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笑着一指墙上那“莫谈国事”的标语说：“这可是何掌柜的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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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何头也笑了，对王一民挤挤眼睛，还要说些什么。王一民想，这老头今早一定是太兴奋了，要让他把话匣子打开就不得了。他贴那“莫谈国事”很可能就是给他自己贴的座右铭。若是他一高兴管不住自己，再把两个学生的兴奋神经刺激起来，就兴许越出限定的轨道。想到这，他忙拉住老何头的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你摸摸，肚子瘪了，快来三杯牛奶，三盘白面包，一盘牛肉干，一盘干肠，一盘成花生豆。”
  王一民话声刚住，老何头就哎呀了一声说：“王先生今天怎么把钱串子倒拎起来了？”又转对肖光义和罗世诚说，“你们王老师今天不吃‘黑列巴’吃白面包，不吃酸黄瓜吃肉食，这可真是敝店的头号新闻！”
  王一民忙笑着说：“不，我还没要完呢，酸黄瓜也要来一盘片‘”好，有荤有素！“老何头忙又凑在王一民耳边说了句，”我再给您添盘新来的五香熏鲤鱼，算我奉送的，今天太让人高兴了！“
  老何头说完不等王一民回话，转身就走了。
  不大工夫，老何头托来一个擦得锃亮的白铁方盘，里面摆满了饭菜，他一边往桌上放一边说：“怎么样？喝杯威士忌吧？”
  “你多咱看我喝过酒？”
  “可今天不比往常啊！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王一民向屋里瞥了一眼说：“那边客人等着你呢。”
  老何头一边笑着一边走了。
  王一民又留心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客人，没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他这才细看了看桌上的饭菜。呵！摆了一桌子，还真挺新鲜，酸黄瓜上摆了几片用胡萝卜切成的小花瓣，熏鱼上边还拼了几块鲜笋，可以说色味香俱全了。真像老何头说的那样，他从来也没吃过这么豪华的早餐哪！他肚子里本来有点底了，他是要犒劳犒劳这两位立了大功的小英雄啊！他忙让他们俩多吃，可他俩面对他却直想笑，他们嘴在笑，眼睛在笑。不，是心里在笑，只有心在笑，嘴和眼睛才会显出笑意。他们要说话，可又不知怎么说好。两双光闪闪的眼睛在看着老师。王一民非常了解他们的心情，趁两个靠近的客人起身走了，新的客人还没来的时候，就小声对他俩说：“找个时间咱们再谈。昨天夜里我的行为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记住，任何人！”
  肖光义和罗世诚收回笑容，认真地点点头。
  “这个老头就是个温度表。”王一民对着正在算账的老何头努努嘴，“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共同感情。一个小商人都这样，其他人可想而知了。越是这时候越要注意，要和往常完全一样，不要有任何特殊表现。听说学校就要派来日本人的副校长了，统治加强了。要胆大心细，千万不能乐极失态，得意忘形。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要时刻警惕，万万不能麻痹大意。”
  两个学生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俩一边听着一边心领神会地点着头。
  街上传来摩托的吼叫声。
  这时从门外进来两个警察。老何头一边笑着一边迎上去说：“刘警尉，您早，吃点什么？”
  为首的警尉说：“快来两大杯‘伏特加’，掂对两盘酒菜，再来两份夹肉面包。折腾了一宿，得提提神了。我们这位石警长才结婚，正度蜜月呢，昨天半夜从小媳妇的热被窝里硬给拽出来，给当人梯子使唤，真他妈的，这事也得我们皇帝陛下警察官干。”
  老何头强忍住笑，眯缝着一双狡黠的眼睛问道：“出什么事了？刘警尉。”
  那个刘警尉一拍老何头的秃脑袋说：“别跟我装洋蒜了，你这块四通八达，松花江掉进个人去，你这都有回声。告诉你，老何头，发现可疑的线索得马上报告。”
  “什么可疑的线索？”
  “我说你是真不知道咋的？”
  “我……”老何头这时眨了眨眼睛，声音压得很低地、无限神秘地说，“我就听说在咱们都不敢靠前的那个大碑上，刷了红色的大标语了……”
  刘警尉指点着老何头说：“你看，我就知道你管保能知道嘛。”老何头嘻嘻一笑，又小声地说：“可现在刷掉没有？”
  “没有。运席子去了，要先用席子围起来，再一点一点往下抠。”
  “要是实在整不掉我可有个好法。”老何头庄重地说。
  ‘什么好法？“刘警尉忙问。
  “在碑底下抠个窟窿，埋上炸药，一炮崩倒了。完了再重修一个，比这个头更大的。周围再安上电网通上电，往后就万无一失了。”
