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歪起头注视牟林森，想着吴双说的话：我们既不能负责，也无法承诺，既保证不了自己，也不能信赖他人。
  牟林森也注视着我，半晌才吐出一句：对不起，康珠。
  他说完便掉头走开，我默默承受了他的道歉。
  在一点一点亮起来的蓝天白云之间，经幡飘动起来，尘土卷扬起来，车马声嘈杂起来，人物活动起来，一个又　—个手摇转经筒的藏民蹒跚而过，他们一心一意，与世无争，好像他们人在尘世，心却不在这里。他们要去印度听达赖喇嘛讲经吗！　要去布达拉宫、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等数不精的寺庙拜佛吗？　一步一步，要走长长的长长的路，经过春秋寒暑，然后呢？　我心里头又泛起一浪覆盖一浪的苍凉。是不是终须有个信仰我们才能守承诺忠信用，才能保证自己信赖他人呢？
  兰叶再一次看看手表，大声对牟林森说：我们该去换登机牌了。
  李晓非制止了兰叶。李晓非对牟林森和吴双说：这个什么加木措倒有趣，我还真想见识见识。
  我突然站起来，吓了他们一跳。我仿佛听到了疾驰的马蹄声。我引颈遥望，大家都惊奇地跟着我引颈遥望。我们没望见什么。大家复又坐下来。
  牟林森说：我操！
  我建议他们四人先领登机脾，进去候机，三个男人都没接受，使他们等待加木措的与其说是歉意倒不如说是好奇。方才我听到马蹄声的预感让他们大大惊讶。牟林森说：骑马穿越城市的饭店酒吧小轿车什么的到飞机场来送人，真他妈新鲜和刺激！
  李晓非不信，他认为加木措多半会坐出租车来。
  吴双说他宁愿加木措骑马，那多棒！
  正在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的时候，一匹雄健的黄褐色的骏马由草原冲出来，横切公路，直奔机场。我跳跃起来，我挥手叫喊到：加木措加木措！
  加木措一直奔到我们跟前才勒住马。他那深红的脸膛和骏马的浑圆的前腿在我眼前一闪我就离开了地面。加木措像叼羊那样把我攫上了马鞍，他坐在我身后，一手楼着我的腰，“啪”地扬鞭驰向草原。在出入意料的一刹那，我听见牟林森、吴双、李晓非、兰叶都仓皇失措地叫了：喂！
  我在飞，在草原上飞。
  加木措说：我说过送你的。我还答应过让你好好骑一次马的。
  我没话可说。
  草原一侧是缓缓上升的巨大山坡，山坡上是西藏无限透明的蓝天，蓝天下有几棵树，树上挂满经幡。风在我脸颊边呼呼吹过，我的硕大的耳环在猛烈地晃动。我周身的血液被颠缀得沸腾起来。飞奔的马对于我来说是不好骑的，我的脚踝在马蹬的磨擦下生生地疼，大腿和臀部都像在被颠簸所肢解。但我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难道深深地深深地蛰伏在每一个女人心底里的梦幻，不就是被一个骑着骏马的英俊青年掳走吗？　这是一个多么古老而又多么不现实的梦幻呵！　古老和不现实得使我们九十年代的年轻人早就忘记了它，而加木措忽然为我们圆了这个梦。不仅仅是为我，是我们。我的伙伴们在机场广场上踮脚遥望着这片草原使劲地摇手。许多乘客汇集到广场上，在那儿指指点点，热烈鼓掌。
  我的泪一颗颗涌出来，洒在草原上。我知道我这际遇将千载难逢，加木措给了我一种古典的作为女人的荣誉。
  加木措把我送回了机场，他轻轻把我放在我的伙伴们中间，对我们大家说了声：扎西得勒！
  加木措调转马头，狂奔而去。公路上的一溜小轿车刹车刹得吱吱怪叫青烟直冒。
  我们去换登机牌，然后排队通过安全检查。我的双腿发抖，无法迈步，牟林森和吴双一边一个架着我。
  安检时女保安小姐问：她怎么了？
  牟林森说：她在一个童话故事里头刚出来。
  在等待登机的最后一刻里，兰叶主动与我和解了，她坐在我身边，说：如果是我，我会留在西藏。
  我朝兰叶温和地笑了一笑。
  我无法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还有好多好多地方没去。我要亲眼去看许多的东西。我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生活能力，不能解决麻烦问题。我也是一个既不能负责又不敢承诺的人，兰叶知道什么呀！
