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比法国要贵。瑞士还是那么纯朴，战争既没使物资匮乏，也没带来污秽、阴沉的景象。
  我们从日内瓦往南走，到洛桑和卢加诺。我们越南下，所见的城市就越肮脏。从同行的游客口中，我们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处散发着臭味。于是，我们决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馆预订的客房，而在卢加诺多住几天。我们从一家收费较便宜的旅馆转到另一家叫“辉煌”的旅馆。这有什么不好？人生难得有这么一次。我们在卢加诺痛痛快快地过了五天。每天面对着壮丽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务，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纳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处的职员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华人。我说：“是的，不过，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对方说：“啊，蒋介石。”他不晓得我和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我并不以蒋介石为荣，因为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中国大陆。其实我已料到欧洲人会一成不变地把我看成中国人。我们这几天所过的，依然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假期，观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滨。我发觉瑞士人很守纪律，做事能干有效，又很讲究实际，而且待人态度得体，礼貌周到，只是不够热情。他们不会要求你帮什么忙，反过来他们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总之，他们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从美国到英国来，跟我们在一起。他随身带着精美昂贵的尼龙丝袜、可以快速晾干的衬衫以及漂亮的行李——这一切都是在经济紧缩的英国买不到的。美国看来像个物产丰富的仙境，也像童话中溢流着牛乳和蜜糖的丰饶羊角。因此，我早年对美国的印象是，一个资源丰富、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但是，我却跟英国人抱着同样的看法，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他们过于急功近利，过于鲁莽急躁，过于雄心勃勃，认为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0月，我们开始修读最后一年的课程。我们井井有条地做功课，并埋头苦读。上课听讲，撰写论文，做作业交给督导审阅，也到图书馆读书，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我租用的房间里温习功课。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读书。有时在周末或傍晚，我会骑脚踏车到格顿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请杨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刚到英国修读法科。有时，我把一个星期配给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黄油面条、鸡肉（取代猪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条”，吃起来也蛮可口。
  这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而且同有关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我能够请剑桥大学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导辅导我，他们都是三一法学院的研究员；三一法学院是当时剑桥大学的主要法学院。第一年年底我考获一等成绩之后，就能够说服他们做我的督导，虽然当时我是菲茨威廉的学生。这些督导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导是特雷弗·托马斯，他心地很好，脑筋灵活，条理分明。
  我同几个英国学生结交，他们多数是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50年的大选中，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其余的修读法学的各种分科，后来成为国际法、比较法和工业法的杰出教授。他们是一批聪明绝顶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　2月，我代表剑桥大学到牛津大学参加模拟法庭的辩论会（正式辩论），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见习律师似乎抓不到有关法律问题的细微点。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脸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时，对我赞誉有加。但是，我没参加过剑桥学生联合会的任何辩论会。我认为这么早就道出心里话，是不明智之举。等我们返回新加坡，同朋友们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线之后再表露也不迟。
  不过，我在伦敦期间，倒有几次到下议院听演讲。有些工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极为友善（反之，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顿和斯劳区工党议员芬纳·布罗克韦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在地）的大厅里跟我会面，以便把入门券送给我，好让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说家。记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国会旁听时，见识了工党议员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锐利的言辞，把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殖民部大臣驳斥得毫无招架的余地。他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
  获得唯一的特优奖
  1949年5月，我们参加法科的最后考试。6月成绩公布，我相当满意。我在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考到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芝也考获一等成绩。我们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父母。我本来应该考到更好一点的成绩，但一等成绩也够好的了，可以作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开另一阶段生涯的优异标志。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位。
  剑桥大学决心维持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奇特，但却增加了剑桥作为一个古老学术中心的神秘性。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学生以所就读学院的资历高低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导师带领下，走进几座法学院附近的评议会大厦。他们一进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着导师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导师逐一把他们带到身穿礼袍坐着的校长跟前。学生和导师也依照他们获得的学位，穿上相关的礼袍。等待领取学位的学生身穿短礼服，肩上报着一条缀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来晃去。导师把学生介绍给校长，校长于是一面说着拉丁语，一面把学位颁授给学生。比利·撤切尔以学监的身份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学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学生因为不属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而排在最后。典礼举行过后，我们在指导教师和其他同学陪伴下，到评议会大厦外边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学院几位教过我和芝的法科讲师，以督导的身份也到场同我们分享快乐，特雷弗·托马斯也在。杨邦孝把当时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三一法学院托马斯的套房，开香槟再庆祝一番。另一位讲师　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我们都很亲切地叫他　TEL（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称）。他教过我们，是个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他对我和芝说：“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
