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可不是大材小用了吗？！在咱们县里。现在像你这样的正儿八经文革以后的大学生，也没有几个吧？！别把自己的定位太低了。”
  “吴县长，您说地很对。可是照咱们这里的情况，我们这种刚毕业的小年轻人，也就是打打杂什么的，哪能轮得上我们来考虑县里的这种大事情。像您那样毕业几年就当了县长的，估计全国也找不出几个来。像我这种情况，在咱们县还算是比较好的，我们一届毕业的同学们。还挺羡慕我能给县长当秘书呢。在怎么政府办办公室。什么时候等前面的几个老干事们离开了，我地出头日子才会来的。咱们中国干什么事情，不就是讲究个论资排辈嘛！”赵平贵的这几句话说得到也实在。不过，称呼也换成了敬语。
  “你说的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般情况，当然我也承认你说的是实情。”吴永成对赵平贵地使用，心里已经有了一点谱。他不想让他这个后生，就这么跟着自己荒废了他自己的四年专业，他要把他当作自己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来使用：“可什么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比如说你吧，我就准备再时机成熟的时候，让你走出办公室，重操旧业，你愿意吗？”
  “吴县长，你是说让我到县畜牧局去当副局长？那有一点难度吧？即使加上我在那边县委办的工龄，前后那也不到两年，这么快的速度就提拔。别的干事们会愿意吗？”赵平贵有点半信半疑。这个消息来的也有点太突然了。莫非是吴县长在和自己开玩笑？！
  “为什么你就认为自己只能是当一名副职哪？难道你
  想到、自己可能是去主持一个局的工作？”吴永成反
  你别说，吴永成还真是有这个打算地。在他的设想中，永明县境内林区众多，又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的群众基础，外贸通道也已经打开，他想在几年的时间内，把永明县要打造成为一个以牧业发展为龙头的强县。赵平贵在大学的时候，本身就是学的畜牧兽医专业，后生家做工作又踏实、肯干，有那么一股子钻研劲儿，这个工作还真是非他莫属。
  “那更不可能！”赵平贵失口叫道。
  在一个县里，像赵平贵这样参加工作没有几年的后生，要想上个副科级，即使找对了娘家，比如说县委办、政府办、组织部等部门，那也得好好地干上个五、六年的工夫。即使提拔，一般来说，也是到乡镇的几率比较大一些，想再被提拔成为一个正科级干部，那就得看自己的祖坟上、是否冒过那一阵阵青烟了——那可不是想上就能上的，有的干部们在县委大楼里呆了一辈子、临到退休的时候，还是一个老干事。这种人也不在少数的。至于能享受到正科待遇退休的，那就算这一辈子混得比较像样的了。
  吴永成也知道赵平贵心里此时是这么想的，他也知道自己要想给赵平贵运作成功这件事情，还得做不少的前期铺垫工作，但是他有这个信心。他就不信一县之长，连这么一个小事情也操作不成？！
  —
  “平贵，在这段时间，你就有准备地把自己以前的专业知识，也重新温习一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还有就是，对于全县畜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你要注意多多收集一些资料……”
  就在吴永成对赵平贵面授机宜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任东升笑吟吟地站在了门口：“吴县长，你看谁来看你了？！”
  吴永成的谈话被人冲断，心里隐隐有一点不高兴，更何况这个人进来的时候，连门也不懂得敲一敲，脸色马上就沉了下来。待看见是县委办的主任任东升时，心里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怎么过来了？有什么事情，自己这边也有政府办的主任呀？又听见任东升说了那么莫名其妙的一句话，更是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
  还没有等吴永成反应过来，就见任东升的背后，走出一个吴永成十分熟悉的面孔来。
  “四姐，你怎么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呀？”吴永成马上从自己的办公桌后大步走过来，冲到门前，一把就把来人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此时他的这个举动，哪像一个三十万人民的县长呀？简直就像一个压根没有长大的、毛手毛脚的毛头小伙子。他根本就顾不上在下级面前，保持他一县之长应该有的风度和庄重。
  来人正是离家几年未归的吴永成的四姐吴永丽。
  “啊呀、啊呀，轻一点，你快把我的手也拽断了。快松开、快松开！”吴永丽的手被吴永成情急之下，捏得有些疼痛得不住地叫喊。
  吴永成这才发现自己有些太激动了，你想他一个常年练功不掇的人，手上拿有多大的劲儿呀！吴永丽一个文弱的大姑娘，哪能受得了呀！！
  赵平贵轻轻地倒了两杯水后，示意任东升和他一起离开了县长办公室。
  “四姐，你快给我说一说，怎么今天有空回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吴永成还是拉着他四姐的手没有放开，促狭地问她：“难道说你的个人大事有了进展，这次回来是向家里人汇报情况的？”
  “你胡说什么呀？？！都快娶媳妇的人了，还是这么一点也没有个正性！”吴永丽红着脸，抽出自己的手在吴永成肩膀上使劲地捶了一下，解释道：“我这次回来咱们县，是和我们研究室的两个同志一起来的。这次由中国社科院牵头，搞了一个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我们研究室就把咱们县定为调查和观察点。这次的调查活动为期一年。而我们研究室是准备长期在这里蹲点，还有一些资助给县里面的。”
  “四姐，你们的那个单位不是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吗？怎么也参与到县级经济情况的调研中来了？”
  第三卷　崛起　第一百五十九章　　四姐的工作
  你说什么？？”吴永成的四姐吴永丽对吴永成的这句明显的不满，好像这一句话，就不应该由吴永成的嘴里说出来似的，她非常诧异地反问他：“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连自己所处的重要地位，也不清楚了？下来基层工作几年，是不是也变得懒得多了、不爱学习了？”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啊！”吴永成尴尬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坐到他四姐的对面，他刚才随随便便说的那句话，其实也是因为一下子在故乡见到好久不见的四姐，大脑一时出现了暂时的短路，基本上没有经过大脑、就直接脱口而出了。
  不过，他为了检验一下他的四姐这几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理论水平的提高，还是继续问她：“四姐，那你给我说一说，我们这些县级编制一级，在咱们共和国的组成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呀？”
  “哼，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还假装什么呀？在四姐面前，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你还想考我呀？？！”四姐吴永丽不屑地撇了撇嘴，伸出手指头在吴永成凑过去的额头上一点，说：“你听好了，四姐今天就给你这个大县长再上一课。县级行政单位是中国地方二级行政区域，是地方政权的基础。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工农区、林区等。
