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公社大门，便发现大院内有了不少变化，首先是正面平房壁上新刷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这是中央在今年1月份就定下的基调，半年后才在这里大力宣传，看来内陆省份的闭塞、迟钝不是一般的，原因很简单，没逼出来，安徽风阳小岗村十八户摁下血手印敢为天下先承包到户（这在七九年三月份可是掉脑袋的事，故以血手印来盟誓），那是没粮吃饿死许多人无法生存了，而我们J省却山多地多，掏一点地就能活命，总有一口吃的，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人，相对而言求变意识、冒险意识就淡薄多了，上面政策发生变化，也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安步当车，稳步前进，一副老牛拉破车的样子。这不，中央工作重点这么大的战略转变半年后才在这里开始宣传。也难怪，这几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朝令夕改，人们都被各种政治运动整怕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推开办公室的门，四姐正忙碌地俯案疾书，不知在写什么材料，听见门响也没抬头，一副干练的国家工作人员形象。我也不吭气，悄悄地站到她的对面，半晌没动静，四姐抬头，却见我一脸坏笑望着她，“呀，你这个死五儿，进来也不吭气，吓死我了，考完了，考得怎么样，吃饭了吗，路上累不累？”四姐扔下笔就跑过来拉住我的手往旁边的椅子上按。
  唉，四姐还是这脾气，嘴快，手快，性子急，我这进门还没开口，她这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题倒先砸过来，嗯，这性格倒蛮适合基层工作的，要不你一个女同志面对百人百性的山村老百姓，没说话先脸红，一副含情脉脉、未语先低头的小女子性格，还没干工作就先把自已憋死了。公社、大队无大事，可是事情杂碎，上头千条线都要从公社、大队这个最基层的针眼里穿过，所以没有这个小针眼，你那千条线只会结成棉线团，纠缠不清，国家也甭想干什么大事。
  我对四姐的这脾气早已见怪不怪，“好四姐，你先让你弟喘口气再说，第一先给我倒口水，我渴；第二再给我张罗饭，我饿；第三再告诉你考得还差不多，估计问题不大，能考上。”这倒不是吹，现在的高考试题中规中矩，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考前填报考志愿，我也没报什么清华、北大，我是去学知识，当一个有知识的新时代农民，不为求官，所以不追求华而不实的名牌效应，有目的地报了一所北京某对外贸易学院，国家重点。此时外贸极为冷门（国门关闭几十年，的确此时外贸并不是什么好部门，但几年后就不大一样了，否极泰来嘛）。
  “那好，先吃饭”，四姐提起我的行李边往外走边说，“公社灶上也是两顿饭，现在早没饭了，四姐带你去宿舍犒劳你，鸡蛋煮挂面，小红、小红，你先帮我照看下办公室，我桌上的东西你别动。”随着喊声，旁边房间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答应着，看来这是公社的通信员，不简单，四姐手下也带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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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的宿舍是两个人住，她和一个公社计生服务站的女同志，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欣赏地点点头，到底是女同志的宿舍，你要是走进男同志的房间肯定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烟味与臭袜子，臭鞋、臭脚丫子等混合发酵而成的臭气，我们谓之光棍味，令人呕吐不已。
  四姐熟练地从床底拿出一个小煤油炉，从暖瓶里我倒了一杯水后往小铝锅（当时所谓的钢精锅）加水、点火。
  我把玩着手上的水杯，这是一个中号罐头瓶，用红、绿、黄｜色的塑料细绳编成各种花案的一个杯套罩在外面，这在当时很流行，既不烫手也好看，当时找对象时女的不是给男的织毛衣（市场上毛线基本不流通，奇缺），而是送织好的杯套、笔套，有条件的搞来羊毛织一双袜子。
  “四姐，到底是公家人，吃上供应粮了，都能买到挂面了。”我笑着调侃四姐，当时挂面可是稀罕物，属细粮，只供应市民，且价格还比白面高（白面0。18元/斤，挂面0。30元/斤），一般市民都舍不得买。
  “有时晚上赶材料老在半夜里饿得不行就备了点，平时我可舍不得吃，我给家里也捎回去五斤给爹妈吃。”四姐分辩道。
  “跟你开玩笑，急什么呀，”挂面这东西我可不稀罕，更何况当时的挂面又黑又粗，在我的前生什么龙须挂面，鸡蛋挂面，海鲜挂面，蔬菜挂面，连小孩看见都掩口，方便食品而已，对，方便食品──方便面，这个项目倒是能在几年国家粮食极大丰富后值得搞一搞，工艺太简单了。“工作干得还顺手吧，有没有人欺负你？”我边吸溜着面条，边问四姐。
  “还行吧，刚来几天连个电话也接不了，一听见县里的领导找公社领导，吓得我活都不会说，听都没听清就跑了，出来又忘让找谁了，只好回去再拿电话请人家重说一次，丢死人了。”四姐说着往日的事羞得脸都红了，“一个月后就好多了，刘主任前几天还说我的工作上手了，没问题！他也摞开了不管了。”
  和四姐扯了一会公社其它的事情，才知道任力书记已不兼玉平公社的书记了，前一晌回到县里任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几天前回公社下乡还和老刘说起，县委办写材料没几个得心应手的人，想让老刘在材料上好好带一带四姐，因为四姐的文字功底是没问题的，再过个几个月就把她调到县委办工作，这几个月他可是深深体会到一个好笔杆子在身边的好处了，所以四姐这几天把以前上边各级来文、典型材料看了个遍，公社的大小材料自然也都堆在了她的身上。
  “五儿，你不知道，要光是写倒好说了，上面一个劲打电话要各种数据，一会是生产计划，一会是任务进度，一会是各大队牲畜的存栏数，烦都烦死了。”
  （前天一章《公社来人》错了个称呼，对不住大家，谢谢痞子提醒。今后一定注意！！）
  正文　17。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我边吃鸡蛋挂面汤，边听四姐说着她的工作。写材料其实主要指领导讲话、文件编写、调查报告、典型材料等，在九十年代以后统称公文。其实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东西已被锤炼得炉火纯青，大字报、小字报、无中生有的专案组调查报告、拔苗助长的“假大空”典型材料等等。它的格式是固定的，只要填上迎合时代潮流的时髦词语就成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八股文”，在九十年代一些大学开设了公文写作为公共课，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所谓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经这么一个“八股文”培训班出来的人，文章则都戴上一副千人一面的脸谱，可惜了许多年少。
  但你要官场上挣扎，还必须戴上这个脸谱，否则便会被打入“另类”，连一个“好文吏”也作不上，更何谈“好官”了，前生五年县委秘书的生涯使我对这副脸谱的应用更是磨练得得心应手。我把一些公社常用公文的格式、写作技巧给四姐简单地讲述一遍，还给她举出一些例文便于她理解。
