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最近你为我做过什么事吗？
  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很容易被破坏殆尽，即使没有发生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也有可能这样。在很多时候，人们还没有等到自己的盟友叛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就早已对他们失去信任了。你去问一问任何一个职业政治家，他们都会对你说，选民们是多么爱反复无常、朝三暮四。
  所以，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作出这种那种努力，来向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显示自己是多么忠诚、可靠。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经济会亦步亦趋地随着政治日立的翻新而来回波动吗？在总统当选后的第一个年头，美国的经济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和滑坡；但是，在下一次大选来临之前，美国的经济肯定又会恢复得生机勃勃的。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在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之中，否则他就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如果他想消除通货膨胀并砍掉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的话，他最好在任期初期就动手，越早越好，因为只有这样，等到下次大选来临的时候，选民们才会忘记他们曾经因此而遭受的痛苦。
  “当你要给人们施加痛苦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应一次性地迅速施加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品味痛苦的时间越短，他们被激怒的程度也就越低，”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里这样写道，“而另一方面，在给予人们好处的时候，却要一点一点地、逐步地给，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连续不断的给予中，人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你的好处。”
  马基雅弗利这条训谕的第二部分向人们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政治家们在上任后不仅要先把会引起抗议风潮的棘手之事干完，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而且，在下次选举之前几个月中还一定要给选民们带来持续不断、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聪明的政治家们总是在支持他们的选民们正在试图判断他们的服务是否合格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作出回报来显示自己的忠诚。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全国的选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将罗纳德·里根选进了白宫。人们看到的只是从1983年起美国经济就一直处在强劲的复苏之中，而忘了此前它一直处于持续的衰退之中…并且眼前的短暂复苏也仅仅是衰退中的复苏而已。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治家在再次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差劲或者政绩平平，那么，无论他在两年前干得多么好，给予选民的好处多么巨大，那也将于事无补，他将注定被选民们抛弃。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吉米·卡特总统。
  吉米·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尽管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险，还是提出要通过减税和其他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从而降低失业率。一直到他的第一届任期行将结束，也就是他要竞选连任的那一年，他才开始采取紧缩措施。他不仅任命了一贯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的专家保罗·V·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还反常地撤回了自己的年度财政预算计划，提出了一个急剧压缩的选举年财政预算方案。在美国历史上，唯一比这更为臭名昭著的政治自杀的愚行，是前副总统沃尔特·F·蒙代尔犯下的，他在1984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宣布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将增加税收。
  在一场又一场永无休止的政治游戏中，选民们往往是缺乏记忆力的。来自肯塔基州的前参议员阿尔本·W·巴克利他后来还担任过哈里·杜鲁门的副总统对此曾有过经典的阐述。1938年秋天，当巴克利竞选连任代表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的时候，他受到了该州的州长绰号叫“快乐天使”的A·B·钱德勒…的强有力的挑战。在那次竞选活动中，巴克利经常把一个乡村选民的故事挂在自己的嘴边，他在选举前的数周曾召见过那个选民，结果却发现那个选民居然想投票给州长，而不是他自己。巴克利提醒那个农夫说，在他担任检控律师、乡村法官、众议员以及参议员期间，他曾经为他做过很多事。
  “我还记得，我是如何争取把公路一直修到他的农场的；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时候，我是如何到法国的一所军队医院里去看望他的；在他退役以后，我又是如何帮助他得到退伍老兵福利保障的，例如，从‘农场信用基金管理局’　为他安排贷款；当他的农场和房屋在洪水中被毁的时候，我又是如何为他争取救灾贷款的。”
  “你怎么能想到去投票支持‘快乐天使’呢？”巴克利恼怒和不解地对着农夫尖叫了起来，“我想，肯定你还记得我为你做过的所有这些事情吧？！”
  “是的，我还记得，”那个农夫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可是，你他妈的最近又为我做过些什么呢？”
  实际上，在所有的美国选民中，这种心态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往往是根据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而不是较早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切，来判断他们所选出来的人是否对他们忠诚、是否称职。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总是会不时地向选民们表现自己的忠诚。就像送一张小小的圣诞卡也可以维持一种个人或者是商业联系，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示，彼此的关系就将烟消云散。
  职业政治家会告诉我们，经常性地修补与选民的关系，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是如何重要。当他们竞选公职的时候，他们就与选民们建立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为长期保持这种关系而奠定了一个基调；就像他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竞选一样，他们也将在这样的基础上履行自己的职务，也就是说要回到人民中间去，向他们述职，倾听他们的呼声。尤其重要的是，要经常地、不间断地向他们表现自己的关心，从而不断地给彼此的关系注入新鲜的活力。
  凡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都清楚地懂得这一套。我在参议院找到一份工作后不久，我的老板，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弗兰克·默斯，就决定向参议院提出一个由我起草的修正案。那个修正案涉及的主要是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注意到，每当人们的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会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我为弗兰克·默斯参议员起草的这一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年收入同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指标生活费用上升和生产进一步发展自动地联系起来。