  县作为中国基础行政区域，始于春秋时代。秦统一六国后确立了郡县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县下辖乡、镇。
  目前我国有一千六百九十六个这样的行政编制，你这个永明县的县长。也就算这一千九百九十六个中的一员。怎么样，这个结果还算比较满意吧！”
  “嗯，还算能凑乎。你知道地还不算少嘛！”吴永成此时在他的四姐面前，也恢复了两个人以前在家时斗嘴的样子，变得无拘无束地，和吴永丽开着玩笑。
  也不知怎么的，在自己的这几个亲人面前，吴永成也只有在自己的四姐面前，才会这么亲昵地瞎逗笑着，对于自己的三姐吴永霞和大姐、二姐，却是敬畏多于亲近了。也可能是因为到了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家里。他们两个人的年龄最相近的缘故吧。或许也可能四姐吴永丽的性格，更能引起吴永成的尊敬。
  “我们政研室这次下来，就是准备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对全国地经济社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抽样调查。”吴永丽没有理会吴永成的调侃，继续对他说：“在咱们中国。县级单位是一个比较相当完整的社会，是国家大社会的缩影，是了解国家打社会运行和发展地基点。要真正做到调查的实事求是。是很辛苦的事情，也是一项很重要地工作。”
  “那是肯定的事情。”吴永成表示赞同吴永丽的这个观点。
  作为一个在前世里乡镇工作十几年的干部，吴永成知道，他们的这些调查数据，有不少是不太准确的。
  就拿改革以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来说吧，当时通常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计算的，包括到了一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可是只有经过在乡镇工作多年地老乡镇基层人员才知道，这么计算在各个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的。这个指标地衡量，只能是适应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初级，把它与改革前人民公社制度下‘人均分配’制度下进行比较时。尽管二者在形式上比较一致，都市总收入扣除经营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后参与分配人口的比值，但‘人均分配收入’没有包括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地收入（尽管改革前还是很少的）。但是‘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要用来上交集体提留以外的乱收费，这一部分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数目还要远远地大于应该上交的正常费用。还有那个最让人头疼的高价婚姻，娶一个媳妇，就可能使一个刚刚脱贫的中等种地的庄户人家，一下子再回到以前的赤贫时代。
  而吴永丽他们下来调查的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国家对于农业政策的指导和制定，可以说，那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此外，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计算时农作物实物的折价标准，同时农民们当时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食品结构等诸多因素，也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对象，否
  ，你总拿粗糠拌野菜之类的代食品、来作为他们的填话，那他们的人均纯收入是肯定低不了的。这样的调查，不仅仅其不到一点的正面作用，反倒会给国家制定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带来很大的危害，到时候，吃苦、受罪的，还不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老百姓们？？！
  吴永成把自己的这些忧虑，对他的四姐吴永丽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又补充道：“四姐，没有详细细致的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掌握这种差异，而仅凭省力的、统计部门的那些统计数据的比较，不仅仅在学术上有较大的风险，更有可能直接给农民们带来无法估算的损失啊！”
  “五儿，你说的这些，也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每一个省、抽取一个县作为我们政研室长期的调查点的意义。”吴永丽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严肃起来：“据我们研究室的一些老同志讲，建国以后，我们国家也曾经进行过很多细致的、名目不一的社会调查，但是往往容易为了证明某种理念，而丧失了学术上的实事求是，真正的学术应该是社会的良知、社会的良心。
  这次我们到咱们永明县这个调查点，是由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带队的，他以前也是从农村出去的，也深深地知道农村老百姓们的酸甜苦辣。在北京临行前，他就一再嘱咐我们，在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宏观分析时，要非常谨慎，尽量地力求弄清楚每一个数据的口径、来源和可比性、可靠性，做到最大程度的万无一失。”
  “是啊，就是一些从咱们各个地方政府部门出来的一些统计数字，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准确的呀。”吴永成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的年报统计数字水分有多少，他还不是太清楚，毕竟他这个县长上任还不到二十天，还没有对那些摆放在桌子上的表表册册，进行打假摸底。可是在他的前世里的时候，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们，往往为了自己政绩的需要，把十分严肃的统计数据，作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当需要突出政绩往上爬的时候，即使农民们的人均纯收入只有年均五百元，他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大笔一挥，在前面加个数字，变成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一千五百元、或者二千五百元；当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第二年又需要降低人均纯收入标准、以套取国家给予扶贫县的经济援助时，他马上又如法炮制，笔头子上做文章，一年之间，就让农民们又都返回到赤贫年代。吴永成有时也想，是不是后来出现的网络语言中的“灌水”这个词，也是从这里延用、引申而来的。
  “对了，四姐，你现在也是你们研究室里的副研究员了吧？在工作上，你现在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