  警尉伸出一个手指头，一桶老何头的脑袋说：“就凭这句话，我就可以把你关起来。”
  老何头又嘻嘻一笑说：“把我关起来，谁侍候您喝状特加‘呀。您快请坐吧，我让我老伴特别给您做两盘下酒菜，二位喝完了好精精神神地去办案，快点把刷标语的抓住，给咱们’满洲国‘人出口气。”
  老何头嘻嘻笑着到后屋去了。
  两个警察坐在王一民旁边的空位上了。
  王一民看了看两个学生。三个人不再吱声了，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6
  天刚擦黑的时候，王一民手提钓鱼竿，身背渔具，来到了道外头道街。这是中国劳苦人民集居的地方。那肮脏的街道，恶浊的空气，烟熏火燎的房屋，加上衣服槛楼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底层生活的悲惨画面。因为这里离松花江码头很近，所以在狭窄的马路上也拥挤着各种车辆。间或也有一些衣着华丽的过客，掩着鼻子从那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人行道本来就不宽敞，又被些煤球炉子，垃圾箱子，脏水桶，晾晒小孩尿布拴的绳子等左拦右挡，使得过往行人有时只能侧身、弯腰、寻找空隙曲折前进。如果再遇上那出来泼脏水的妇女，你就得腿疾眼快地跳跃着往前走。
  王一民就是这样走过了头道街的大半条街道，来到了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前。这座二层楼在当年初建成的时候，也可能是相当漂亮的，但现在已面目全非。楼上边用水泥精细雕塑的花纹图案上沾满污垢，风吹雨打，再加上烟熏日晒，已经变成了地皮色。那福禄寿三星的彩色浮雕也变得面目不清，残缺不全了。楼正面门脸上已经长了不少草木本植物。一棵弯曲的小榆树从房檐的缝隙中顽强地探出身子，向过往行人俯视着，好像让人们都来看看它和整个这条街道的居民是在什么条件下活着。只有那么一点点可供吸取养分的土壤，只能存留那么一点点可以滋润它的雨露，但是它却活下来了，顽强地活下来了。
  楼门的木头门框也有点倾斜了。门顶上挂着一块已经裂缝了的黑匾，匾上的字原先是烫过金的，现在也已剥落，和匾的颜色差不多了。如果不仔细看，真难以辨认出“平安客栈”四个楷书大字来。
  门上挂着一块像棉被一样厚厚的门帘子。门帘挂了一冬，深灰的颜色变成了藏青色，手一摸帘子，就觉得黏糊糊的。王一民掀开帘子，脚往楼里一迈，一股非常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是烟草、烧酒、大蒜、大葱、汗泥，廉价的香粉、花露水和破烂衣物混合组成的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味只有在这样的小店里才能闻到。楼里灯光昏暗，一盏大概只有四十度的电灯泡高悬在屋顶上。柜台账桌上有盏木头撅子似的桌灯。桌灯后面有一张床，床上斜躺着一个胖大的男人，半闭着眼睛，任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他按摩。这个女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却披散着烫发，头顶上系着一条半寸宽的鲜红发带，脸上胭脂搽得大钱厚，紫红色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和这个老女人穿着打扮差不多的，还有两个年轻些的女人，坐在一进门的长条凳子上嗑瓜子。王一民一迈进门槛的时候，她们都站起来，要跟过去，但一看王一民一直走进楼下的大屋子里去了，就又都坐了下来。
  熟悉这种小店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楼下是长简屋子，自带被褥一角钱就可以住一宿。如果在店里包伙，还可以减价一半。楼上就都是单间了。大多数单间的屋地上只能同时站两个人。屋和屋之间只有一板之隔，这屋说话那屋都能听见，有的板壁还露着缝子，不但能听见声音，若是高兴，还可以用一只眼睛向这近邻参观一番。虽然如此，在这个小店里也是“高级”房间了。楼下的女人就是专等住这样单间的房客。王二一民已经来过多次，他深知此中奥妙，所以一进门就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大屋子走去，这可以免去好多纠缠。
  这大屋子是两层铺，下铺是火炕，上铺是平板。三间房子通连着，满员的时候可以睡三十人。因为这里离码头近，生意兴隆，所以经常是挤得满满的。王＿民进来的这间屋子住的多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他们是常年住客。其中山东。河北人居多，也有从附近乡下来的。这时候正是才吃完晚饭——有的还坐在炕当中就着狗肉喝烧酒——所以人很多。一屋子人，乱哄哄的，气味比一进店门的时候强烈得多了。吊铺上有的已经倒下睡觉，有的正脱光了衣服，就着天棚上的小电灯抓虱子。火炕上有拿着纸牌摆“天门阵”的，有缝补破衣服的，有看小唱本的，也有看报纸的。卖烟卷、酸梨。瓜子和落花生的在地上蹿来蹿去，卖唱的老头领着年轻姑娘从这屋走到那屋。
