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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直落古楼步行到纳福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间变了样。英国军队已经投降。本地警察，包括华族与印族低级警官和马来普通警员，都消失无踪，害怕日本人把他们当作英军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还没开进市区执行任务。目无法纪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多数人照老习惯过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胆大包天或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趁机抢劫英国公司的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他们认为抢走白人的财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他们破门进入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抢走食物和贵重的东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抢劫事件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出来维持秩序。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原来他们在新加坡只是短暂停留，随时会被调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岛屿作战，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们不可能把漂亮的脚踏车一起带走。
  尽管日本人和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对华人却毫无帮助。我回到纳福路的第二天，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路对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门。这是李绍茂的家。李绍茂是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生，原在海峡殖民地民事服务部门任职。他的侄儿把大门打开，日本兵便径直走到车房去。他们要的是那辆擦得闪闪发光、亮丽夺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车。李绍茂非常爱惜这辆车，每天都清洗车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从屋子里冲出来，希望汽车免于遭殃。他处世谨慎细致，为自己拥有的房屋和汽车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个华裔学者为荣。他不懂日语，中文书写还可以。由于日文当中应用不少汉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笺簿上挥写，也许是告诉对方他是一个高级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需要用到汽车。但是带头的日本军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见这个军官钻进车里，把车子倒开出车房，然后驾走。
  第一次遭粗暴对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对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时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刚好在跨越武吉知马河的红桥对面。我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他们也许是哨兵属下小队的队员。我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我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这顶帽子也许可以大派用场，使我免受太阳曝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我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我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我只好从命，总算轻易逃过劫数。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红旗代表校官，蓝旗则代表尉官——经过哨站时，哨兵立正行礼迟了点，汽车经过哨站后突然煞车后退。一名军官从车子里出来，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样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这个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车夫一样。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军官对轻微犯规的士兵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造成的。
  就在这一天，一个日本军士和几个士兵来到我家。他们约略看了看，发觉屋里只有我和园丁忠祜两人，于是认定这所房子可以作为他们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场梦厣就此开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让日本牙医和护士看过牙齿，他们的衣着都很干净。在密驼路小杂货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员也穿得很整洁。可是来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经常洗换，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自己家里闻到这股臭味。他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母亲储存的粮食终于给发现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们想吃的东西吃个精光。我不懂日语，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们就一面打手势，一面发出粗野的声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领会他们的要求，就会被痛骂一顿或挨他们的耳光。这帮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须不刮，头发蓬松，说的是一种既难听又咄咄逼人的话。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彻夜不能安眠。幸亏他们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当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驻扎时，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营去。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红桥经过。每次我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他们，心情异常沉重。他们当中有许多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就被打败，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残兵败将叫人看了很伤心。
  有些却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从苏格兰兵所戴的军帽认出他们的。他们即使战败，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样，挺着胸膛走，不因战败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们喝彩，他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连的辜加兵当镇暴警察。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本色，其他的军人却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身材高大瘦长，没精打采地赶路，有许多没穿上衣，光着身子。要是英军，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澳大利亚军就不是这样。不管他们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而把上衣脱掉，还是在战斗中上衣撕破或丢失，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我了解他们的绝望心情。
  印度军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英军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战俘集中在花拉公园跑马埔。动员他们加入印度国民军同英国人作战，争取印度独立。战俘们有一半愿意参加，他们的军饷和居住条件马上有所调整和改善。拒绝参加者则受到恶劣的对待。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①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跟华人算账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