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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的时间到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妇女不停地举着手。“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她说道，“他们应该周四下午来收垃圾，但他们从没有来过，狗都可以钻到垃圾里去了。”
  “你知道，夫人，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联邦的立法委员，”休斯告诉她。“我管联邦的预算和全国性问题。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找你们的镇长，或者你们当地的工程专员。”
  这位妇女看着春风得意的新任议员，直视着他的目光，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地说道：“我不想一开始就找那些高层人物。”
  如果说一个人进入世俗的政治领域也要经过洗礼仪式的话，此刻发生的一切就相当于这种仪式。政治生活的真正面目犹如一瓢冷水，会泼在每个踌躇满志的年轻政治家身上：不是你去告诉人们应该考虑什么，相反，是他们告诉你应该考虑什么。
  人们对“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名言的运用，有时甚至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0年，来自新泽西州另一边的年迈议员爱德华·帕顿遭，遇了一场在外人看来非常严重的预选挑战，他的对手是一位联系广泛的反战人士。当时民间反对越战已经成为愈演愈烈的风潮，一直在毫无希望地抵制着这股潮流的那位年逾古稀的现议员，手里却有一件法宝：他的对手不是“本地”人。
  就在预选竞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帕顿先生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他没有凭空捏造任何东西，只是翻印了一页曼哈顿（美国纽约的一个区——译者注）的电话号码簿，把印着对手姓名及其在该区的住址的地方用圆圈圈了出来。就这样，那位外来的选手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自己的行李，就已经被逐出了比赛。
  事隔10年之后，俄勒冈州的选民也进行了一次同样苛刻、无情的利弊计算，不过这次倒霉的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现任国会议员。艾尔·乌尔曼是众议院权势显赫的筹款委员会的主席，本来他是有可能终生保住那个职位的。他在华盛顿的政治鼓动家和分肥者中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不幸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大西北镇停留足够的时间。他的共和党对手抓住两点发起了攻击：首先，他的家已经不再在这个地区：其次，他去年一年只到过这个地区六次。乌尔曼反驳说他去年回去过“10”次。然而，在一个可以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时代，大多数议员每隔一周就要回自己的选区一次，所以，乌尔曼的辩解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
  说到这里，你也许立即就会想起，美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因为这种情况而遭到了选民无情的抛弃，例如，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爱达荷州的弗兰克·邱奇，田纳西州的阿尔伯特·戈尔——他是未来的戈尔副总统的父亲。一旦选民们感觉到，他们那些年轻的希望之星在华盛顿并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家乡谋福利，还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染上了严重的波托马克热病（波托马克是流经华盛顿的一条河流），对乔治敦的沙龙要远比对自己家乡的议事厅熟悉，他们就会毫不忧虑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高明的职业政治家决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仅仅做到多回几次家乡，那其实还是很不够的。重要的是，你首先要让人们感觉到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佛罗里达州的劳顿·柴尔斯曾长期担任联邦参议员，他就拒绝为自己做一套当时在华盛顿非常时髦的做工精细的深蓝色套装。“如果我那样打扮，”他向自己的一位秘书解释道，“就没有人会去机场接我、向我问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劳顿·柴尔斯身上总是穿着出自乡村裁缝之手的服装的原因。这个靠走遍佛罗里达全境而当选参议员的人，希望自己的外表继续与当初乡亲们选出的那个人一样。
  这位参议员不一定听说过马基雅弗利在1513年最早提出的一条基本政治原则，但他身体力行的却正是那条原则。马基雅弗利在他著名的《君主论》一书中，提醒未来的政治家要呆在和他们统治的人民很近的地方。如果政治家自己就在场，“他就能够在骚乱刚刚萌芽的时候便觉察到，从而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马基雅弗利早在500年前就这样写道，“但如果他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么对于骚乱他只能听到一些传闻；等事情真的进入他视野的时候，往往已经无药可救了。”
  1981年，路易斯安娜州的众议员约翰·布劳克斯演出了特别赤裸裸的一幕，来展示“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法则的力量。他向一位记者坦白说，他之所以支持里根政府提出的关系重大的税收和预算政策，是因为里根政府承诺提高蔗糖价格，而蔗糖是路易斯安娜州的一项主要出产。记者于是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他的那一票可以用金钱收买，他机敏地回答道：“不能，但它可以出租。”这句名言，这种观念，传到他的家乡路易斯安娜后大受赞赏。现在，众议员布劳克斯已经成为参议员布劳克斯了（美国参议院的权力要比众议院大，参议员的人数也要比众议员少得多）。
  在我周旋于各种各样的政界人士中、往来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两头的那些年月，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比“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名言的发明者——蒂普·奥尼尔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了。奥尼尔和“伟大的沟通者”罗纳德·里根不同，后者通过电视尽情喷发自己的力量，而他的品牌是一种面对面的政治，一次只有一个对象。
  当然，敌人一次也只有一个。
  1982年，马萨诸塞州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一位年轻律师、颇有政治明星气质的名叫弗兰克·麦克纳马拉的人，决心向正在谋求连任的众议长蒂普·奥尼尔发起挑战。他从俄克拉荷马和德克萨斯两个州的石油利益集团那里筹集了100万美元经费来参加竞选，因为石油利益集团对奥尼尔这个长期支持价格管制的老牌自由派人士很不满。这是一个糟糕的错误。在一个人们饱受严寒和高昂的燃料费用之苦的古老工业区，只要提到“达拉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美国的石油中心之一）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当地的人们愤愤不平、怒火中烧