  飞机升空了。我要求紧挨机窗坐。我把脸贴在机窗玻璃上。我看到了西藏的千山万壑，草原牧场和寺庙红墙。看到了山谷中的一条公路。看到了公路旁边的那片草原和山坡。山顶上，有个骑着黄褐色骏马的骑手一动不动立在那儿，那是加木措！
  骑手加木措呵！
  我望着他，直到白云遮盖了大地。
  一首我在拉萨闲居的日子里偶然读到的诗句悄然浮现在我眼前：
  如海洋如星空的草原呵
  如牧歌如情人的草原呵
  我永生永世的爱恋
  深入并且辽远
  曾幻想能在最为动心的那刻死去
  ……但为了什么终于不能
  池莉
  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于武汉
  绿水长流
  1
  一天早晨我醒来。
  我想写一个与爱情有关的故事。
  今年五月我去南京签名售书，许多年轻读者一再追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爱情？”
  我为什么不写爱情？这个问题难住了我。我不仅不写而且听人说起这个词就不禁发笑。为什么？从前我还真没有仔细想过。我愿意现在想一想。所以，以下的故事必定是与爱情有关的故事了。
  2
  某一年的夏天，我在庐山。我住在庐山宾馆，为一家企业写报告文学。
  有一天，我想洗个头。平时在家里，我当然是自己洗头。庐山宾馆三星级，客房里全天供应热水，每天配给小袋包装的淋浴液和洗发液。按习惯，我是应该在自己房间洗头的。但这天不知为什么，我非常想享受一下别人替我洗发的滋味。
  庐山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秀，气候凉爽宜人。我房间的窗外有一株大树，盛开着火红的花朵。宾馆小姐彬彬有礼，训练有素，她们从不擅自闯入你的房间，只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整理打扫好你弄乱的一切。在这种环境，人变得任性一些是非常容易的。我便放下笔，出去洗头。
  牯岭街离宾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街心花园里有一只牯牛雕塑，也为庐山一景。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上街走一走。买点零嘴小吃。逛逛百货商店。在街心花园俯瞰山下层层建筑和远方的九江灯火。让那山下涌上来的白雾云一样游过我的身边。
  有一家美发厅名叫“花都”，在一家商店楼上。因为武汉有家花都美发厅曾赠送过我优惠卡。我就上楼进了这家花都。
  姑娘小伙子们很热情。我问他们可与香港花都美容美发厅有关系？年轻的老板兴奋地说有。
  姑娘在我头上堆满泡沫，十指在泡沫中有条有理地挠过来挠过去。有人服侍是很舒服。老板取来他在香港花都学习培训的结业证。结业证上有英国女王的头像。
  人一舒服就喜欢开点玩笑。我说：你是花都的分店大好了，我有你们总店送的优惠卡。
  小伙子一下子噎住了。他为难地晃动他的结业证。他说：庐山这地方不是大城市。庐山这里是山。山上没见过优惠卡。
  我说：我开玩笑呢。我上山也没带优惠卡。
  由于开了这个玩笑，老板伙计们都对我重视起来。他们热情细致地为我洗了发。之后，又热情地建议我焗油。我没有焗过油。我只知道给头发＊油是近年来兴起的新花招。我对近年所有的新鲜事物皆存戒心。我以为花钱事小受害事大。我一直是十分爱护头发的。很怕这些物理化学方法损害了发质。
  老板坚持劝我焗油：我不给你焗白油，也不给你黑油。这些黑白油都是国产的。我有正宗的香港花都总店带回来的棕色植物油。焗一焗。
  一个小伙子从里间端出一罐深棕色的焗油。他戴着橡皮手套，穿了塑料围裙，把油搅给我看。
  我可真架不住别人把我这般当人。我说：那就焗吧。
  焗上油之后我后悔莫及。因为我必须罩上热敷帽，直挺挺地坐上至少一个小时。我说：老板，有什么杂志书报给看看。老板说：没有。
  不焗了洗掉行吗？钱照付。
  不行。既然焗了嘛。多贵重的香港的油哇。
  我端坐了几分钟实在受不了了。
  我的脖子直梗着。齐眉戴着头盔式的电热帽，腾腾的热气从帽子里头弥漫出来，模糊了我的眼睛。这时我唯一的排解和寄托是听觉。但理发厅除了杂乱的人声就是凌驾于一切声音之上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磁带是坏的。
