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着一个汽油箱。楼上是住房，还有浴室和厨房。
  为了证实我的确被跟踪，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注意那两个华人的动静。他们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角头的一张凳子上，两辆脚踏车就停在附近。后来，我故意骑脚踏车在这个街区绕一圈。我回来后，两个弟弟证实我一出门，那两个人也跟着走；我回来时，他们也跟着来。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这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要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大大方方的四处走动，从事黑市买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深人静时，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很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警署。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吓当地的老百姓，使他们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组织和传播同盟国消息的网络都没有联系。我没有必要秘密收听任何无线电广播，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我下定决心，如果不幸被捕，我会告诉他们我所害怕发生的事，就是英军攻占缅甸后，将会着手收复马来亚”从而挥军南下攻打新加坡。届时，日军势必作战到底。因此，我曾打算离开新加坡，到金马仑高原种木薯、番薯和蔬菜，因为金马仑不是英军南下时的必经之道。我将提出证据，说明曾经到过槟城和金马仑，两个月后母亲和弟弟也跟着去，以证实我的估计，也就是金马仑是我们举家迁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宪兵对我的监视突然停止了。前后被监视了两个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于缺乏需求，我不再制造胶水了。后来，我跟一个名叫刘友霖的上海人合伙搞生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从事建筑业，是个小承包商。他没有合伙人。我能讲日语，他不能。我们能够从日本公司和驻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队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了扩大我们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围，我们也跟一个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个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岁，是“组合”的雇员。由于日本船只不断被同盟国击沉，商品越来越少，“组合”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他便决定自行创业，充当日本大公司、军部和本地供应商的中间人。他和我相辅相成。刘友霖有建筑专长，而且跟我们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砖工向来有联系。我们三人合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继续做黑市生意
  我继续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我都乐意充当经纪人。这些东西包括我上面说过的品目，如西药、小件首饰、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国罐装香烟。我搞得很成功，这是一种肯定不会亏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种物品都供应不足，而且越来越少。高通胀意昧着物价永远不会下跌。但是你必须有资本，才会富上加富。我筹到一些钱，而且很快地就累积了更多钱。我知道手上一有现款，就得把它转换成比较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要不然手上的钱很快就会贬值。为了急于把香蕉票换成财物，我绘自己买了一张大号的台球桌。经过一番修补，再徐上清漆，换上绿色桌呢，垫平后安放在维多利亚街房子的楼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亲的一个朋友迁出华厦的住房，建议我们租用。我们立刻把它租下。这一来，我便能够把维多利亚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娱乐的场所了。说到搞生意，是因为这座房子隔壁，有一间用红砖砌成的角头店屋，专卖糕点和面包。我们这些经纪人经常在这里聚会，交换消息，并商定交易。说到娱乐，却是因为那张台球桌就在这里。这期间，我过的简直是存在主义者的生活，每过一天，就意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这对本地人来说，却是越来越危险了。可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数干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劳工，像无主的孤魂，在新加坡街头游荡，饱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日本人当初强征几十万爪哇人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末，由于英军节节挺进，建筑工事被迫放弃，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日本人用火车把这些爪哇劳工送到新加坡。他们一到丹戎巴葛火车站，日本人便把他们放走，听其自生自灭。日本人根本没船把他们送回爪哇去。
  这些劳工异常虚弱，而月被吓得连向小贩摊位拿点别人吃剩的东西也不敢。他们只能从垃圾桶里找点腐烂的食物来吃，夜间则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车往往要收拾几十具尸体。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本地人对他们的处境很同情，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因为自己也缺乏粮食。这年头，每个人只顾自扫门前雪了。
  同年9月，英国人重返新加坡时，发现还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这里。当年日本人总共从缅甸、马来亚、爪哇和泰国强征了27万名苦力，送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劳工，在绝望中挣扎，随时会倒毙街头。当局不得不把他们从躺着的地方带走，送到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几个月后，他们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关德国战败和投降的消息传来了。如今整个战争目标转向日本。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记得我在报道部工作时，编辑过缅甸战役的新闻电讯。我很担心老百姓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对我来说，只要我尝试离开新加坡，就会被日本宪兵抓去关起来并受盘问，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1945年8月6日，突然间一颗新奇的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这个消息只出现在8月l1日的《昭南新闻》上，而且是刊在报头栏．内容是“日本抗议广岛于上星期一被一种新式炸弹攻击”。可是，那些收听过英国广播公司短波广播的人已经把消息传开去，说日本遭到一种威力强大、具辐射性的新型武器攻击。我们都觉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广播，并宣布日本投降。我们几乎马上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许多人收听同盟国电台，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广播。这个消息一直到8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闻》上，而且还是在刊载日皇“诏书”全文时才透露出来的。这场战争终于在没有进一步厮杀的情况下结束了。我们侥幸得救，避免了一场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灵涂炭的浩劫。
  然而在日皇广播之后三个星期，还没有英军登陆的迹象。英军原本谨慎地拟定了反攻计划，并准备苦战一场。现在的这种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个月前英军投降，日军尚未有效控制局势时的情形不同。跟英军相反，日军并未被击败．士气也不低落。虽然他们感到泄气和慌乱，却仍然控制着局势，而且有力量可以伤害我们。当本地人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公然庆祝日本战败时，日本兵经过，往往闯入庆祝场所，把饮酒作乐的人打几巴掌。日军原本以为英军会跟他们算账，并因他们干下种种罪行而予以惩罚。他们也担心在英军抵达时，本地人会攻击日本军官。据说，有人听到日本军官的食堂传来几声枪晌，原来有几名军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杀或是较不痛苦地饮弹自尽。本地人可说很幸运。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未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
  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了昭南岛厚生科长筱崎护的一篇告市民书。他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天皇由于对国民深切爱护，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极度的痛苦，所以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皇决定接受。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机会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炸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应当保持冷静和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给下届政府。凡属公众或政府的财产，都应予保护，任何人都不许偷窃或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但是全体人民应当同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岛人民在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大多数人倒是循规蹈矩，不敢胡来。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点是，这一次警察出现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军密切合作的人，都设法逃走，好多逃到内地躲起来。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军会谅解他们的处境，他们当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这时候，市面上传出一些可怕的谣言，例如：巴西班让的马来人准备在英军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鲁屠杀华人，据说这些马来人曾经跟日本人勾结。幸亏什么事也没发生，倒是发生了不少为报复而杀人的事件。但是社会秩序还算不错。大举抢劫的事不曾发生，跟当年英军投降时的情形刚好相反。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教育
  第七章　日治时期的教育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无增，地位也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中发财致富。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饱的情况下，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户主，每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他们拿着棍棒，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刑罚太重了，没有犯罪事件可以报告。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经过最初的震荡和有过这段紧张经历后，我意识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样过下去不可。人们要吃饭、要服药，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来水笔、墨水、纸等日用品。当时连刀片也难以买到，它变得珍贵了，人们只得把用钝了的在玻璃杯内缘磨一磨再用。烟草比日本钞票更值钱。一些专业技术不再那么有用，赚的钱也少了，商业活动也不多。罪犯在军法下受审，受过英国法律训练的律师派不上用场、生意少之又少，会计业瘫痪了。但是人们仍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是非找不可。尽管药物和麻醉药奇缺，医生和牙医却发了财。
  在日治时期头10个月里，人们常常看到日军把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押到市区，命令他们做些诸如装卸货物的工作。战俘们会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妇送些面包、罐头、粮食和钱给他们。华人非常同情他们。他们瘦多了，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