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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三个推动和控制情节发展的创作手法之外，《猎物》在现实意义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克莱顿认为，小说创作中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包括叙事技巧和现实意义。他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的一次访谈中讲到了创作动机：“一般说来，我知道我努力去尝试这二者之一：要么解决某种叙事可信性问题（例如，如何让人们——至少在几个小时中——相信恐龙的存在？），要么认识现实世界中的某个问题（例如，在性骚扰中侵犯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他指出，“战争事关重大，不能只由将军们说了算；与之类似，科学事关重大，也不能只由科学家们说了算。”克莱顿认为，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者对科技知之甚少，而科学家们既不会去接受外行的意见，也不会去接受用荒谬危险来蛊惑公众的做法。
  作为当代美国文坛上擅长编写告诫性故事的大腕，克莱顿在《猎物》中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警示：如果缺乏人文关怀，缺乏人文反思，技术失控将会带来巨大灾难和潜在危险。这部小说并不止步于对科技奇迹的赞叹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当前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无论作品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离奇，多么不可思议，它的大胆想像始终保持着在将来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而是具有明显现实意义的技术灾难小说。作者通过富有魅力的想像，揭示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可能给人带来的深重灾难，促使读者全面重审科学和理性，思考关于科学、人性、道德以及人的定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猎物》这样的反思科学与人类关系的小说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科学哲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能够以人文的眼光，从总体上反思科学技术的本质，反思科学技术实践与世界、与人类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关系。毋庸置疑，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问题，例如，它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造成了环境问题，加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已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瓶颈效应，科学技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它当初为人称道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和思考《猎物》揭示的重大问题：
  第一，在经济利益与职业操守发生冲突时，科技人员如何做出选择？从个人角度上看，名利考虑是驱使朱丽亚和里基不顾后果地释放集群的直接原因。纳米微粒摄像头试验失败了，技术人员无法找到解决办法，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将要失去供货合同。那样，该公司就要彻底破产。朱丽亚最初“只是想挽救公司而已”。她告诉杰克：“我以前从来没有把公司搞砸过。我管理的公司从来没有出过大问题，我不愿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成为第一个。我在公司里有投资，我在公司里有利害关系，而且，我想我有自负感。我想挽救它。我知道我的判断有问题。我铤而走险。不是别人的错误。他们都想制止它。我强迫他们继续干。它是……它是我搞的重大项目。”
  对里基来说，经济利益是促成他和朱丽亚合作的直接原因。读者在小说开头就已经发现，集群项目是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的救命稻草。而且，“这个公司的成败在经济上对里基非常重要”。里基拥有该公司的优先认股权，认为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是他赚大钱的最后机会。作者通过常梅之口告诉读者：“他在这里已经５年了。如果这个项目不能成功，他年龄太大，不适合在别的公司再去另起炉灶。他有妻子和孩子；他不能再用5年来赌博，等着看下一家公司是否成功。所以，他真的想让这个项目成功，真的在强逼他自己干下去。他不分昼夜地工作，思考。他每天睡觉的时间不足三四个小时。坦率地说，我担心这种干法已经影响了他的判断力。”读者发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贪欲是人类面对的最可怕的“掠食者”之一，朱丽亚和里基最终都变为贪欲的可悲“猎物”。为了避免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朱丽亚和里基那样的毫无社会责任感的“科技疯子”或“科技魔鬼”，必须时刻提醒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科学技术是造福人类的途径，不是实现个人名利欲望的工具。
  第二，科学和理性会不会出错？科学是否会按照理性的设想发展下去？杰克对纳米集群的态度典型地体现了科学家在处理技术问题时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作为科学工作者的杰克看到那些纳米集群正在迅速进化，按照他主持编写的“掠食猎物”程序成功运行，在朱丽亚和里基手里脱离了虚拟空间，变成了现实世界中的掠食者。“在那一刹那，我有一种非理性的自豪感。‘掠食猎物’程序运行良好！”而且，杰克发现问题后的最初反应也是典型的纯技术态度：弄清事实真相，寻求解决方案。他首先考虑的是，集群为什么逃脱了控制？集群能够存活多久？集群是如何追踪目标的？另一方面，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杰克看到了失控集群可能导致的严重问题。“‘掠食猎物’程序并没有让元件变为真正的掠食者。它只是使用了掠食者的模式，以便让智能体集中起来，具有目标定位性。不知何故，那一点已经变了，那些集群现在看来真的在猎食了。”杰克还意识到，如果处理失当，在自然界中作为掠食者的人类就会变为科学技术的猎物。杰克“对沙漠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错误决策、操作失误和失职行为一个接着一个，已经持续了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了。看来，艾克西莫斯技术公司的每个人都在搞短期解决办法，东拼西凑，手段卑鄙。没有人关注长期后果”。