  我原本期望那一提案能够得到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广泛支持，但是，最后居然只有1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那个提案遭到否决的真正原因。因为每隔几年，那些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就会抓住机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小的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的工人阶层选民们踊跃地支持自己，同时也可以借此使劳工领袖们能够介入到党派的立法议程中来。因此，如果他们表决通过了我所主张的提案也就是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地联系在一起，而不用每隔几年就重新提出新的提案的话，劳工阶层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这一能够赢得民心的光荣机会。
  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国会议员都深深地懊悔他们几年前在《社会保障法案》汇总了各种社会福利指标——也就是将那些福利同生活费用的上升直接关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在每季度一次的工作通信中宣称国会再次提高了那些生活艰辛的老年公民的社会福利的机会。当然，他们也很快就会为刚刚汇总了各种税收指标而后悔不迭的：以前，他们曾经因为推动减税而赢得了很多的赞誉和选票，而实际上那时候他们真正在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减缓了税收“沿着脚手架不断往上爬”的速度而已。
  马萨诸塞州的国会众议员詹姆斯·A·伯克，也为我们留下了同样经典的一幕。当伯克在60年代第一次被选进众议院后不久，伯克的同事同样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长约翰·W·麦克科马克问伯克是否需要帮助，为他所在的选区做点什么事。伯克立即回答说有一件事需要麦克科马克帮忙，那就是：他希望促使联邦政府重新修复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在他的选区内的故居，昆西·亚当斯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离任以后，在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后17年一直是代表这一地区的议员。杰米·伯克如果办成了这件事，他将成为这一地区选民心目中的英雄。
  麦克科马克问修复亚当斯的故居大概要花多少钱。“喔，我想大概需要75，000美元”，伯克兴致勃勃地回答道。麦克科马克笑了，他对伯克说，重新修复亚当斯总统故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在本次国会会议上，伯克就能得到全额拨款。
  听到这里，伯克突然若有所思、面带忧虑。“我希望这次只拨30，000美元，行吗？我可不想在一年内就完成整个重修工程！”
  在70年代早期的时候，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亨利·S·罗伊斯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来帮助人们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国会各议员办公室从一项有时会非常棘手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帮助家乡的选民与联邦官僚机构打交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因此马上就有很多的议员签名表示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有戏，因为，国会中那些资深议员们决不会让这样一个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来争夺那份荣誉与信任帮助人民解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众议员和参议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1932年，去看看詹姆斯·A·哈格蒂吧这个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新闻秘书的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是《纽约时报》一个非常机智的政治评论记者。有一次，他为梅西公司总裁杰西·I·施特劳斯出了一个高明的点子。施特劳斯告诉哈格蒂，他打算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捐一大笔钱，并且说那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候选人，而且也是出于他自身目的的考虑他希望一旦民主党人入主白宫，新总统会任命他担任一个公职。他准备预先支付给富兰克林·罗斯福15，000美元要知道，如果折换成今天的美元，那可是一笔巨款。哈格蒂在听了施特劳斯的打算之后，马上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说是一条非常高明的策略。
  “这可是一大笔捐款啊，”他对施特劳斯说，“最好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你可以先给5，000美元，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需要钱的话，可以还来找你要。毫无疑问，在选举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他们肯定还会回来找你要钱的，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急需竞选资金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给他们5，000美元，并告诉他们说这是你打算捐赠的最后一笔钱了。这样的话，等到选举前一周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资金匮乏而心急火燎，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向罗斯福建议提出某些诱惑条件从而促使你再次出钱救急。当然，对于再次到你这里来弄钱，他们会有一些犹豫，不过他们还是会来的…虽然可能有点勉强。到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们最后的5，000美元，我敢担保他们会对你感激得涕泪交流的。这样，你就会取得比你一次性给他们15，000美元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能老早就把钱花光了大得多的效果。”
  哈格蒂的这条计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他任命了施特劳斯担任驻法国大使，并且让他干了很多年。
  当然，那些在国会走廊游说议员们的说客，对于这样的交易也是非常精通、老练的。他们会把交易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以求得到预想中的结果。你永远都不会听到任何一个领着丰厚报酬的“驻华盛顿代表”告诉那些出钱雇佣他的公司，说消费运动已经达到了颠峰，或者某个产业长期担心的立法已经被永久性地搁置了。“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控制而不是消除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会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对他的委托人说道，“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活动和关系，让得事态保持稳定，而不是恶化。”对于这些说客，我们还是听听H·L·门肯的警告吧：“如果一个人的饭碗依靠的就是不确定状态，你最好不要与他争论。就如同不要指望一个整形外科医生能恭维你那年轻的脸庞是如何如何地漂亮一般。”
  一个出色的说客心里会清楚地知道：他的饭碗依赖于他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他的任务无法轻而易举地完成，他才不会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