  在这乱哄哄的大地中，紧靠里边的火炕上有一个小天地，那里围坐着不少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先生‘’讲古。这个”老先生“盘腿坐在炕里面，没有修整的胡子长得很长，头发齐在耳丫子上，长瓜脸，高鼻梁，稍微有些驼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夹大褂，长腿便裤，扎着腿带。从这身穿着打扮看，很像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或者是摆摊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会发现他眼睛很明亮，看起人来好像一眼就能把人看穿，那敏锐的眼神和那外表上的老相很不相称。正因为这样，他的眼睛就经常是眯缝着的，好像患有怕光的眼疾一样。有时他的眼圈也真就红起来，这时他就戴上一副茶色眼镜，眼镜是黄铜框子，粗重的方腿上还长些绿色铜锈，好像才出土的文物一样。
  现在他就戴着这副眼镜，在讲《说岳全传》。他正讲到金兀术五路进兵，宋康王被困牛头山，岳飞祭帅旗奋起抗战那地方。他讲岳飞讲得活龙活现，在凛然正气中突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声音不大，除了坐在他眼前的那些听得人神的人之外，稍远一点的就听不清了。
  王一民进屋后就装成找人的样子，向吊铺上下张望着。当他走近这群听书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说书的“老先生”，便感觉到“老先生”正在看他，并向他微微点了下头——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会，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王一民就不再看他，转身向另外一个屋子走去。
  王一民从小店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悠闲地向松花江边漫步而去。他知道那位“老先生”得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才能抽身出来。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溜达到他们指定会面的地点去等他。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这位“老先生”。他们同是吉林人，别看这位“老先生”满脸胡子，实际他比王一民只大四岁，今年才三十三岁。他是王一民的朋友和老师，王一民非常爱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王一民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用他的言行来对照自己。这个人就是原来满洲省委工会负责人，新任命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
  李汉超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由于人聪明，学识丰富，博古通今，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文学系里是以研究当代文学而著称的。他广泛订阅当时北平、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开始是一般阅读和研究，渐渐地他爱上了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和《萌芽》，从这里他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接着他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士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他逐渐地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他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
  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了他，爱得那样深，就像着了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