  我说：换一盘磁带好吗？
  他们说：行啊。
  他们换了一盘又换了一盘换得我都觉得自己过于挑剔了。可没有一盘是听得清楚歌曲的磁带。
  我说：算了算了。
  顾客们笑起来。更好笑的事还在后头。我又熬了几分钟，外面哗哗下雨了。庐山的天气说雨便是雨，这倒没什么奇怪，狼狈的是我恰好坐在窗边，窗台上有两盆花，暴雨一阵横扫，溅了我一脸的泥点。我在电热帽里面固定着，既不能躲避又不能起身关窗。我高声叫：小姐。老板。我摸了摸脸，摸成了个大花脸。赶来关窗的小姐乐得咯咯直笑。
  就在这个时候，有件事发生了。嘈杂刺耳的流行歌曲突然变成了悠扬明净的轻音乐。是长笛独奏。而我又是偏爱听长笛的。这时的我像个盲人一样注重听觉功能。我竖起耳朵专心地听着。时间在我的倾听中水一般流过去。我的头发渐渐干了，水蒸汽消散了，我却闭着眼睛拒绝看什么。我想就这么听音乐也很舒服。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面前说话了：这音乐还行吗？
  挺好！我说。说完我意识到我在跟谁对话呢。我赶紧睁开眼睛：一个看上去比较舒服的男子站在我的不远处。我左右瞧瞧，没别的人。我就又对他补充道：挺好。
  他说：那就好。他又说：你在理发店简直像受刑。
  我说：差不多。还是自己洗头的好。
  这时一个姑娘过来关了电热帽，拿软棉纸遮住我的脸部，牵我到水池边洗掉焗油。待我洗好头发，直起身来掀掉保护皮肤的纸，理发店已经没有什么顾客了。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只有长笛还在如泣如诉地吟唱。
  花了两个多小时，我的头发终于如我初进店时披在肩上了。老板揽起我的头发，让我在镜子里看它们从老板手臂上纷纷滑落的姿态。老板说：是不是美得像丝一样？
  我说：是。
  其实不是。我高兴的是我可以离开理发店了。
  我已经在下楼，老板追了上来。他拿着一盒磁带。我又与他开玩笑：怎么？焗了油可以赠送磁带一盒？
  老板说：哪里，这磁带是你的。
  我说：我的？
  他说：你朋友走的时候吩咐我们把这盒带子交给你。他说是你的。
  我接过磁带。是一盒长笛独奏专辑，名叫《圣洁之爱》。我明白了。就是那个我不认识的男子，他送了我这盒磁带。
  我拿着磁带冲下偻，站在牯岭大街上东张西望：街上游客如云，全是陌生人。
  谁是我的朋友？
  3
  事情显而易见：我有了一桩奇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将由此开始，当然，这是小说，是我编的故事。我编这个故事仅仅是为了让我对爱情的看法有个展开的依托。尽管这个故事是假的，但我的认识是真实的。
  李平平和方宏伟都是我的同学。高中毕业下农村当知青，李平平和我分在一个小队，同住一间厢房。在隔着一间堂屋的那边厢房里，住着两个男生，其中一个就是脸上长满粉刺的方宏伟。那年，我们都还不足十八岁。
  历史开玩笑似地将两对少男少女合理合法地塞进了一间黄泥小屋，让他们一块儿烧火做饭过生活，俨然一个家庭。就是傻子也会被激起想象。所以，宁静和纯洁只保持了一个晚上。那是下乡落户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在新环境里兴奋得睡不着。四个人坐在门槛上对着田野唱了一夜的革命歌曲。那时候全国流行一套《战地新歌》。我们一口气唱完三册《战地新歌》。激情愈加高涨。李平平就用她未经训练的女中音独唱了一支《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们在悄无人声的乡村听见“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倾诉，都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夜晚，李平平在粪桶里撤尿。她是个不太长心眼的女孩，不懂得寻找一种不出声响的方法。结果她撒尿撤得刷刷响，男生房间就不知撞掉了什么东西。不一会儿，男生房间也把尿撤得十分响亮，一听就知道是故意的，李平平捂着嘴咯咯笑。
  清早，我们从各自的房间出来。李平平一见他们又捂嘴笑。方宏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