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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许攸曰）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烧）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三国志·袁绍传》：“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候夜潜往攻琼。”
  这些记载都说得很清楚：袁绍有一万多车辎重，其中主要是粮食，还包括一些其它军用物资，从北方启程，向前线发运。袁绍怕发生闪失，派大将淳于琼等五人率兵一万多人迎接与护送。走到乌巢（今河南封丘西北），离官渡还有四十里，在那里宿营休息。曹操从许攸那里获得了信息，乘淳于琼戒备不严的机会，出轻兵打败了淳于琼，烧了辎重车。被烧的多为粮食。一则曰：“遣车运谷”；一则曰：“辎重有万余车”；一则曰：“北迎运车”；可见淳于琼等人的任务是护送辎重车，不要让粮食和军用物资受损失，而不是保卫粮库。曹操烧的是以粮食为主的辎重车，而不是粮库。
  35　一个“粮”字了得！
  官渡之战，从白马和延津之役算起，一共经过了八个月（公元200年2—10月），而双方在官渡对峙，就有两个月（8—10月）。双方相持不下，后来曹操方面军粮不继，士卒疲乏，曹操感到有些难以支持，曾一度产生退兵的想法。但到了最后，袁绍却一触而溃，曹操有如摧枯拉朽一般大败袁军。原因在哪里？易书总结说：
  “刘备开溜，袁绍失了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了智囊；张郃反水，袁绍折了臂膀。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袁绍大势已去，接下来只能是全军覆没，土崩瓦解。”（《品三国》90页）
  这些当然都是袁绍溃败的诸因素，但都不是关键之所在。
  刘备开溜，袁绍失了外援：溜就溜吧，反正他手中并没有多少兵，而且此人尽打自己的小算盘，对袁绍三心二意，有什么大用？易中天说得好：“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
  许攸叛逃，袁绍丢了智囊：叛逃就叛逃吧，这智囊就像瞎子戴眼镜，他就是在袁绍身边，袁绍也不听他的，有等于没有，去和留都一样。
  张郃反水，袁绍折了翅膀：张郃确是好将，失去太可惜了。袁绍在白马之役失去了颜良，延津之役失去了文丑，现在又失去了张郃，当然在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但袁绍人多势众，其他将领也足以抵挡一阵，还不至于因此就马上垮台。
  那么关键之处何在呢？是一个“粮”字，是因为曹操在乌巢烧了袁绍数量庞大的粮食（一万多车辎重，主要是粮食）。没有粮食，军心动摇，斗志陡降，想到也许不久就会饿死，还有什么心思作战？于是便在曹操的凌厉攻势下，一溃而不可收拾了。
  易书对袁绍溃败原因的分析，恰恰就忽略了，或者说淡化了这个画龙点睛的“粮”字。在叙述火烧乌巢时，说是“一把火烧光了袁绍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也没有提到“粮”字。当然，“所有的军需物资”应该包括粮食在内，但毕竟对粮食强调得太不够了。
  许攸叛逃，确是袁绍溃败的关键，但问题不在于“袁绍丢了智囊”，而在于他向曹操提供了粮车到达乌巢的信息，使曹操把快要到达前线的这批救命粮食付之一炬。
  说一千，道一万，一个“粮”字了得！
  36　公孙康未设鸿门宴
  袁绍在官渡之战失败后，退回了冀州，二年后死去。后来曹操又打败了袁绍的儿子，袁绍的两个儿子袁熙和袁尚逃到乌桓部落中去。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曹操北征乌桓，在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击败了乌桓，二袁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里去，被公孙康杀了，传首于曹操。关于擒拿二袁的过程，易书说：“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当时公孙康设下‘鸿门宴’，将袁尚和袁熙一举擒拿。”（《品三国》91页）此说不确。我们先看看《典略》是怎么说的：“（公孙康）乃先置其精勇于厩（马棚）中，然后请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缚之，坐于冻地。”
  这是袁熙、袁尚到辽东后，初次和公孙康相会时的事。公孙康先在马棚里设下伏兵，然后请二袁进来，二袁一进来，伏兵就出来捆绑了二袁，把他们放到外面的冻地上。《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这件事，说二袁进来之后，“未及坐”就被擒了。（这是本之于《后汉书·袁绍传》。）哪来的“鸿门宴”？别管酒菜好坏，“鸿门宴”总该有个宴会作样子，这仅仅是宾主之间的初次相见，屁股还没有坐下，就被捉拿了。
  37　卞氏是曹操第几任夫人？
  “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品三国》105页）
  此说不确。据《三国志·后妃传》裴注引《魏略》说：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
  又：《三国志·后妃传》说：
  “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卞氏）为继室。”
  根据这两条记载，曹操的第一任夫人是丁夫人，第二任夫人是刘夫人，刘夫人生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修，因为她早死，曹昂由丁夫人抚养。后来丁夫人与曹操离异回家，卞氏便被立为正室了。
  可见，卞氏至少是曹操的第三任夫人，根据记载：在她之上除了丁夫人之外，还有一位刘夫人，至于没有记载的，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又：《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说：
  “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陈思王植，萧怀王熊；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
  把卞皇后排在刘夫人之前，是因为卞氏是皇后，而且是皇帝之母，又是皇太后；早死的刘夫人不过是夫人。这是以尊为序，并不表示卞夫人嫁给曹操比刘夫人还早。
  38　女官敢让王后请客吗
  “然而卞夫人出身虽差，人品却非常好，为人处世也很低调。《三国志·后妃传》说：曹丕立为太子后，身边的人开玩笑要卞夫人（按：此时已不是夫人，而是王后）请客。卞夫人说：我没把孩子教坏，就心满意足了。”（《品三国》105页）
  按：《后妃传》的原文是：
  “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下面是卞氏的话，兹略。）”