  “切记，写这些材料不需要漂亮的词语修饰，简洁是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诗歌、散文、通讯，也不需艺术的夸张，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最后又强调了一点，“四姐，吃完饭了，去看看你们办公室的报纸吧。”我得把国家的政策动向了解得多一些，虽然报纸上不一定都能及时地刊载出来，但这也是当时了解全国动态的唯一渠道，电视未曾普及，全县也只有县委有一台，电台信号太差，只能收省电台一家，电脑？听都没听说过。
  四姐把近期的《人民日报》、《J省日报》、《梁州报》都给我抱到她宿舍（办公室主任权真大，连书记的《人民日报》也敢动），拉上门她又回办公室写她的材料去了。
  翻开七月份的报纸，7月1日、2日《人民日报》、省报头版头条都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会议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可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举措，我急忙拿出笔摘抄一些要点。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增选彭真等人为人大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云林为副总理（此时叶剑英为委员长，邓小平、李先念等为副总理）。老将都出马了，“四人帮”余党下台后形成的政治真空迅速被务实的老将们填补上来了，看来党中央的纠错平反工作已近尾声。
  大会还提出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个八字方针对于在十年浩劫造成的国民经济近于全面瘫痪的复苏、提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这次大会还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措施，出台了《中央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中外合资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在《组织法》、《选举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详细阐述了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方式，这对于恢复和加强被“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我国政权机构、人民当代作主的国体制度是相当重要的。而“文革”十年靠“打、砸、抢”、“造反有理”的抢班夺权无政府主义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
  刑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人所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以及依法个人，家庭所有或所用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
  刑法中还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对以暴力或其它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看到这里不禁替全国的老百姓拍额相庆。
  这几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意义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绝对领会不到的，特别是八0后的年些人，他们理所认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人身权利更是要得到首先的保障，至于肖像权、言论自由权那也都是基本保障，看来有必要在这里给他们补点历史知识（不敢说是补课，咱没那水平，互相切磋），在五、六十年代起，特别是六十年代“文革”起的十年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不夸张的说中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国民经济一片瘫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整个被砸烂，学生不上课搞串联，工人不开工搞武斗，解放军不练兵搞支“左”，砸烂公检法，党委靠边站，老干部是走资派下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到；打、砸、抢的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横行天下，农民老百姓一边种地，一边摇头：不是咱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得怪。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你的人权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权？国家主席在任就被造反派拉出批斗直到死亡，多少老元帅，老将军（那可都是扛枪带兵的）时刻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接受“小将”们的批斗、再教育，那都是伤筋痛骨“触及灵魂”的再教育，有几位元帅、将军就是含冤倒在了这些“教育”之下。
  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们命运都是如此，村里的平头老百姓就更惨了，家里喂了点鸡、猪、羊的，咱给你“割资本主义尾巴”，抢光、杀光；沟沟畔畔种了几棵树的，砍光、烧光；你敢口出怨言，稍加反抗，不用公社的人说话，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就有这权，一声令下：基干民兵，把他捆起来送学习班。那时候各大队都有基干农民，出于备战需要，全都是荷枪实弹，公社、大队都有学习班，不听话的抓起来送到学习班，那可不是给你本《毛选》让你学习，一绳子吊起来，沾水麻绳、木棍、大头鞋（所谓翻毛皮鞋）帮你进行触及皮肉的“灵魂深入闹革命”，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就死在了这种学习班里，死个人也没关系，通知家人来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带着一颗死不改悔的花刚岩脑袋去见他的老祖宗了。家属日后还要受到不时的牵连，替死人接受批判，当时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可是能掌握一个的生死命运的。九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别拿村干部不当干粮，要搁在当时，老百姓才是干粮，谁想吃就吃。
  至于民主问题，在我国还有些历史原因，旧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意识、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严重，长期以来不少人把民主看作是作风问题，甚至看作点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这种现象），以“人治”代替“法治”，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一切法律之上，只要集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