  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尔站在我和芝中间的那一张。我没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样。撤切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手下的学生不借花费许多时间细心教导。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时，他指着几个正在特朗平顿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家是不会进步的。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反动的老头子，但他教的却是经济学。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知道国家的经济靠什么才会增长。又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是华人，你们华人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这是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6月，就在我们快要离开剑桥的时候，一天早晨他邀请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轻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着我说道：“他太急躁了。别让他老是这样匆匆忙忙。”他对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彻；但他也晓得我这一生有个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绝不罢休。
  既然毕业了，我们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这一次是乘旅行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游览观光。但是，我们对法科的研究还没完成。要在新加坡当律师，单靠剑桥大学的学位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英国取得普通律师资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办案的律师资格。我们于是加人中殿法学协会。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四个法学协会之一，负责教导法科学生和鉴定学生的律师资格。
  我们旅行回来便设法住在伦敦，不久找到了一个居住单位，距离菲茨姜道我的旧住所不远。可是在芝方面，家务和学习总是难以兼顾。于是，我们决定不上法学协会的课，留在康沃尔的廷塔格尔独自苦读，准备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的一座庄园旧宅里度过几次假期。这座旧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个儿子协助管理。梅勒太太为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对我们的饮食照顾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们两个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个住客。我们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着周围的乡间小路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温暖、潮湿的西南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情。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广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从剑桥买来的，它给我们带来许多轻松欢乐的时刻。我发觉收音机比电视更能起刺激作用。我们听过好些节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讲座”，由罗索主讲，讲题是《权威与个人》。罗素老人的声音优美，带点旧式的声调和发音。他的讲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简单高雅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晚饭后则有《又是这个家伙》的轻松娱乐节目，由托米·汉利主持。他所讲的笑话逗人发笑，不下流，有趣，不谈性，也没有双关语。
  在运动和消遣方面，我打高尔夫球，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除了假期以外，这座球场平时空无人影，加以场内多丘陵又多风，像我这样一个笨瓜，有这么一个球场，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费许多时间寻找打失的高尔夫球，却往往找到别人打失的，质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们煮，味道倒是挺鲜美的。
  马来亚大厦里的谈论
  我们在中殿法学协会勉强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为了要取得律师资格，我们每个学段必须在协会的餐室“进晚餐”3次，这是所有学生都必须遵守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乘坐7个小时的火车，到帕丁顿车站。但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布赖思斯顿广场的马来亚大厦，会见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朋友。我们所谈的，是留学伦敦的英国殖民地学生所喜欢谈论的课题，那就是我们未来的自由斗争。在我的莱佛士学院同学当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如吴庆瑞和杜进才。
  吴庆瑞是我就读莱佛士学院时期的经济学导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理学士课程。杜进才则在伦敦大学攻读生理学理学士课程。他们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称为“马来亚论坛”的团体，目的是要在学生当中培养政治意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而论坛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它采取反殖立场，但主张非暴力，同马来亚共产党毫无关系。论坛的成员举行集会时，往往邀请英国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级部长如伍德罗·怀亚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来演讲。
  我们大谈了一阵子之后，便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大理石拱门，并沿着埃格韦尔路一间一间地到酒廊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糟透了，谈而无味，又带有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道。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我还是不喜欢英国啤酒。可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我们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畅谈我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获得女皇奖学金，但是后来他对读书失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