  长御是皇后或王后身边的女官，有左、右长御。这是长御向王后道喜，希望王后能对下人颁发赏赐，而不是要求王后请客。那时等级森严，尊卑有别，女官们谁敢要求王后“请客”？有时她给你一点吃的，那也叫“赐食”，而不能称为请客。就拿现在的官场上来说，虽说上下级间都是同志关系，下属也不敢随便要首长请客啊，你请他还差不多，但那也常不给面子。易书说：这是“身边的人开玩笑”，这提法未免太现代化了，那时女官敢和王后开玩笑吗？没大没小，反了你了！
  39　德才兼备不是曹操的用人政策
  关于曹操的用人政策，易中天说：“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品三国》105页）这个概括是错误的。尽管曹操也很赞赏一些德行高尚的臣僚，如说崔琰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三国志·崔琰传》），对毛玠的俭朴、正直加以肯定（《三国志·毛玠传》）。但他所公开宣扬的用人政策，强调的却是唯才是举，而不是德才兼备。也不是德才兼备加唯才是举。《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了两个《求贤令》，所贯彻的都是唯才是举、不问德行的精神。建安十五年（公元210）的令文说：“若必亷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因为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得以称霸，而管仲却不是亷士）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外面穿着粗布衣，胸里怀有美玉一般的才能，却在渭水之滨钓鱼。指西周的姜子牙）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与嫂子私通，接受金钱贿赂，指西汉丞相陈平。是魏无知把他推荐给刘邦的。）二三子（你们几位臣僚）佐我明扬侧陋（帮助我举用出身卑贱之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注意：这里提的是唯才是举，而没有指德才兼备。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十二月乙未的《求贤令》说：“夫有行之士（有行，就是有德）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有道德），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救助弱小的燕国）。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士人在德行方面有缺陷），庸可废乎！（怎么能废弃不用呢！）”另外，《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载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的《求贤令》，指出：“负污辱之名（名誉不好）、见笑之行（行为不检点），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三份《求贤令》中，强调的都是才，而不是德。偷嫂子、受贿赂、没有德行，不守信用的；行为不检点的，被人见笑的，不仁不孝的，都没有关系，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就可以，哪里有一句话强调道德？何曾说过“德才兼备”？易书对曹操的《求贤令》和唯才是举精神作了充分的介绍和论述；但不知为什么，却说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要知道：二者是矛盾的，要求“兼备”，怎能“唯才”？要求“唯才”，如何“兼备”？这不又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
  40　不是“猫论”是“狗论”
  “《魏略》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曹操有个老乡叫丁裴，爱贪小便宜，居然利用职权用自家的瘦牛换公家的一头肥牛，结果被罢了官。曹操见到他，故意问：文侯呀，你的官印到哪里去了？丁裴也嘻皮笑脸地说：拿去换大饼吃了。曹操哈哈大笑，回过头来对随从说：毛玠多次要我重罚丁裴，我说丁裴就像会抓老鼠又偷东西的猫，留着还是有用的。此事如果属实，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猫论’了。（《品三国》107页）
  这个故事见于《三国志·曹爽传》裴注引《魏略》。按照原文，所谓“会抓老鼠又偷东西的猫”，应为“有盗狗而善扑鼠”，说的是狗，而不是猫。是偷嘴吃而又善于抓耗子的狗。此事如果属实，大约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狗论”了。“不管是黑狗白狗，还是偷嘴的狗，抓住耗子是好狗。”但这样一来，“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谚语便不成立了。
  41　吕布被俘后的表现如何？
  “据《三国志·吕布传》和《后汉书·吕布传》，当时在白门楼下，吕布虽然做了俘虏，却意气风发。他兴高采烈地对曹操说：好了，过去的事都了结了，天下也安定了……”（《品三国》108页）
  被缚后的吕布是个什么德性？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易中天用“意气风发”、“兴高采烈”来形容被紧紧捆绑着的吕布，总使人觉得太离谱了，哪有当了俘虏还像得了什么金奖或头彩那么高兴的？别说吕布是个小人，就是文天祥、史可法那样的民族英雄，被俘后也只能用“大义凛然”或“浩然正气”来形容，也不能用“意气风发”和“兴高采烈”来形容啊。古书行文朴直，往往对人的情绪、神态没有多少描写。但我们从《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裴注所引的杂史《英雄记》、《献帝春秋》等书的记载中，通过吕布与曹操、刘备的对话，对他被俘后的情绪、神态，还可以略见一斑。
  吕布一见曹操，首先说：“捆绑得太紧了，能不能松一下？”曹操说“捆绑老虎不能不紧啊。”吕布接下来又和曹操套近乎，问曹操：“明公怎么瘦了？”曹操说：“我所以瘦，是因为不能早日和你相知啊！”吕布一听有门儿，便说：“明公的忧患，不过是我吕布。如今我已经降服了，天下就不足忧了。明公率领步兵，命我率领骑兵，天下是满可以平定的。”他知道曹操重视人才，正在千方百计地搜罗人才，所以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活命的一个突破口。曹操果然有些被打动了，出现了犹豫不决的表情。吕布又向刘备哀告说“玄德：你是坐上客，我是阶下囚，你不能替我求求情吗？”不料刘备却帮了倒忙，对曹操说：“明公不见吕布是怎么事奉丁建阳和董太师的吗？”这话提醒了曹操，终于缢杀了吕布。
  从整个对话过程来看，吕布表现得一点骨气也没有，和陈宫的刚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意气风发”和“兴高采烈”，感受到的只是一付摇尾乞怜的奴才相。是临死前的挣扎，是毁灭时的无奈和悲哀。