  由此可见，《猎物》所描述的并不仅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而更像是一场检验理性的较量。杰克知道集群被释放的真相之后，开始怀疑理性的价值，怀疑理性能否解释朱丽亚和里基等人的不可理喻的行为。《猎物》向读者揭示，理性并非总是追求真理，它仅仅是人们的工具。当人们能利用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时，他们依赖理性；当他们不需要理性或者理性无能为力时，他们就会抛弃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朱丽亚和里基这样的技术人员成了他们自己信奉的科学技术的“猎物”。这正好印证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是最可悲的群体。
  从思维方式上看，“事情的真相当然更为复杂。那项技术本身引起了那种行为。分布式智能体系统是自行控制的。那是它们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全部问题所在：你把它们建立起来，然后让它们自由行动。你养成了那样做的习惯。你养成了以那种方式对待智能体网络的习惯。自主性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科学技术可能使人根据科技自身的逻辑进行思维，缺乏对科学和理性的应有反思。如果说《猎物》中的朱丽亚和里基是有理性的，那么，那种理性已被工具化，已经沦为被技术操纵的工具和手段，脱离了人的意义，脱离了人文价值的总体构想和设计。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那是一种技术理性。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成为压抑人、控制人、摧残人的异端力量，成为人生目标与人文价值的毁灭者。我们可以说，以朱丽亚和里基为首的那一帮人已经失去了理性，因为理性的本质性特征之一在于它具有反思性。《猎物》提出的告诫是，应对科学技术在思维方式上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保持高度警觉，应该使现代科技与人的价值和意义保持和谐统一。
  第三，如何在哲学层面上对科学技术进行深入的审视和反思？有的人认为，“全知全能”的现代科技几乎可以再造世界，颇像基督教中的上帝。例如，基因技术几乎能够创造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空间技术能使人移居太空，纳米技术已在原子结构上合成了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冷冻技术、智能信息化技术可使人在一定意义上永生，实现“长生不老”的梦想。在《猎物》中，那些“装配工”利用垃圾来生成具有分布式智能、可以适应环境、能够自体繁殖的微型机器人。技术不再是被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再是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工具，反而成了与人类抗衡的另类“造物主”。科技知识已经带有海德格尔所说的试图控制一切、统治一切的权力意志。结果，科学技术被不加批判地接受，几乎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神灵地位。科技界内部尤其缺乏深刻、成熟的批判意识，这无论对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害的。科学技术能够带来物质繁荣和经济发展，但是却无法解决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对科学技术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根本性冲突。如果用“技术上帝”取消应有的人文价值判断，最终必然导致无法摆脱的科技灾难。
  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还涉及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往往表现出狂妄自大的心态，其中包括所谓的“技术狂妄自大”。《猎物》的故事在时间上历时七天，暗指基督教中的创世神话，然而创造出来的却是一场人为灾难。这部小说揭示了这一理念：狂妄自大、缺乏自知是产生科技灾难的深层次根源。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从本质上讲是非常有限的。正如作者在小说《绪言》中所说，“人类的所有行为必然具有难以预料的结果。我们称为生物圈的整个系统非常复杂，我们无法事先了解我们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的。作者借助杰克之口告诉读者，人的“整个意识结构以及人的自我控制感和目的性是一种使用者幻觉。我们对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有意识的自我控制。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有”。其实，由自信导致的“自我欺骗可能是我们这个物种具有的一种更为显著的特征”。“在２１世纪的某个时刻，我们的自我欺骗的鲁莽性将会与我们的不断发展的技术力量发生碰撞。”在此，我们仿佛见到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那位狂妄自大的国王的影子；在此，我们耳边仿佛响起了古希腊哲学中的著名格言——“认识你自己。”
  《猎物》将令人感到震撼的文学真实置于我们眼前，使我们顿悟，让我们思考，令我们回味。我们掩卷之余不禁自问：人类应该如何对待自然？如何把握科技赋予的力量？如何自觉进行反思，认识自身的善恶？我们掩卷之余不禁感叹：人类无论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都不能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必须学会首先考虑自己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其次才是自己行为将会带来的利益。只有这样，“他们不理解自己的行为”这一行文字才不会出现在人类的墓碑上。
  译者简介：
  严忠志：四川外语学院教授。
  欧阳亚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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