  挑战者麦克纳马拉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在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山的台阶上宣布了他的参选决定。就在媒体进行现场报道的时候，有几个戴着加仑帽的年轻人向人群散放了一批重要的文字材料。材料的封面上写着一句醒目的话：“你也许不认识麦克纳马拉，但在达拉斯有人认识他！”。材料里面是一些新闻剪报，都和麦克纳马拉在德克萨斯州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捐款人有关。第二天早晨，《波士顿环球报》登载了麦克纳马拉的一个简短声明，但是，那个声明太简单了，根本无法抹去那些煽情的加仑帽和这位年轻候选人的石油利益背景给人留下的毁灭性印象。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条规则也适用于伊利诺州的皮奥里亚县，就像它适用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一样。前面的事件过去几个月后，第88届国会的选举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关头，这时蒂普·奥尼尔向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拨款10亿美元扩大就业的议案。共和党对此冷嘲热讽，说那不过是选举年的做秀而已。而对这位民主党第一人物批评最严厉的，则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伊利诺州的罗伯特·米歇尔。
  开始的时候，奥尼尔本来想避免和他的朋友米歇尔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当米歇尔进而猛烈抨击这项提案是民主党大手花钱兴建无价值的政府工程的最恶劣表现时，奥尼尔的助手们迅速地搜集了一些数据。我们借助于设在当地的一个办公室的热情帮助，在这位共和党领袖的后院皮奥里亚县挖掘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资讯。
  当奥尼尔再次走上众议院讲坛的时候，他一一宣读了皮奥里亚县所有低于伊利诺州安全标准的桥梁名字及其所处的街道位置，而那些桥梁根据奥尼尔提出的扩大就业议案都在维修的范围之内，但是，不幸的是，那项议案却被共和党人抨击为“无端生事”，是又一项可恶的新政式的无用立法。
  当议长宣读的那一连串冗长而枯燥的危险地区名字被录成音后，他的话通过有线电视直接传送到了那位共和党领袖的选区。就在几分钟前，米歇尔还一直以共和党全国代言人这样一个高大而忠诚的形象出现，但转眼之间，他就开始为自己的形象在老家可能会受到损害而不安了。他脸涨得通红，站在会议厅的后面，焦躁、匆忙地向他的新闻秘书布署着什么。毕竟，为一个全国性政党卖力比赛是一回事，而使自己当晚就要在家乡皮奥里亚遭到一场严厉的政治攻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这样，奥尼尔通过在对手的家乡展开攻击，把一场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批发”性质的辩论，转变成了地方性的、纯粹“零售”意义上的辩论。
  奥尼尔声名卓著的前任，矮小、秃顶的萨姆·雷伯恩也擅长此道。雷伯恩绝对不是那种会令女戏迷倾倒的男明星，人们也不会把他的话作为格言警句刻在大坝上或者中学的教室里。但他有一种朴实无华的能力，可以反反复复与一个接一个的议员打交道，就是凭借这种能力，他竟把平时乱糟糟的议会整合成一支纪律严明、手拿法律和政策的军队，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还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从对方的根据地发起攻击。“雷伯恩一个电话，陆军工程兵集团就会去干活，”奥尼尔回忆道，“雷伯恩回过头来会解决有关拨款的细节问题。”
  据说，这个传奇般的德克萨斯人还可以向那些不怎么好说话的联邦机构挥舞指挥棒。雷伯恩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国内税务署的审计员像工程兵集团一样义无返顾地去干活。那些精神紧张的众议员们不敢肯定雷伯恩是否真正行使过这样的权力，不过，他们却生活在这种敬畏之中。
  丹·罗斯滕科斯基长期担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他也是对政治利己主义的力量深信不疑的政治家。为了能够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提出的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采用了一种两步式的立法程序。首先是议员们对法案的正文进行投票；然后是对法案后面的“过渡条款”投票。所谓过渡条款，就是规定各种具体的税收变化应该在何时生效的一些条款，它们对一些特殊产业和地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实中，每个议员当然都希望确保自己选区的产业尽可能得到最多的照顾。所以，这些“过渡条款”使罗斯腾科斯基手中掌握着许多张王牌。比如，一家公司如果不是在10月份而是到明年一月份才缴纳新税种，它就可以节省几百万美元；同样，如果某一税种将被取消，当然取消得越早越好。那些支持罗斯腾科斯基的税收改革立场的议员，显然是希望将来在就这些问题举行听证会时会得到他更热情的待遇，而那些不支持他的议员则别想会有这样的好事。罗斯腾科斯基清楚这一点，其他议员也心知肚明。那些本来打算反对这位主席的改革措施的企业游说人员，同样也知道这一点。
  外行的政治家常常会犯的错误，就是对所有的人不加区别、一视同仁。而出色的政治玩家是不会犯这样迂腐的错误的。他们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真正能够促使问题解决的压力点。
  1940年，一场普鲁米修斯式的意志考验在两位美国巨人之间发生了，而且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一套行动计划。一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战胜了小儿麻痹症之后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也最有活力的一位总统。他已经连任了两届总统，但还想打破先例第三次当选。在对他这种努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有他派驻英国的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一位未来美国总统的父亲，肯尼迪政治王朝的开创者。冲突达到高潮的一幕就出现在11月大选之前。肯尼迪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罗斯福连任的立场。他猛烈抨击罗斯福与英国合作以及显然想让美国卷入对德战争的政策。肯尼迪这位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对英国没有任何好感，他认为罗斯福不只是在使美国卷入一场严重的全球冲突，而且是让美国站在了肯定会战败的一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强调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不同，扩大他们已经存在的沟壑，是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肯尼迪说，“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毕竟我们大家都必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阿道夫·希特勒签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