将霍利菲尔德轰下了拳王宝座。前拳王霍氏声称经纪人和裁判在比赛中做了手脚。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人理会霍利菲尔德的委屈。打抱不平一词已成为历史。拳王是偶像。偶像应具有磁性吸引力。偶像是明星，明星应具有耀眼的风采和新闻效应。而霍利菲尔德在佩戴拳王腰带的两年里，只有一次手拿《圣经》出现在训练场给人以新鲜感。除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老拳王阿里、福尔曼、费拉希尔以及正在服刑的泰森全都懂得在他们全盛时期让自己的名字闪闪发亮。”
  王先生说：“好。有意思。但我听不出在哪儿表扬了我。”
  我说：“关键在结尾几句话呢。”
  乘客中一些男人比王先生着急，说：“快说结尾快说结尾。”
  我背诵：“职业拳击是商品。在当今社会里，商品首先必须富有华丽的色彩和新潮的包装。缺乏商品魅力——这就是前拳王霍利菲尔德的不幸。而我们王先生深谙其道，如此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地进京，一定会马到成功，事事如意。”
  王先生呵呵大笑。周围的乘客向我鼓掌。掌声使我很开心。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窗外已是北京的高楼和道路。
  王先生破天荒地拍了拍我的肩，说：“北京到了！”
  “北京到了。”
  “谢谢你的吉言，我终于到了北京。我喜欢北京。我想念北京。”
  王先生在漫长的旅途最后一刻对我袒露出他个人的真情使我非常高兴，我想我终于撕开了这个人的假面具。我高兴得信口雌黄：“我也想念北京。”
  “真的吗？”
  “真的！”
  王先生慈祥地看着我，小声说：“到北京住下以后，你可以先从我这儿拿一千块钱去用。写个收据就成。”
  我一个劲点头。
  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我进京的过程是多么漫长曲折呵！
  一个文弱的男人在站台接我们。
  事先没谁告诉我说有人接站。所以当这白脸男人急切地斜穿过来夺王先生的箱子时，我啊呀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乘客纷纷回头往这儿看。白脸男人厌恶地横了我一眼。王先生连忙向我介绍：“这是我北京的表弟。”
  我说：“您好。”
  为了弥补方才的冒失，我主动与王先生的表弟握了手。
  “您好。”他用标准的北京话对我说。说话时居高临下俯看着我，瞳仁里寒光闪闪。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就触了个霉头，这使我十分沮丧。
  更沮丧的是坐了十几分钟的出租车，钻出车门一看，我们来到了一家招待所。
  在刚才过大街时，我从车窗里已经看出北京大变样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级饭店，宾馆，商厦，精品服装店和洋名字的餐馆比比皆是。我想我还真来对了。这次真要好好住它一住，玩它一玩，看看首都新气象。
  招待所很没有模样。地上贴着浴他里头的那种瓷砖；且还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人造革的沙发全磨出了极不雅观的坐痕，屁股常坐的两块油亮，四周是黑色污垢，墙上装模做样挂了几只钟表示不同国家的时刻，但只有中国的时针在走动。
  我失声道：“我们住招待所？”
  王先生说：“不住招待所住哪儿？”
  王先生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服务台办住宿手续。王先生的表弟突然在我身后说话了。
  “北京不是很好找住处的，五十块钱的标准想住带卫生间带电话的房子太难了。我费了很大劲。”
  “五十块钱一天？”我问，“你还知道什么？比如我每天吃饭的标准？”
  “我不知道。我表哥只让我帮忙联系住处。”
  我再次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谁让我在武汉不当着郭主任的面请金经理说个住房标准呢？我太没经验太善良了。
  房门开处一股招待所味道冲面而来，王先生赶紧闪到一边让气味跑掉，我说：“宾馆就不会有这种味道。”
  王先生说：“宾馆有宾馆的味道。都有味道。”
  王先生在房间视察了一圈。拿起电话听了听。开了一下电视。冲了冲抽水马桶。最后站在房中央拍拍手上的灰，说：“真不错。都没坏。”
  我按了按床垫，还比较柔和。我一屁股坐上床，耸了两耸。踢掉鞋子。“就这样吧。”　我说。
  “这里真不错。地点多好，出门走十分钟就是王府井，购物旅游特别方便。”
  王先生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